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汉诗史案研究》，赵思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在历史的坐标上透视个案，个案犹如森林里的一棵树木，既有它自己独特的生命和风韵，又根植于这片森林的同一片大地。因此，个案研究蕴含着通识意识和通识视野。这种个案研究，是谓史案”，赵思运给出关于“史案”的名词解释，也给出了《百年汉诗史案研究》这样一本特殊性中寓含着普遍性的立体的诗学专著。

本书依照时间顺序，选取20位诗人、批评家作为研究对象，其意并非仅为这20位诗人、批评家在文本创作上给予褒贬评判，而是试图凭藉对这20位诗人、批评家在文本创作上的研读和分析，考量“同样的时代语境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诗人精神个性的生成、诗人自身的精神境遇乃至隐秘的精神风暴又是如何外化到诗人的诗歌文本之中的”（作者自序）。

读《百年汉诗史案研究》，既是读诗论，亦是读史论，读每个诗人、批评家所处时代的历史，因此本书既是百年汉诗史，亦是百年中国不同时代对诗人、批评家的强行进入在诗歌及诗歌批评上的表征——没有一个人能逃避得了时代的追光或追击：时代有时给予你光环，有时给予你击打，只看你处于什么时代。

本书的特点之一，并不单纯将目标投注在诗人群体，它也将关注的视点投注到批评家身上。诗人与批评家本就是诗歌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一个共同体，但在以往的诗歌研究专著上我们看到的大都是他们的分离，或者只锁定诗人，或者只锁定批评家。赵思运此书提供了新型的研读模式，当对同行有启发？随着诗人批评家的不断涌现，今后的诗学专著应该也大都会走赵思运这种复合型路子。

且让我简要摘述书中几位传主看看作者的论述立足点。　

陆志韦。作者有感于陆志韦作为白话诗人形象的被遮蔽，执意探询其中的究竟。在“五四”时期激进革命、白话诗人们与传统诗学割裂的大语境里，陆志韦走的却是一条“去革命化”的诗体建设之路，持守着“诗而就是语言，我们说话就够了，何必做诗”？在写作上崇尚“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当别人以诗为武器投身于疾风暴雨的反帝反封建的火热生活现场时，一心埋头于诗艺的陆志韦就难免不合时宜，被当时的诗坛“抛弃”也就不难理解。确实如果没有赵思运此文对陆志韦的发现、挖掘和推出，如我一样的诗歌写作者都不知道现代文学史上有这么一个陆志韦，更遑论普通读者了。读此文，我想到了一个至今依旧有效的问题：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应该如何摆置？

茅盾。茅盾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既不是以诗人形象也不是以批评家形象，而是以翻译家形象。这又是赵思运独辟蹊径之“独”，举凡与诗有关的作者、论者、译者，都享有一视同仁的被研究资格。但且慢，赵思运研究茅盾的译诗为的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新诗的倡导者，他的新诗创作为何如此之少”？赵思运以诗作文本为例推论出：秉持“文学为人生”主张的茅盾一直把译诗作为“抗议”“刺激将死的人心”的工具来使用，对诗歌内在的艺术动力认识不足，从而也影响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我的理解是，茅盾并没有从译诗中体验到诗歌创作的快乐，那种被灵感点亮、被语言创新击中的快乐，也就没有进入翻译的快乐。译诗如果只作为一种工作而非创造，是不能带动一个诗人的诗写热情的。

闻一多。17岁即写下《论振兴国学》，倡导“葆吾国粹，扬吾菁华”的闻一多深受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观念的影响，明确以艺术“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急务”，他的诗歌创作就沿着这条路子走，一旦动荡的时局不能满足他“文化救国”的理想，他就“毅然参加了革命活动，成为民主运动的急先锋”，以自己英勇无畏的牺牲“定格在历史的天空中”。但“对于中国诗坛、中国学术”，闻一多的过早离去，“不免也是巨大的遗憾”，当赵思运如此感慨时，我们便也能读到他的惋惜和隐痛。

何其芳。赵思运在本文中以何其芳为例，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奔赴延安后经过“人性基因的修改、删除、涂抹”，向“无产阶级战士转化”，并最终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心路历程，以及这心路历程如何同时伴随着诗人的写作，从早期的文学母题“爱情”、“自然”、“夜”与“梦”，到“真正意义的诗歌生命”的结束。何其芳无疑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自我改造（尽管这改造消磨了一个诗人的诗性感悟），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客观真实。百年汉诗不能缺少何其芳这个典型。

百年汉诗不能缺少的还有林昭。林昭作为建国后反右运动的牺牲品，是诗人“捍卫自由民主精神理念”在特定历史时代遭遇的戕灭。“健全的人性、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以及为了人的健全发展的体制”，是林昭关于“人”的全部思考和诗写，带给她死亡的也正是因为她的思考。林昭的死让我们看到了极左的残酷，促使我们反思那个随意践踏个体生命的恐怖时代。林昭的存在客观上也证明了象征人性尊严的诗歌并未缺席于那个残酷的时代。诗歌在每个时代都应发出自己不屈的声音。　

本书中以诗歌批评家和诗人双重身份进入作者叙述视野的有：姜耕玉、格式、李少君。以诗人身份进入作者视野的有：李新宇、杨克、李笠、陈克华、海子、潘维、非亚、雷平阳、安琪、徐俊国、张晓楠。纯粹以批评家身份进入作者视野的有谭五昌。

《百年汉诗史案研究》采用的“文献－发生学”写作法使阅读变成一件辛苦活，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诗人的诗作进行评析。诗作评析在这本论著里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希望透过每一个个体写作者的人与文，辨析写作者何以如此的心灵理路和时代的特质，我相信作者所选中的论述对象都有一个特定层面的代表性：在姜耕玉，是对中国新诗“离开了汉语诗学传统之源流，走上了脱离汉语母题不归路”的反思；在李新宇，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学人如何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写作光芒的阐述；在杨克，是执着于“中国本土性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的写作如何可能的证例；在李笠，是“去国诗人”从最初的以母语为家到创立“属于自己灵魂印记的个性化语言”的写作如何形成最终的共识；在陈克华，是同性恋诗人“惊世骇俗”的身体表达所确定的异端写作美学在海峡对岸的实行；在海子，是诗人如何避免自杀的寻根究底：“他们自毁的根源在于其更多地沉于非实践意义的审美现实而抛弃了实践意义的现实生存”；在潘维，是“丰富斑斓的地理文化”在造就一个天才诗人上的助力；在格式，是一切“从句子开始”：“从句子开始”研究诗人，也“从句子开始”自己的诗歌建构；在非亚，是先锋性之于一个诗人的持续行进动力；在雷平阳，是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都有值得诗写、都能成为“历史主角”的写作范例；在李少君，是“立基于本土传统，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出发的诗歌创作”的呼吁和实践；在谭五昌，是重新定位第三代诗歌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基点的理论拓宽；在安琪，是宣告史诗写作在21世纪碎片化时代的崩溃；在徐俊国，是提醒一个诗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必须形成独具个性的意象体系”；在张晓楠，是儿童诗如何实现“儿童性”和“诗性”的融合与探索。

夏中义先生在文艺学研究领域提出的“文献－发生学”方法，被他的学生赵思运运用到诗歌研究领域，是学术精神的传承，和光大。

2018-1-27

注：文中的引号部分均来自《百年汉诗史案研究》。

《百年汉诗史案研究》目录

诗人个案研究中的文献—发生学方法（代序）

第一章  陆志韦（1894—1970）

激进语境下的诗歌探索

第二章  茅  盾（1896—1981）

茅盾译诗的症候式分析

第三章  闻一多（1899—1946）

“文化救国”理想破灭后的焦虑

第四章  何其芳（1912—1977）

《夜歌》：知识分子改造的心灵文献

第五章  林  昭（1932—1968）

为理想和信念献祭的诗人

第六章  姜耕玉

汉语诗性智慧的探触

第七章  李新宇

从早悟之诗情到学人之幽思

第八章  杨  克

本土性生活体验的诗意切片

第九章  李  笠

李笠诗歌中的文化母题意象

第十章  陈克华

“败德”的身体测绘学家

第十一章  海  子（1964—1989）  

回眸诗人之死

第十二章  潘  维

江南文化的诗意解码

第十三章  格  式

语言窄门的窥视者

第十四章  非  亚

自行车群里的“非法分子”

第十五章  雷平阳

《祭父帖》：自己和自己开战的一生

第十六章  李少君

草根诗学的倡导与实践

第十七章  谭五昌

第三代诗歌的勘探

第十八章  安  琪

史诗的崩溃与日常生活的深入

第十九章  徐俊国

从“鹅塘村”到“文化断乳”

第二十章  张晓楠

诗性与人文交融的儿童诗域

赵思运，1967年生于山东郓城，文学博士，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主任，《茅盾研究年鉴》主编。出版专著《何其芳人格解码》、《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等，诗集《我的墓志铭》、《六十四首》、《丽丽传》、《不耻》、《一本正经》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诗作家旧体诗词创作现象的发生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汉诗的本土性反思与实践”等。

获作者授权发布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