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25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做作反抗做作” 诗人于坚和他笔下的理想生活》）

即使在建水，消失也无可避免。古城一度遍布茶馆，里头说书、唱滇剧，三毛钱能坐一整天。东门朝阳楼上就有一家，于坚爱去，坐下来能俯瞰全城。茶位费从五毛涨到一块，后来关门了。

“这种活动是‘折寿’的。”诗人于坚难得出席了一场图书颁奖典礼。他拒绝了主办方在第一排留的空位，落座在后排。

领导讲话，台下掌声寥落。南方周末记者下意识加入鼓掌行列，于坚阻止，“鼓掌干嘛？”他的散文集《挪动》得了奖，奖品是1000元新华书店购书券和一座水晶奖杯。前者是他此行目的，小心收起；后者忽然断成两半，玻璃球掉了下来。

于坚把奖杯塞给尴尬的工作人员，说了句“下次再给我”，转头离开。活动在昆明，由一家房地产企业赞助，场馆四周高楼林立，人工花园陈设着艳丽的假花。“这个时代的审美出了巨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奇丑无比的东西它认为是美的。”于坚指着水池中央的塑料荷花，向南方周末记者发问，“你说这个可不可怕？做作，一切都是做作的。”

于坚63岁了，“做作”成了他的常用词。他喜欢“文人式生活”，古代大诗人的正常生活，现在却变成黄金时代的回光，“很多人挣了钱有点想回到这种生活方式”。

但想回去是做作的，“大家都认为这是腐朽、落后的，长袍马褂，这是什么玩意？你是不是有点疯，或者要故意高人一等？”于坚问道。他对“时代”的归纳是三个词：做作、唯物、不仁。但他也逃不掉做作。“没办法，知其不可而为之，做作就做作。”他决定不管不顾，“以做作反抗做作”。

于坚的做作，与诗歌和建水相关。1986年，他在《诗刊》杂志发表《尚义街六号》，声名鹊起，被视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他后来陆续发表《飞行》《0档案》等诗作，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他乐于自称“故乡诗人”，长居昆明，写故乡云南，到头来却发现故乡消失了。180千米外的建水古城，乃是为数不多给他安慰的地方。

“我陷入一种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

1992年，为拍摄纪录片《碧色车站》，于坚沿滇越铁路徒步，经过建水。建水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古称临安。“建水人要在他们的家乡建造一个杭州那样的天堂，他们成了。”于坚说。建水有很多古老的四合院，街道上马车悠悠，拉井水送去各家。“那时候的印象和昆明差不多，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12岁以前，于坚住在外祖母家的四合院。印象中，彼时昆明“非常安定”，从城里走出来一会儿就看见田野，再走一会儿则是荒野，“荒野、田野、城市是连在一起的”。他常一个人漫游，从早到晚，依着直觉穿行于林中。

已故云南诗人费嘉曾回忆，他与于坚一行人同游石林。回程途中于坚拒绝乘车，表示要步行回150多千米外的昆明。“他的表情是凝重、决绝的，不像是开玩笑。”费嘉写道，友人们只好拉他坐下，劝说良久，“最后他人是给哄上车了，但一路上恨恨不休，不时朝我们投以轻蔑的目光”。

“那个时候以为这是地久天长的。”但于坚渐渐察觉昆明的变化。1981年他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那首《记忆》写童年的故乡，渐起的高楼，污染的河流。

于坚从前每周骑自行车去滇池游泳，喝那里的水。他在《滇池》中写道：“一代一代人/涌来又退去/滇池的花石头/永远也拣不完”。几年后，人们纷纷传说滇池水不能喝了。他不以为意，直到某个下午亲眼看到水里漂浮着黑毛，“苔藓之类的东西，还变成黑的”。他“疯狂地从滇池里逃出来”，再也没下去过。

“那简直是晴天霹雳。”他把滇池视若太阳，“你怎么会想象太阳没有呢？忽然早上起来太阳是黑的。”他再写滇池就满是哀叹：“世界啊/你的大地上还有什么会死？”

20世纪末，昆明召开世界园艺博览会，主题包括“迈向21世纪”，城市焕然一新。“我的一生是从昆明武成路上的某个房间中开始的。但我无法向人们证明……因为这个城市并没有武成路，我陷入一种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于坚在《昆明记》中感叹。

四合院没了，他搬进民国建筑，再后来又住进“西方式的小区”。住所离滇池20分钟路程，他每天下午走去“看看滇池的水清了没有”。

2001年，于坚出版《丽江后面》，写纳西族人、东巴教，形容“在高山看落日是人生最美妙的时刻之一”。他如今再说丽江，“是贬义的，痛心都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完全不值得一去”。

无能为力感周而复始。看见被改造的手工作坊，被迫搬迁的老人时，于坚还会感到这种情绪涌上来，二十多年仍不能自持。“有时候都痛恨我是这种人，有什么可感性的，但你还是忍不住会感性。”他郑重其事地反省。

“一个作家在他童年时代就完成了，因为写作实际上说到底只是一种回忆。”对于坚而言，他的写作“是废墟中的写作”。

最重要的回忆坚定了于坚写作的缘起。1960年代某个下午，父子两人把窗帘拉严，在一个旧脸盆里点起火，烧掉父亲的藏书。“为什么要把这么漂亮的书籍烧掉呢？当火焰劈啪作响的时候，我少年的心中充满疑问……”于坚后来写道，“我一生的写作其实是从1966年这个阴郁秋日的午后开始的。”

当时于坚还不知道，同一时期，古城建水阴差阳错地幸存了下来。

一辈子要找的那个中国，就在这里

于坚常去建水小住。两地不通高速公路或高铁，他得从昆明坐三小时火车过去。建水演进缓慢，与周边其他县市隔着不止一个时代的距离。古城路面还是青石板，马车“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在汽车中间”。

建水人仍由井水养育。西门的大板井最甜，供人饮用，其他普通井水专供生活。于坚认为这代表传统社会的“信”：“井水我们是信任的，不怀疑。自来水我们嘴上不说，去到任何一个宾馆，有时候会问：这个水可以喝吗？”

于坚很早就想写建水，但“没找到怎么写它”。往复多次，他忽然意识到这里成了标本、对象、隐喻和象征，“不仅仅只是一个地方”。他说，如今在云南，要证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世界确实存在过，“只有去建水，建水成了古典生活世界的活化石”。

“实际上我写建水是在问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要什么。”于坚如是解说。《建水记》一书，于2018年1月出版了。

建水东门前的迎晖路是条古道，行车不便，政府拓宽了9米。后来操持重修的马辛林有些不满，他按汉代官道的传统，在道路中间加设露亭，供行人遮风避雨，也能使街道没那么空洞。

马辛林是于坚笔下“一个月只用几百元”的老马，“活得像个古人，不求上进，没有手机，只是读书、修身养性，吹散牛”。他过去在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当老师，受不了开会，学校要求讲普通话，他偏不讲。“我就是不合时宜的人，所以只能是自动离职了。”老马讨厌“工作”这个词，代之以“做事”。

老马偶尔做古建筑修复。城中五百多个四合院，2013年开始部分修复。他修复的第一间四合院，空间、陈设全照古法还原，起名“闲庭”。一位领导执意命名为“秀居”，僵持不下，只好妥协成“秀居闲庭”。“意思完全不对了。”老马不忿。

2015年冬天，于坚带比利时朋友麦约翰入住闲庭。麦约翰自号无能子，他钟爱中国文化，把《道德经》翻译成了弗莱芒语。一进院子，他居然哭了：自己一辈子要找的那个中国，就在这里。从此麦约翰也常去建水，甚至盼望长住。他托于坚问老马，建水有没有自己可以“做事”的地方？“我说没有，这个人到建水非饿死不可。”老马笑道。

建水人消遣多：古琴、书法或做紫陶。建水自南宋末年开始生产陶器，有九百多年历史，不少人在自家做，当作日常爱好。建水人还爱吃烧豆腐，吃一块放一粒苞谷米，以便摊主结算。老马说：“人生必须有自己的生活，不然就是混蛋。”

书中的老李大号李志伟，住在燃灯寺附近。他重修了自家老宅，二楼设为客栈，于坚住进去，从清晨到日暮，每天在天井里喝茶聊天，“忽一日，问起是几号，居然已经过了十天”。

建水有各种大院，曾家大院、孙家大院、杨家大院、谢家大院……也有人给自家重新命名，挂上“静庐”，“羲舍”等牌匾。那里仍是熟人社会，人们互相串门，来客便喝茶谈天。于坚起初由老马领着串门，后来独自行走，推开门就轻车熟路地聊起来。

“在那个地方你很放松，不会得抑郁症。”于坚说，“它有很多使孤独的人不孤独的功能。”

2015年，第二届“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举行，于坚任主席。文学节在建水闭幕，夜里大家喝红酒，醉了，胡乱跳舞，吟诵王维、李白的诗歌，捧酒杯浇胡同，直至凌晨。

云南话版“诗意地栖居”

于坚习惯随身带一台莱卡相机。他在铁路沿线闲逛，看到乡民高兴地托一只鸡经过，就摁下快门；另一幅照片里，人们聚在废弃的铁轨上休息。“这可以看出中国人理解现代化的方式，他总是在破坏现代化的规则，把它变得更符合人性。”于坚说。

《建水记》中收录了于坚的大量摄影作品，“文章和图像是互补的，图片不是文字的附庸”。于坚从《众神之河》一书开始践行这种写法，有时强制自己只拍一张照片，“那个瞬间是最重要的”。

于坚去扬州，拍摄却引得居民不乐意：“拍什么拍，老拍我们这种落后、脏乱差的地方。”这在建水很少发生，他认为是由于建水人对自己生活保有认同感，“不觉得新的就是好的，他觉得这种生活是一种天堂式的，是很美的世界，所以你拍他，他很高兴”。

建水古城不远处盖起了新城。许多人在现代化的小区购置房产，但更习惯住在老房。“建水人说不出不愿意搬家的道理，只是说，’好在’。”于坚写道，这是云南方言，大意是美好地在场。他认为这应和了诗人荷尔德林和哲学家海德格尔，是云南话版“诗意地栖居”。

古城也有过危机。

1960年代，人们把文庙的匾额全摘下藏起来。“假如说文庙现在没有那些匾了，你说是个什么样？”老李问南方周末记者。始建于元代的文庙当时成了反面教材，大量外地人前去开现场会。它却由于充当会议场地而丝毫无损，“今天依然是建水城里最辉煌气派，质量第一的建筑物”。匾额自然也挂回去了。

那时农村人家还偷偷掖藏古董，甚至塞进墙缝。老李回建水后，从乡下收了一批字画，“很便宜，这么一包书画十几块钱”。

另一次危机发生在21世纪初。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决定改建城中心地段的建新街，居民反对拆迁，《焦点访谈》称“仿古街毁掉了真古街”。不久，云南省建设厅发布公告，被拆除的古民居异地补建，相关县领导批评、处分。“建水有一个强大的民间。”老马颇感骄傲。

建新街恢复平静，改回原名翰林街。于坚的朋友和成在街上开了古董店，“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开这店，主要是在里面陪各路朋友喝茶”。和成两年只卖掉三四样东西，其中包括于坚买的一张案子。案子体积可观，难以带走，还镇在店里。

大家曾驱车前往距建水城30千米的村子贝贡，去看“一群高低错落的四合院”。那里蔓草丛生，梁木歪斜，依然衰败，却仍“美轮美奂，是古典四合院中的杰作”。大家兴奋得有如遇见珍品的古董贩子，但于坚不快乐，他在荒凉落败中同时看到了高贵和悲剧。

“把每个人的故乡都变成商品”

即使在建水，消失也无可避免。古城一度遍布茶馆，里头说书、唱滇剧，三毛钱能坐一整天。东门朝阳楼上就有一家，于坚爱去，坐下来能俯瞰全城。茶位费从五毛涨到一块，后来关门了。

2018年1月16日，于坚再去建水，参加《建水记》首发式。这次他没看见马车，有了方便快捷的电瓶车后，马车送水不再必需，每天只剩两三辆。

县长出席了首发式，于坚当面提出：文庙本应只在大成殿有一座孔子像，政府在进门处另立孔子雕塑“破坏了它的这种制式”，应当拆掉；文庙也不该新建后门，那只是祭孔时官员走向大成殿的捷径，“是小人走的路”。他认为，进入文庙，人人都应绕过二十余亩的“学海”——泮池，走至一块方石前，遵循其上所刻行事：“文武官员到此下马。”

几天后，老马串门至羲舍，女主人手捧一本《建水记》，讲出心中矛盾：“希望很多人知道建水，但又不希望太多人知道建水”。老马也承认“害怕被改变”，他安慰对方：“就像老于说的，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来，来了看不懂。来的人就是爱建水的。”

于坚也有隐忧。他多次强调这本书不是旅行指南，“今天旅游太可怕了，旅游的本质是把一切地方都变成商品，把每个人的故乡都变成商品”。如果建水消失，他“就没有好玩的地方去了”。

冬夜里，昆明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对建水的印象是幼时春游的地方，不过“没什么好玩的”。他刚转行开出租车两年，“容易厌倦”。车到下个十字路口，他无来由地冒出一句：“我发现，这城市啊，都长一样了。”

在于坚眼中，社会倾向于不断地消灭细节。个体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独善其身”，在生命中重建细节，这也涉及做作。“比如你是一个少女，要把指甲弄得最美，成为一个作品。要把你的小房间布置成个人的作品，变成你自己的作品，使你自己离开这个荒凉的城市，回到家就内心充满喜悦。”于坚说，这就是尼采所谓“在自己的身上反抗时代”。

建水总体上阳光和煦，气温要比昆明高出几度。城中异常安静，城楼屋顶的檐角上挂着风铃，人在巷道中只听得远处传来的风铃声。老马说，那是伴随建水人长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