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上下卷），张清华，主编， 东方出版社2015年。

继著名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之后，中国当代诗歌史终于有了第二部权威编选的反映民间诗歌状况的诗歌选本《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27年了，真是漫长的等待。据本书编者张清华教授后记所言，动议编纂本书“始自2005年初。原因一方面是觉得自从新世纪以来，诗歌中的民间性与文化地理因素在快速增长，各地的诗歌群落以地域、代际、观念和风格等为标志大量发育，并日益影响着诗歌界整体的氛围与格局；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直接原因，自2004年7月始，笔者应《上海文学》邀请开辟了一个名为‘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的专栏，自2004年第7期，到2006年6月止，共计两年时间，该专栏每期以一个诗歌民刊为对象，介绍一个有影响的诗歌群落”，从动议到最终成书，又隔了9年，显然，一直富于民间精神和底层关怀的学院派教授张清华先生是把这个选题沉甸甸地放在心里，不曾有过放弃的念头，才终至于有我们眼前这本黄皮书。

《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分上下两卷，连序带目录近900页，收有39家民间诗歌团体：非非主义、他们、北回归线、葵、诗参考、女子诗报、发现、丑石、坚持、阵地、东北亚、自行车、新死亡诗派、诗歌、存在、独立、扬子鳄、诗歌与人、第三条道路、零度写作、漆、或者、人行道、新城市、终点、南京评论、行吟诗人、极光、诗歌现场、野外、不解、蓝风、新汉诗、活塞、低诗歌、大象、后天、海拔、城市诗人。

39家里，张清华撰写评论的有19家：非非主义、他们、北回归线、葵、诗参考、女子诗报、发现、阵地、东北亚、自行车、新死亡诗派、诗歌、存在、独立、扬子鳄、诗歌与人、第三条道路、极光、活塞。也就是，这19家是上过《上海文学》“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专栏的。张清华教授不曾亲笔撰写评论的另20家收入本书时也都有相关评论，撰写者由各民间诗歌团体提供。

本书大体按如下体例展示39家民间社团：1）民刊简史，亦即流派简史，2）主要成员代表作，3）主要成员新作，4）评论和访谈，5）相关照片。

本书实际是39家民间诗歌团体的小传。

排在本书第一家的“非非主义” ，占了全书60个页码，显见编者对非非主义的重视。而非非主义也确实了得，强悍的非非主帅周伦佑亲自撰写流派简史并提供了两篇理论文章和一篇访谈，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变构说”和“红色写作”理论，在访谈中，周伦佑喊出“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想必当年读过此访谈的人还记忆犹新。张清华教授在他所撰写的题为《在“文本”与“人本”之间》充分肯定了非非主义在“诗歌实践”与“诗学理论”方面的地位，指出，非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能构造出“复杂深奥、庞大宏伟”而且充满了“语言/文化的双重乌托邦”色彩的，具有“玄学”一位的结构主义的诗学理论，实在是“奇迹”。就是今天，这60页的非非主义也是阅读难度很大的一个专辑，周伦佑的雄辩、高亢以及强硬的姿态，依稀让人看到朦胧诗的英雄主义情结。

顺理成章的，“他们”排在民间社团第二位。和“非非主义”一样，“他们”也是第三代代表性社团，也有一位铁腕主帅，韩东其人虽瘦小、谦和，其文其行事却和周伦佑一样有魄力、有谋略。“他们”简史由小海撰写，围绕韩东，细致历数了《他们》的创办及发展历程。文字部分有韩东雄文《论民间》的节选，有于坚文论论述韩东名言“诗到语言为止”，以及我采访韩东的文章（该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2006年）。 张清华教授在题为《必然的终点和或然的起点》一文中看到了哲学出身的韩东的“冷酷”和“清醒”，也对韩东“诗到语言为止” 提出了质疑，因为，“语言必须和意义同时到位，反过来说，诗歌在抵达语言的时候也必须同时产生意义”。对“他们”让我们看到世界真实的一面的作用，张清华教授认为“他们”功不可没。

第三家“北回归线”也是老资格的民间社团，同名纸刊创办于1988年12月的杭州，主要发起人梁晓明和刘翔，前者以诗名世，后者则是理论家。这个群体也是阵容强大、高手云集。由刘翔撰写的流派简史分四部分，真是洋洋洒洒，既有事实的罗列，也有理论的陈述，还有细致的分析。一个流派要做大做强，除了坚持，也要有阐述本流派能力的发起人或核心成员存在。这是我阅读本书的一个感想。张清华教授为之撰写了题为《南方的精致》的评论文章，对“北回归线”成员“无可替代的才华”赞赏不已。

《葵》位列本书第四家民刊。葵主帅徐江亲自撰写流派简史并诗论一篇，朋友们都称呼徐江徐教授因为他实在太博学了，倘当初毕业分配在高校，一定是好的教书先生。徐江论诗确实有教授的苦口婆心，他告诫诗人，“永恒人人想要，但它只中意天才中最朴实也最勤奋的那些”。张清华教授为“葵”撰写的文章题为《〈葵〉：穿越无意识世界》，文中对葵同仁伊沙给予极高的定位，认为伊沙是能够在诗歌写作中精微而敏感地触及中国人的“历史无意识”的第一人。我决定以后就用张教授的话来回答那些人，他们经常奇怪我为何挺伊沙。

读到第五家《诗参考》时我不禁想到2003年夏天，中岛和我和几个朋友在北师大与张清华教授相聚的一幕。其时张清华教授已在《上海文学》推介《诗参考》了，中岛自然感激而兴奋。言谈间张教授问我有可以推荐的民刊吗？我和康城当时在漳州老家办有《第三说》民刊，但只出两期，自觉影响不大，没敢说，恰好我在北京已加盟第三条道路诗群，就推荐了第三条道路，张老师说可以，让我组稿，这才有了刊登在《上海文学》及收入本书的“第三条道路”诗群。此为后话。

中岛撰写的《我与〈诗参考〉》一文回顾了《诗参考》的缘起，写得有文采有深度。2004年在大场诗歌朗诵会现场，中岛抱着最新一期《诗参考》在叫卖兜售，期间偷偷吻了手中新鲜出炉的《诗参考》，那一幕恰好被我看见并牢记至今。作为《诗参考》主力，侯马亲自上阵撰写了《〈诗参考〉的参考》，行文有力，想来定让中岛很是开心。张清华教授为《诗参考》撰写的文章题为《〈诗参考〉：胀破时代的修辞与伦理》，指出《诗参考》的“民间”与“口语”的倾向性，这个指认很到位。

第六家《女子诗报》是本书唯一一家女性主编的女性同仁刊物，自然是女主帅晓音撰写简史，晓音坦承办刊的动力来自于冀望女性“自己做自己诗歌的主人，摆脱男性的‘庇护’”以期得到“女性诗歌的健康成长”。对中国当代史上第一个以女性集团出现的诗歌群体，张清华教授撰文《经由爱的伤口深入世界》，文章如此作结，“一个三流的女性诗人所写的作品，也永远比一个一流的男性诗人的作品更加率真和感人——这不是后天决定的，而是先天。”经由此文，我得知《女子诗报》曾有一位女性诗人卖血办刊的悲壮往事，如此生命与诗歌的血肉交融，在民刊史上实为罕见。

现在我们来看第七家，《发现》，由一群就读或毕业于北大的诗人创办于1990年，西渡撰写的《回顾〈发现〉》陈述了《发现》的创办及理念，对《发现》同仁而言，“诗歌被界定为语言的探索，它的触须深深探入未知的领域”（臧棣），他们的写作理想是“使人成为语言的一部分”。《发现》群体时至今日依然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主力，其中，臧棣和西渡承担了重要的理论发言人角色。新世纪以来，臧棣的写作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值得重视，他的关注建立在语言层面，他不直抒胸臆，不照搬生活，他写的是现实，但已经把现实语言化并深度化。张清华为“发现群体”作了题为《语言的蝴蝶》的发言，肯定了“发现同仁”拯救汉语诗歌语言的努力，使之不至于太走向粗鄙化和简单化，也质疑了“语言优先”论。

《丑石》诗刊能进到第八家当源于它的持久，这个创办于1985年的民刊成为福建第一家入选本书的幸运儿说起来也有我的一份辛劳。2009年，协助张清华教授作本书后续工作的张德明教授询问我还有哪些民刊可资推荐？我提供了三个选项：丑石、第三说、第三极，并且简述了各自状况，对丑石，我说它是福建省创办时间相对较早并持续至今的一家诗歌民刊。张德明教授确认丑石后我把消息转告丑石两位创办人谢宜兴、刘伟雄并让他们直接和张教授联系。作为丑石的核心成员，我多次参与丑石诗会，创意并承担《丑石》诗刊“民间诗刊主编访谈”专栏主持，无论如何“丑石”专辑该有我的一席之地，不意收到《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翻到丑石专辑竟发现我没有被推荐作品，实是大为意外和不解。尽管谢宜兴有诸多解释，我依然心里留下伤痕，就是现在写到这节心里还是隐隐作痛。一个人置身多种群体也属正常，伊沙就既是葵成员也是诗参考成员，阿翔更是以五个群体的成员身份入选本书。只能猜测，至少在当年谢宜兴心中我在丑石诗群的分量并不是我自以为的那么重。《丑石》没有入选《上海文学》“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专栏，因此没有张清华教授撰写的论文，理论部分由一直伴随丑石成长的福建著名理论家邱景华老师操刀，邱文题为《“丑石”：超越地域的现代诗群》。

我在福建时就知道内蒙古广子、赵卡和他们的《坚持》，作为第九家入选本书的群体，我读到了创刊人广子撰写的简史和赵卡题为《时间的筛子》的文论，赵卡在文中开篇即把广子当年命名的“坚持”与里尔克的“挺住”作了联想，认为这是时年23岁的广子一种青春期亢奋、热烈、理想主义的心理折射，我深以为然。这一对好兄弟几十年来相依相携，偶尔在微信上打打嘴皮子，但在对诗歌、对文学的态度上却非常坚持他们嫉恶如仇的本性，他们眼中的“恶”指的是那种缺乏精神向度的写作。自视甚高是两位主编的共同点。才华横溢是两位主编的另一共同点。

要说到森子的《阵地》了。我得感谢《阵地》全文刊登我的长诗《加速度》，那是1999年的事。《阵地》的创刊，使河南平顶山成为河南的诗歌重镇，主编森子在阵地简史中叙述了一路走来的艰辛，其间多次面临是否停刊的犹豫。《阵地》坚持批评意识和人文品质。张清华教授撰写的《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定位“阵地诗群”为“知识分子性”写作，看到的也是阵地诗人在写作中的“人文性”含量。

作为1990年代初即开始现代诗写作的一员，我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多次看到我的名字在各民间诗刊上闪现，相比于今日的懒散，1990年代的我实在积极多了。譬如我要说到的第十一家民刊《东北亚》，2000年就刊登了我的长诗《事故》，我也因此很早就知道黑龙江绥芬河。每一家民刊都使每一个地理闪闪发光。2002年北漂后我见到了《东北亚》诗刊主编杨勇和杨拓，不用多话便如亲人。张清华教授在《黑土的火焰抑或雪上的脚迹》一文中认为“东北亚”是中国诗歌民刊阵营中迄今（2006年）为止最宏大的命名，他注意到了东北亚诗群与此地民间文化迥然不同的风格：纤细、温情、精致和敏感。

现在我们要骑上自行车去广西南宁看看非亚和他的《自行车》，这是一个自己玩得很嗨的群体，在南宁，他们自得其乐，虽大部分操持着口语写作却极少以口语诗人自居。“自行”是他们的行为准则，“自行”就是自我解放，非亚在《自行车》简史中如是说。我注意到本书中“自行车”专辑收入文章的作者很多，计有：非亚、罗池、梁亮、张羞、李黎、王亚峰、大雁，每篇文章都很简短，人多势众，打群架很合适。张清华教授为这个群体撰写的文章题为《“自行”的“南蛮”》，我看到南蛮就欢喜，我所在的省份也是著名的南蛮之地。张教授读到了“自行车诗人们”诗歌写作中的“直觉经验”以及对“直觉经验中的某种潜意识深度的偏好”。

这就要说到我的诗歌写作发源地，来自福建漳州的“新死亡诗派”。1992年，道辉在短暂的北漂后返回老家漳州，一定是漳州现代诗写作的重要事件。这一年，他创立了“新死亡诗派”，在政治气氛尚未如今天一样相对开明的1990年代初，这个命名实可谓“触目惊心”。道辉把现代诗写理念带到了漳州，启发、激活了若干热爱诗歌的写作者，我即为其中之一。道辉有强大的气场和活动策划力，时至今日，漳州的许多诗歌活动依旧是道辉在操持、主办。作为新死亡诗派的理论干将，林忠成撰写了本辑中两篇文论，此外本专辑还收有梦亦非文一篇探讨语言的狂欢。张清华教授在《向着死亡思考存在》一文中敏锐地感知到新死亡诗派“需要额外予以肯定的是语言”。是的，语言，永远是道辉要求于诗写者的第一要义。

收入本书的第十四家民刊是山东的《诗歌》，这是张清华教授偏爱的一个方阵，它的发源地就是张清华教授的故乡，山东滨州。这一群体中人长征、雪松、戴小栋、格式、孙磊、宇向，等等，均为张教授亲人般的兄弟。因此张教授写起“诗歌群落”便饱含深情，他用的是《像黄河一样奔涌并且沉默》这样一个足以用来写“中国”这一宏大主题的题目，黄河确实是从山东入海的，张教授便以黄河来比喻“诗歌群落”的“浑厚、大气、沉着”，以及充满着“刚强与柔性共在的力量”。《诗歌》简史由主编长征撰写。2004年国庆期间，我的那趟难忘的收获颇丰的山东行便是因了素未谋面的长征兄的邀请，那趟旅行当另文撰述。幸福的是，本辑收有我访谈长征的文章。

1994年，《存在》诗刊在四川内江创办。后，一度又移师德阳。两地交汇、联动，轮流替办。我至今记得它的16开本和牛皮纸封面。在陶春撰写的“存在简史”和诗学随笔中，我们了解到存在宗旨即强调“诗歌意识的神性、智性及自然构述能力三重结合的原生性质写作”。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存在主义是一个热门话题，知识人言必萨特、海德格尔，《存在》诗刊的背景应也有这个元素在。收入本书的“存在专辑”颇为重视理论建设，除了陶春，谢银恩、刘泽球也均有文论“存在”。张清华教授为“存在诗群”撰写的题为《透过丛林诉说悦耳之声的羊肠小径》也是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理论入手开始他对“存在诗群”的解读，他认同这个群体对诸多严肃命题的探寻，但也警醒到过于观念化的诗歌表述“不只有天然的优势”，也有“同样天然的劣势”。

当我在《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独立”专辑中看到熟悉的发星张开翅膀状若飞翔的影像时我有一种感动，这个矢志不移宣扬地域文化（主要是彝文化）的诗人，一直到2016年6月西昌国际诗歌周我和他相见于安哈彝寨，才知道他乃汉人，而多年专心彝文化的挖掘及推广已让他长出彝相。发星主编的《独立》也很关注各地民间诗歌运动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推出了很多专题。我所了解的发星创作力非常旺盛，据其所言，得自大凉山神的滋养，每当灵感枯竭，他就跑到山上采山气，一回到屋便文思泉涌。发星喜欢生造词，比如把太阳叫铜血，河流叫黑根，大地叫母源。发星在我眼中充满神奇。张清华教授为《独立》诗刊撰写的文论是《在金黄的阳光中抓出钙铁》，张教授对发星所置身其中的大西南也神往不已，认为此地可媲美我们祖先《诗经》“十五国风中斑斓迷乱的气息”。

说到《扬子鳄》，1990年代出道的诗人知道麦子、阿权，新世纪的诗人知道的就只有刘春了。于是刘春在《扬子鳄》简史中作了明确的叙述，这是他的厚道。民间诗歌群落从初始的齐心协力，到中途的分崩离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事的恩怨。刘春作为70后老革命，对70后自然有感情，从收入本书的诗人及相片均为70后诗人即可看出。《语词·闪电·如歌的行板》系张清华教授为《扬子鳄》撰写的文章，张教授也注意到了《扬子鳄》对70后诗人的推动，“或许正是《扬子鳄》这样的诗歌群落和载体的成熟，才标志着70后诗人正式的登堂入室”。

而真正让70后诗群登堂入室的应该是《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下卷位列第一的《诗歌与人》，这份创办于1999年的诗歌民刊，第一期即隆重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2000年，广州），我和几位60后诗人应邀组稿本省诗人，与黄礼孩有了战友般的感情。在民刊大都不注重装饰因而外表粗糙的大环境里，黄礼孩的《诗歌与人》印制精美、版式考究，实在令人眼前一亮。2001年，《诗歌与人》趁热打铁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第二辑），扎扎实实为70后概念在诗歌界站稳脚跟敲了定音鼓。2001年底，《诗歌与人》抢救式地为生于1960年代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作了一个专刊，是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一代人自此有了识别码。如果要推选一位新世纪以来改变中国当代诗歌历史进程的诗人，黄礼孩是不二人选。此后，《诗歌与人》跑得就比闪电还快，已经驶上了通往国际诗坛的快车道，需要一部专著才说得清。事实上已经有了这样一部专著，那就是青年批评家明飞龙撰写的《诗歌的一种演义》（九州出版社2010年）。收入本书的“诗歌与人专辑”有黄礼孩和世宾撰写的文章，张清华教授在《热带的熔点》一文中明确指出黄礼孩“创造了另一个范例，一个以民间与个人力量，推动诗歌媒介与载体传播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生深刻变革的例子”，诚哉斯言！

当我要陈述“第三条道路诗歌群落”时我心情复杂，这个如今已宿命般分裂成三个“第三条道路”的诗歌群落是2002年12月我到北京后接触到的第一支诗歌队伍、第一批朋友。那个飘着大雪满地白晃晃的冬夜，老巢在北京大学西门外的一家餐馆为我接风，来的都是第三条道路的朋友：树才、谯达摩、林童、李青松，还有我当时供职的《青年时代》杂志主编李红。顺理成章的，我便和这个群体一起玩，那是第三条道路最团结、最活跃、最红火的时期，一干诗人到清华大学、到人民大学举办讲座和诗歌朗诵，《第三条道路》（谯达摩、温皓然，主编，九州出版社2005年）出版后还在百万庄咖啡馆举办热热闹闹的首发式，十品、庞清明等全国各地第三条道路成员来了50余人。乐极生悲，这次聚会居然是第三条道路最后的挽歌，此后，第三条道路分裂，我因为不想陷入其间的纠葛，也绝少再提第三条道路了。幸运的是，第三条道路入选了《上海文学》“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专栏和本书，算是我和第三条道路同仁相互共勉的纪念——第三条道路饱含了我初到北京时诗歌的热血和疯狂。本书“第三条道路简史”由我撰写，树才写了题为《“第三条道路”：一种新的思路》的文章，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命名缘起及写作理念，“写作。对，是写作，而不是争吵”，因为第三条道路是在“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激烈争吵的盘峰论剑（1999年）之后提出的，性格温和的树才自然不喜欢争吵。但人算不如天算，恰恰第三条道路是在撕破脸皮的争吵中分裂的。感谢张清华教授为曾经兴旺的第三条道路留下这么一篇文论《道路的前面还是道路》，张教授写到，第三条道路“蕴藏了更为广阔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的自我限制”。

《零度写作》是我陌生的一家民刊，创办于1999年，主编方胜祥。收入了杨宏声、古冈、吴跃东、海岸的小文。

来自广西北流的《漆》也是我在福建就熟悉的，主编原来笔名虫儿，后改为吉小吉。漆简史由伍迁执笔，文章作者除了吉小吉、伍迁，尚有：朱山坡、非亚、梁冬华。

武汉小引的《或者》创办于2001年。小引不仅写得一手好诗，也写得一手好文，他的《对反对的反对》，陈述了他的艺术观、陈述了写作中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也陈述了语言之于写作，还陈述了解构中的结构和结构中的解构，等等。李少君的《谈“或者”诗群》（节选）注意到了或者诗群“关注和把握具体的现实的日常生活细节”的能力。

《人行道》创办于2001年，从张卫东执笔的群落简史我了解到该刊所在地四川成都。提倡的是“诗人，行为，道义”（高岭）。

上海这座城市在第三代时期也是群雄并起，涌现了许多诗歌流派，此后烽烟消散，渐趋消停，能在全国有影响的诗歌群落并不多，收入本书的《新城市》算一个，但也是比较寂静的，诚如“《新城市》简史”所说的，“缺乏诗歌主张和诗学纲领的统摄，诗歌群体的实践活动难免会漫无定向，没有一种实力团队的冲击力和公益奉献作用”。

我在阅读《终点》简史（白鹤林执笔）时读到了我的朋友康伟的名字，这个当年的诗歌青年如今只愿安静读书，而把写作留给他的同仁。从“终点”细心罗列的作者队伍来看，它的辐射面很广。“终点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范倍此言颇为豪迈，提供了永无止境的终点的前景。

《南京评论》的前身是2001年10月创办的同名网站，2003年始有刊物跟进，此后便一年一期颇有规模地行走。《南京评论》以南京几所高校的诗歌教授为班底，整个办刊方向自然有学院派倾向，成员大都有理论阐述能力。《南京评论》简史由瘦叟执笔，核心主将黄梵在题为《我的“九宁”主张》中揭秘了他的诗歌语言观。马铃薯兄弟小短文《诗歌谈片》是其诗歌写作的夫子自道。

2002年《行吟诗人》在广东东莞创刊，“时代感、使命感、悲悯感”（刘大程）是《行吟诗人》的办刊宗旨。我想说的是创办人之一郁金，这位诗作几次被张清华教授推举的诗人作为北漂的一员，曾在京城的几次诗歌活动中和我有过交流。2004年5月25日我还用QQ形式对他作过采访。郁金在京以自由撰稿人方式生存，替书商当枪手写畅销书，干得很有劲。没想到2005年患了鼻咽癌，只得离京回故乡湖南祁东治病，2014年传来他辞世的消息，我一阵心酸，记忆中他憨厚的笑浮现眼前。

看到山东济南的民刊《极光》，我就想到2004年10月5日午间，在叶匡政的“合德堂”图书公司我端着碗边吃饭边盯着极光论坛，每刷新一次，就有数个新帖冒出。那年国庆，我应长征之邀走了山东数地，回京后写了《在山东》系列诗文，其中有篇文章引来格式、长征撰文回应，贴在极光论坛后众人纷纷撰文各抒己见，这里面有邵风华、马知遥、探花等，史称“极光论战”。新世纪以来，每家民刊都有相应的论坛，《极光》也不例外。主编严纪照撰写简史，长征撰写极光诗学论文。在题为《这瑰丽的奇幻与安详》的文章中，张清华教授注意到极光诗人群“形而上的趣味与追求的极光精神”。

有几年，《诗歌现场》出版频率非常密集，短时间内便接二连三占据我的书橱，然后忽然间又消失不见。朵渔主编的这本民刊立足于1970年代出生诗人的先锋一脉，激进、愤世、不妥协，很快在众多民刊中脱颖而出。收入本书“《诗歌现场》专辑”的两篇文章来自于坚和朵渔，是值得一读的大论。

《野外》，一本我不陌生的刊物，来自杭州，每期《野外》最后都附有本期作者通联，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举措。胡人执笔“《野外》简史”并文论一篇，另一篇由江离撰写。野外诗群成员无论写作还是相貌，都干干净净的，这是我对他们的总体印象。

《不解诗歌年刊》竟然创办于2006年，这是我没想到的，发起人余怒出道很早，我以为《不解》应该也创办很早。简短的“不解简史”告诉我们，不解诗歌论坛成立于2000年，远远比“年刊”要早六年。余怒的影响力无疑十分激烈，不解诗群写法上大都走的余怒路子，语言破碎、暴力，也歧义迭出。

《蓝风》，2003年创办，杜青主编，微信兴起后和杜青偶有互动，女画家，女诗人，现居广东。诗论全能的才女林馥娜有文《各呈其美》论述《蓝风》。

《新汉诗》，武汉，刘洁岷，这是三个可以同时对接上的词。在题为《观念的“降落”》一文中，刘洁岷用排比句的方式说明了《新汉诗》的主旨。而荣光启教授更是亲自上阵，为《新汉诗》作论曰《寻求汉语诗歌的新质》，挨个把新汉诗成员点评一番。推举《新汉诗》，荣教授劳苦功高。

《活塞》，徐慢和丁成2004年10月创办于上海，丁成撰写《活塞》简史。我并未读过任何一期《活塞》但我对该刊却似乎很熟，因为在张清华教授编选的年度选本中经常有对《活塞》成员作品的点赞。形成的印象是，这是一个与现实较劲的群体，他们反抗现实对人心灵的平庸化而立志于保持个体身心的尖锐性。诚如丁成文章标题所示“异端的伦理”。阅读本书，可知晓《活塞》成员的理论阐述能力也颇为不俗，除了丁成，尚有李原提供的长篇文论。张清华教授在《深渊上翱翔着时代的蝙蝠》开篇即言《活塞》“它提供了我们这时代的需要的，但在别人那里却未曾提供的东西”。

下半身、低诗歌、垃圾派，有人说，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是一路向下，持续走低。《低诗歌》让我想到张爱玲的话，低到尘埃里，再开出花朵。对《低诗歌》，我能想到的是它的理论发言人，张嘉谚先生。

《大象诗志》近期有一个举动，大象诗社创始人之一樊子出重金2600元收购创刊号，如果我手头有的话会还给他的。可惜没有。我入选过一次《大象诗志》（2015年），这才看到《大象诗志》果然大气，版式和选稿都很用心。老民刊人阿翔人到哪里，就把民刊张罗到哪里，《大象诗志》简史及诗观都由阿翔执笔。

《后天》和江雪，几乎可以划上等号。按主编江雪所言，《后天》致力于传播中西方当代先锋文化艺术的多元化、非主流方向，倡导独立自由的文化精神。在北岛的《今天》之后，中国诗歌民刊有了《后天》，有了《明天》（谭克修），估摸着《昨天》正在某人腹中酝酿着。夏可君教授为《后天》撰写了长篇文论。我看到勇敢爱民的前警察吴幼明也是《后天》成员，不知吴幼明现在是否还在宋庄？

在以海洋著称的海南岛，有一个诗歌群体偏偏自我命名《海拔》而不是《海平面》，显见这个群体勇于往高处攀登的志向。符力撰写“《海拔》简史”。曾长期供职于海南的诗人批评家李少君责无旁贷是“海拔诗群”主将，由他和他的好朋友、批评家张德明撰写理论文章是自然而然的事。

终于写到最后一家，《城市诗人》，原来是上海诗人群落，主编铁舞和我有微信互动，确乎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曾认为我微信转的某人诗作低俗，会对社会起误导作用。收入本书的《城市诗歌和现代主义》由铁舞撰写，在铁舞看来，我们的城市诗歌并未真正现代主义起来。

现在必须回头重新阅读张清华教授的《序》，这篇文章的许多观点对我而言都极其新鲜，极其值得在行文或讲座中引用。我简略摘取如下：1）在各个文明圈彼此隔绝的时代，“地理”本身就是“历史”，“地理特点”大于“时间痕迹”。2）《诗经》按照的是文学地理的方式而非时间的方式编辑的。3）在过去的很多年，我们一直是在“时间”的范畴中来讨论新文学和现代诗歌，以致形成一种时间维度的价值判断标准，构造了一个文学不断进步的新神话。4）几乎所有被广泛认可和经典化的诗人，都是从民间刊物成长起来的，而不再是由原有发表体制所制造出来的。5）北京的知识分子诗人仍然拥有另一种不可动摇的“等级优势”（确实如此，身在学院却一直秉持着民间精神的诗人伊沙有诗《剑客自省》：居外省民间/意味着/你既得不到/京城的好处/也得不到/地方的帮助/你惟有/靠自己/一身的剑术）……

    这几日我一直在想如何写《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的读书记，结果写成了这样一篇以引用为主的四不像文章，本文对未购买此书的读者也许会有一点帮助，但要真正全面地、有收获地从此书受益，一定要购买并亲自阅读不可。

2017-1-13，北京，不厌居。

本文原刊于《福建文艺界》，2017年12月号，福建省文联主办。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