编者按：中国诗歌网近期对《扬子江》《诗歌月刊》《诗潮》《绿风》《中国诗歌》《草堂》《汉诗》《读诗》《诗歌风赏》等国内重要诗歌刊物的主编进行了系列采访。他们分享了各自的诗学观念、对当代诗坛的看法，畅谈了他们的办刊宗旨、新年工作计划等。本期推出对《草堂》执行主编熊焱的采访。提问者王士强，诗歌评论家，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

主编访谈系列回顾：

《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

《诗歌月刊》主编李云

王士强：我觉得熊焱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诗歌编辑和主编。我们还是先从作为诗人的熊焱谈起吧。你是何时成为了一位“诗人”的，是在大学期间么？你是如何走上诗歌写作的道路的。我知道你大学是在四川大学哲学系，哲学系就读的经历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熊  焱：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诗的。那时候每写了一首诗，就马上投稿，不过要么遭遇退稿，要么石沉大海。这让我一度灰心和沮丧，严重怀疑自己不是写作的料，我几乎都要放弃了，但在1998年5月，我突然收到了上海《少年文艺》的用稿通知，我的一首诗拟于某期发表。同年9月，我的另一首诗在《中学生读写》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诗歌，极大地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诗歌之路。中学时期我就发表了不少诗作，但显然，那时我还不配称为诗人。真正的诗人，与发表、出版、写作数量、写作时间毫无关系。不客气地说，有的人可能发表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也不配称为诗人。在我看来，真正的诗人首先是要具有一定的诗歌创作水准；其次要有一份长久的献身于诗歌的热情，第三要具有耐得住寂寞的淡泊心境；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不能做出伤害诗歌的行为。当我明白这些的时候，我才真正地成为了诗人。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如果在此冒犯了某些诗歌写作者，我致以真诚的歉意。由于我中学时期就开始写作和发表，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但同时又让我在一定程度上荒废了学业，以致于我没有考上我心目中的专业，而是被调剂到了哲学系。哲学的枯燥乏味，让我在大学时经常逃课，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文学的阅读和写作上。直到大二的下学期，接触到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论述时，我才开始对哲学产生了一点兴趣。再后来接触到宗教学，让我猛然间感到一道光亮牵引了我。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不断地阅读哲学作品，当年某些我弃如敝屣的哲学书籍，如今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知识的积累，再读时却有了更深的感触。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重回我的大学时光，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哲学。可以说，哲学系的就读经历，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写作，或者可以这么说，那段求学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指引了我的写作方向。

王士强：你老家是贵州，后来上大学和工作是在成都，“家乡”变成“故乡”，你的诗歌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书写乡愁，故乡、亲人是你很长一个阶段中重要的写作对象，也产生了多篇影响广泛的作品，用情很深，感人至深。“故乡”给了你什么，写作中你对“故乡”持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关于故乡的书写在你到目前的写作中有没有一些转变和位移？

熊  焱：对我来说，“故乡”不仅是生命的“故乡”，更是精神的“故乡”。在我看来，每一个优秀的诗人，包括作家，都一定是有一个“故乡”的。这个“故乡”在最初可能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但慢慢地就会变成精神学意义上的，成为其写作上的精神皈依。对我来说，我最初的写作就是从写作故乡开始的，但后来我写社会现实，写城市生活，写生命体验，写人生感悟，这些与我的“故乡”从题材、内容上来说，已经毫无关联，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我这些非“故乡”题材的写作，其气息、脉动、声音、血液，都是从“故乡”发散而来的。更重要的是，我心中有精神的扎根地，我在写作时才不会着急，不会心慌。我现在对“故乡”的书写已经少了很多，因为隔得远，回去的时间较少，对“故乡”的乡村新秩序，我不是太了解了，不能草率地下笔。

王士强：你出生于1980年，也被认为是80后的代表性诗人。你对70后、80后、90后这种诗歌的代际叙述怎么看，它的有效性和不足有哪些？关于80后写作群体，或者说你的“同代人”，你认为这一群体相比较其他年代的人而言有何特点，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熊  焱：我认为这是一种方便的代际称谓，并不具备特别的诗学意义。当然，这三代人肯定是有差别的，但他们不像“朦胧诗”、“第三代”那样具备鲜明的诗学特征。在我看来，80后可以作为市场写作的代名词，从早期的那一拨80后青春写作，到近年来的网络写作，80后都是主力军。而在80后诗群中，出生在8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诗人，其精神气质截然不同。80后早期出生的，精神气质更接近于70后，而80后中后期出生的，才真正体现出新新人类的特质。与70后和90后相比，80后的生存压力是最大的，所以也是最浮躁的一个群体。80后的诗歌写作更加开放、多元、包容，但是并未体现出其80后所独有的先锋性。80后中被称为先锋写作的诗人，其实也还是更多地在政治、体制和性上面打转，或者是玩弄一些外在的花哨技巧，并没有真正地把握这个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中人们的精神境遇、灵魂感知和心灵秘密。当然，我相信80后诗人会成为未来诗坛的中流砥柱，不过还需要时间。

王士强：你应该是接触网络比较早的，请介绍下较早时期的情况。网络对于你的成名起到了什么作用？

熊  焱：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接触网络的，那时候网络文学刚刚兴起，在随后的几年达到了高潮。那时候我们主要是在乐趣园论坛上进行大串联，论坛上各种骂架、争吵、讨论，热闹无比。我和我的同学田乔飞主持了一个诗歌论坛，叫“门”，成为当时80后诗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雄心勃勃地推动着80后诗歌运动。有时候在论坛上发了帖子后，就守候在网吧里，急切地等着别人回帖。不过说实话，那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青春荷尔蒙过剩的热情，而不是真正的对诗歌的热情。因为随着那股浪潮的退去，如今坚守下来的人已经屈指可数。而网络上所谓的成名，不过是混一个脸熟罢了。就像今天众声喧哗的微信，有不少人的名字都知道，但就是不记得他写过什么作品。真正的成名，还是应该以文本说话。

王士强：大学毕业后你就到了《星星》诗刊做编辑，这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个写诗的人能够到一个著名的诗歌刊物来做编辑，可以把诗歌作为自己的职业，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其中是怎样的机缘？你在《星星》应该是工作了十多年吧，有怎样的心路历程与大家分享？《星星》的编辑理念等对你有何影响？

熊  焱：2002年，网络诗潮正汹涌澎湃，我在《星星》诗刊的论坛上帖了一组诗，后被《星星》诗刊头条推出，篇幅很重。我因此认识了《星星》诗刊的各位老师，后来我到《星星》诗刊实习，大学毕业后就留了下来，从此走上了职业编辑的道路。我非常感谢《星星》，是《星星》让我不断地成长和成熟，这十多年《星星》的工作经历，让我受益终生。老实说，我沾了《星星》的光，我的作品能够更多地被人关注，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是《星星》的编辑。所以，我总是不忘告诫自己，在工作之余，我需要潜心写作，好好努力，至于能不能写出好作品，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对待诗歌的纯洁之心。《星星》从创刊至今，一直秉承着一种“星星人”的精神，一种始终不忘初心，视诗歌为毕生事业，并为之无悔付出的精神。当然，我表述得并不全面和准确，但是我能深切体会。不过很惭愧，我做得远远不够。“星星人”，尤其是《星星》老一辈的编辑们，他们身上的编辑大家的风范和气质，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王士强：你是2016年来到了《草堂》？作为新创办的一本诗歌刊物，它的初衷是什么，希望达到怎样的效果？我想作为刊物的编辑和作为执行主编还是不一样的，你在执行主编的位置上，对《草堂》负有怎样的责任，工作的内容、工作的重心主要在哪里？

熊  焱：《草堂》诞生于2016年5月，我参与了创办。从古至今，成都就是一个诗歌之都、诗意之城，具有悠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得天独厚的诗歌环境和卓越不凡的诗歌成就。当时市委的主要领导，希望成都市拥有一份与这座诗意之城相辉映的诗歌刊物，整合省、市诗人和诗歌资源，做一个行走的成都诗歌标志。而杜甫草堂，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符号，是成都的诗歌地标，于是取名为《草堂》。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份诗歌读本办成推动华语诗歌发展的重要平台。对我来说，编辑与执行主编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除了对刊物的方向、格局、襟怀有一个大的把握和前瞻外，其实仍然是以一种责任编辑的心来做事，所有发到我邮箱里的诗，也都是我亲自编选。

《草堂》2018年第1期封面

王士强：《草堂》的栏目设置主要是怎样的，在刊物的定位上希望凸显怎样的特色？

熊  焱：我们的栏目大致有十五六个，常设栏目大约有十个，其它的是不定期栏目。从文本的质量与风格、诗人的年龄与地域、诗歌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诗歌历史的挖掘和梳理等诸方面去进行搭配，展现我们刊物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胸怀。

王士强：我知道你最近几年有很大精力投入到了小说创作之中，原因是什么？小说创作与诗歌创作有冲突么？你觉得（或者你希望）未来的熊焱作为小说家更为重要还是作为诗人更为重要？

熊  焱：我写小说是因为诗歌不具备小说那种宏大的叙述模式和广阔的话语空间（当然，诗歌那种意味深长、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美妙韵味，却也是任何文体也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我热爱，我热爱小说。对我来说，小说创作与诗歌创作一点也不冲突，甚至二者是相互补充的。比如诗歌写作的语言表达能力，对小说有巨大帮忙。而小说中刻画细节的能力，对诗歌也同样有帮助。在这两种文体中，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我还是希望，未来的熊焱作为一个诗人更重要。

王士强：有人说，现在写诗、读诗的人越来越多了，诗歌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熊  焱：确实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诗歌，这说明社会的精神需求在发生变化。我当然愿意看到更多的人参与诗歌，推动诗歌的发展，然而我们又必须警惕的是，这种热闹加剧了诗坛的浮躁，还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生态环境。不客气地说，虽然诗歌升温了，但是以钞票、性别、职务等等形式来亵渎诗歌的行为又增多了。我希望诗歌的升温，是真正的诗歌建设、诗歌发展的升温。这些年诗歌写作者的数量在激增，可我们的创作水准并未成比例地提高。对每一个个体的诗歌写作者来说，不应该是在网上喧哗叫嚣，跑到诗歌圈来凑热闹，而是潜心读书，认真创作。

王士强：现在是网络时代，你怎么看现在网络诗歌媒体的作用？它与传统诗歌媒体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熊 焱：随着终端阅读的不断普及，网络诗歌媒体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微信的出现，就从社会大众层面上助推了诗歌的又一次热潮。不过，在泥沙俱下的网络诗歌中，已经显出了网络诗歌的审美疲劳。当下的网络诗歌，正处于一个调整期和转型期。网络诗歌媒体，决不能只是简单地将传媒诗歌媒体的内容搬到网络上。这二者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有一种彼此差异化的定位和发展。

王士强：诗人注重个性化与创造性，而编辑则需要兼容并包。在诗歌编辑与诗人这两个身份之间，你是如何权衡的？诗歌编辑的身份对你的诗歌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熊  焱：诗歌编辑是我的工作，以一颗公心，好好做好这份工作。诗人则是对我多年来默默写作的一种身份认定。这二者既有关联，又可以毫无关系。一个好的诗歌编辑未必写诗，一个好的诗人如果缺乏一份公心，也成不了一个好编辑。当然，一个编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认真写作，其创作实践会对其鉴赏、判断、识别作品的能力有一定的帮助。而在编辑工作中的一些认识、体会、感知，也会对自我的创作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但不管是诗歌编辑，还是诗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需要对诗歌葆有一份敬畏之心、一份热爱之情！

《草堂》2018年第2期封面

王士强：明年《草堂》在推荐诗人和诗歌上有什么举措，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计划、诗歌活动的安排？

熊  焱：明年我们的栏目，依然沿袭着老中青新四代人的作品构架，在原栏目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栏目。头条封面诗人主要是梳理现代汉语诗歌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符号价值、做出了较大贡献的诗人；实力榜、中坚栏目将全面呈现当代诗坛的优秀诗人力作；最青春栏目主要刊发80后、90后、00后的作品。为了推出更多的新人，专门开设了一个重要栏目，叫潜力，不限年龄，只要是被遮蔽了的、具备很大潜力的诗歌写作者，都将在这里被重磅展示。在诗歌活动方面，明年我们的最主要任务是办好2018成都第二届国际诗歌周，力争将该活动打造成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对接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其次，我们将举办“草堂诗歌奖”，传承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以现实主义题材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兼顾各种诗歌流派和风格。第三是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举行采风创作、征文大赛等活动。第四是将大力扶持基层诗歌写作者，深入各地，进行一对一诗歌改稿辅导，并择优在刊物上展示。第五是加大与新媒体的融合，力争在传统刊物与新媒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整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