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克

当我对百年中国新诗进行比较系统的一番思考时，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诗歌观、价值观、写作观和方法论，把这一百年的诗歌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泛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1949年至1976年一元化的国家主义时期，1977年至1989年的多元化转型时期，1990年至1999年的消隐沉淀时期，2000年以来的网络波普时期。出道于民国时期的诗人几乎全都过世，民国诗歌的语言革命和美学品质已然成为百年新诗的一种象征；国家主义时期的诗人存世者多已进入耄耋鲐背之年，几乎已不动诗笔。当下的中国诗坛，基本势态是由第三阶段的40后到70初的诗人作支撑，由第四第五阶段的75后到80后的诗人作推进，由第五阶段的90后到00后作跟进；就诗歌代际而非年龄辈分而言，当下诗坛呈现出的是五世同堂、千姿百态、共涌诗潮的热状。

1977年至1989年多元化转型时期涌现出来的新生诗人，包括朦胧诗人、新现实主义诗人、现代主义诗人（包括第三代诗人），经过漫长的历史沿革和写作演进，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下中国诗歌的坚实基础，他们具有从40后到70初的年龄梯阶，其中内含着诗歌艺术的主体结构，是它们适逢其时地成为百年中国新诗的主要冲刺者和完结者。三四十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在写作、在创造，不断地发表作品出版著作，比如40后诗人的北岛、叶延滨、叶文福、李发模、周涛等，50后诗人的杨炼、严力、梁小斌、欧阳江河、于坚等，60后诗人的吉狄马加、韩东、杨黎、邱华栋、默默等。上述的新现实主义诗人，也被称为“新来者”诗人，那是相对于1980年左右的“归来者”诗人艾青、绿原、陈敬容（民国时期成名）和公刘、流沙河、昌耀（1950年代成名）等等而言的，他们是当年的诗歌新生力量，其代表性人物有叶延滨、叶文福、李发模、桑恒昌、张新泉等一批诗人，他们被1980年左右的时代所造就，名震诗坛而进入文学史，而其中活在当下、写在当下、引领风头者当数叶延滨。时值中国新诗百年华诞，叶延滨以占其五分之二历程的人本和文本的造化积淀，成为这个盛典现场的主角之一。

立于人本的先行者

现代主义艺术是结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对于具体的文化事物包括历史事实一概进行解构，但却不能否定历史存在的结构性形成和不断的补充，解构主义本身也将被补充结构到文化史的坐标中。我在此引出本文论点，叶延滨是当代诗歌史中重要的代表性诗人，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结构性诗人，正是要说明结构性诗人的价值性、历史性所在：优良的人本、文本与创造力的完好统一。

在当代中国诗坛，叶延滨仅仅以代表性诗人的身份立世已经足够，他40年的诗生活阅历包含了太多的人生性和价值性的内容，为人师、为人友，堪称善，为诗艺、为诗业，堪为精，事实上他不仅仅一位堪为精、堪称善的诗歌个体，他还是中国诗歌航母的一位舰长，曾任《星星》和《诗刊》的主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是一位资历全面的诗坛主帅，几十年来为中国诗坛培养诗歌人才，推进诗歌事业作出了人所共知的杰出贡献。

我与叶延滨诗歌渊源始于30年前。1986年我在苏州一所工科学校读书时，创办了一个名叫火帆诗歌沙龙的文学社团，聚拢一些院校和社会上的诗歌青年在一起，进行写作、阅读的广泛交流，然后我主编民刊《火帆》诗刊推出全国各地诗歌同仁的作品。我们的主要成员有沙克、柏常青、张樯、客人、尹树义、林浩珍、谢宏、陶文瑜、韦宏山、王道坤、瓦兰、车前子、小海、安子、伊慧英、史光柱、阿非、曲光辉、唐洪波、徐徐、师涛、匡文留、凌子、宋路霞、白玛、梁粱、谷鸣、阿樱、他他等等。他们都是当年的优秀青年诗人，当下的实力中坚诗人。火帆诗歌沙龙聘请了1980年代各种诗歌力量的代表性诗人做名誉成员和盟友，如“归来者”诗人艾青、绿原、流沙河等，朦胧诗人杨炼、顾城、舒婷等，新现实主义诗人叶延滨、李发模、陈所巨等，第三代诗人孟浪、周伦佑、宋琳等，台港诗人洛夫、余光中、黎青等，国外汉语诗人云鹤、方昂、南子等，这份名誉成员和盟友的名单说明火帆诗歌沙龙对于诗歌艺术的宽广兼容性质，而名誉成员叶延滨作为诗人个体和作为《星星》主编的宽厚包容精神，最切近《火帆》的艺术表达和价值诉求。如果没有当年这个影响不凡的诗歌社团和民刊《火帆》，也许就没有我和一些同仁诗人的今天的状况，就没有我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此前，我对叶延滨的了解仅仅是符号性的“著名诗人”和“代表作《干妈》”等作品；此后，对叶延滨的理解是人本与文本的结合，逐渐从报刊媒体认知这个人，然后更多地阅读他的诗。近30多年来，在许多中国诗人的心里都藏着关于三个地址的问答题，如果谁能随口说出三个准确的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８５号《星星》编辑部，北京市虎坊路甲15号《诗刊》编辑部，合肥市宿州路九号《诗歌报》编辑部，那么，他必然是来源于１９８０年代的资深诗人。在那个热火朝天的诗歌年代，青年人写诗的痴情超过如今考公务员的热情，如果不是公职家庭的子女、没有城市户口而便于就业，如果不能考上院校得以分配工作，此外的青年们，在上述三种报刊上发表一两组诗或若干首诗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直接间接地达到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的目的，有的人从工人农民直接变身为公务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甚至“坐直升飞机”被提拔为文化艺术界的官员。当然，写诗不为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目的青年也有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写诗仅是源于家庭文化熏陶和生性爱好。然而，假使没有《星星》、《诗刊》和《诗歌报》的存在，也许就没有坚守诗歌到如今的诗人沙克的存在。上述问答题中的三个地址有两个与叶延滨有关，他先后做过《星星》和《诗刊》的掌门人。

叶延滨做了几十年诗歌刊物的编辑、主编和诗歌界的统领，不知扶持助长了多少曾经像我这辈和更多下辈的诗人群体，不知改变了多少诗歌青年的命运，他对当代中国诗歌的进程，切实担起了润物细无声的一份导引作用。既然是在叙述叶延滨的人本，不妨说得生活化一些。叶延滨作为“拥权巨大”的诗歌从业者，从来都敬畏着诗歌的本身，从来都不拥权自重，为人处事从来不以获得回报为企求，他甚至常常拒绝投稿作者、发表作者的小小吃请，也一贯拒绝作者登门造访致谢。相反，他在主政《星星》和《诗刊》的20多年间，不知倒请登门作者吃过多少回工作餐。在当今文坛，能做到这样不近人情却又近乎人性、诗性的文学报刊主编能有多少？在我几十年的印象中还有一个，他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的《诗歌报》主编蔣维扬，他和叶延滨一样是不近人情却又近乎人性、诗性的当代诗歌的导引者，在那一代诗人们的内心里，对他们深怀如此的共识。《星星》、《诗歌报》、《诗刊》是中国诗坛的三大高峰报刊，鼎力支撑着中国诗歌的进步和未来，而叶延滨、蔣维扬做其主编，确是人尽其贤、才尽其用，实是中国诗坛的幸事。

 在我放弃外贸国企高管的未来，放弃摆好办公桌椅的政府公务员的机会，转行到玩笔杆子的媒体杂志、文艺协会工作25年来，我断续的诗生活与叶延滨的关联度就大了一些，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清水如许的君子之交。我在《星星》和《诗刊》发表诗歌或许有七八十首，一次又一次获得稿酬，却从没请他喝过一次茶；我与叶延滨的人际关系，仅仅是后生与前辈、作者与编者的关系。偶尔的时候，我反过来做他的编辑，把他散文、随笔、杂文发表在我负责的地方报刊的版面上，彼此凭作品说话的职业性往来，没有什么客套，似乎显得有些清静冷淡。在与叶延滨30年的诗歌渊源中，前20多年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这个人，直到我离开诗坛10年、后来又于2007年回归诗歌，还是没有见过叶延滨一面。到了2010年代的近些年，我才在一些诗会中幸遇叶延滨，真可谓一见如故，却对他没有相见恨晚之感，唯有对他这个人内外在的果不其然的确证。

有这30年的诗歌渊源，我称叶延滨为师，为兄，或者叫他叶帅，意即诗坛老帅、帅哥，或者就叫他老叶，怎么称呼叶延滨他都不以为忤，他笑而默而接纳。

我几十年的自由写作和投稿，从八分钱一张的邮票当家到电子邮箱当家，发与不发任由编辑作主，从不到编辑部登门拜访，从不过问如何处置。但有那么一次投稿是例外，我对叶延滨提出了请求。那是2005年初，处于诗歌写作休眠期尾段的我，读到当年第1期《诗刊》发表绿原的开卷新作《绝顶之旅》，当晚就写了一篇评论《清澈，混沌，峰顶，冰山一角的巨鲸——从绿原的诗<绝顶之旅>谈起》，从电子邮箱里发给叶延滨。我在投稿附言中对他认真恳切地说，绿原是1940年代的七月派代表诗人、1980年代初的“归来者”代表诗人，当代最具国际影响的大诗人和文学翻译家，没有之一，他在身体欠安的耄耋之年写出如此深刻大器的作品，令我产生少有的震撼和感动。绿原淡泊名利的低调人生遭遇过太多的挫折压抑，却创造了卓越的文学成就，1942年他出版诗集《童话集》，被誉为“诗坛神童”，曾帮助胡风写30万言书上书中央后于1955年被打成“胡风骨干”，1997年以权威的译著《浮士德》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1998年成为首位获得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桂冠诗人金环奖”的东方国家诗人，2003年获得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在这些含义巨大的价值符号里，60多年的思想之光穿过曲折的命运隧道，呈现着绿原的传奇色彩和中国文人的钻石精神。我写这篇评论就是代表几代读者向他敬礼。云云。希望延滨主编兄重视此稿。

意料之中的是，他亲自编辑了这篇评论，很快发表在《诗刊》上。然而，绿原对此却感到了小小的意外，原来他在电子邮箱中看了这篇评论时提醒我，做好接受没有任何反馈的心理准备；看到《诗刊》发表的评论他又谦逊地在电子邮件中对我说，看来《诗刊》对你的文章很赏识。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对叶延滨说过这一段关于绿原作品与评论的背后细节，就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也许在叶延滨身上发生的敬畏诗歌、精为事业的细节太多了，通过叶延滨发生的善待人事的诗坛佳话太多了，多得前后三代诗人都能对他说上一番和几番，无需我再多嘴多言。叶延滨作为当下中国诗坛的先行者，一个社会人、诗歌人，他洁身自好的纯静心态，务实朴质的根本品行，敬业助人的宽善情怀，使他的人本精神立于世端，广受敬仰。

立于文本的常青树

在阅读叶延滨的诗歌文本前,先得准备一些阅读的尺子，否则可能会变成一种模糊阅读，因为叶延滨诗歌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达40年，历经了当代诗歌艺术变迁的几个代际，其美学观念、艺术手段、语言技法和价值诉求，是在不断演进的。总体来说，叶延滨的诗歌文本包含着巨大的丰富性、矛盾性和关联性，必须找到相应的尺子来度量他不同时期的作品，才可能会体认到一位诗歌大家对于汉诗艺术的非凡贡献。

美学、文艺学和诗学的不断外展、渗透、细化，为诗歌阅读提供了诸多互相关联的路径和方式，从以中外文化为区别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西方主义、全球化，到以艺术风格为区别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波普主义，再到以现代哲学为区分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存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论，再到以文本解析为区分的比较文学、美学、文艺学、诗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互文性理论，等等，这许多复杂而有所交叉的学术范畴和工具，可以度量当代中国诗歌的一切类型，当然也能从中找到适合叶延滨诗歌类型的两把、几把尺子或许多尺子。是的，一把尺子度量不了叶延滨巨多诗歌文本的千万气象。以中外文化为区别，他的诗歌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全球化的多重元素；以艺术风格为区别，他的诗歌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重色彩；以现代哲学为区分，他的诗歌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主义的多重理念；以文本解析为区分，他的诗歌需要文艺学、诗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多重解题方法。

本文在这里强调当下性，姑且把本文叙述的当代诗歌的时段指向文革后的1977年至今40年，那么对叶延滨在当代诗歌中的学术定位，可以如此表述，他是当代诗歌史中的结构性诗人，而非一个点位性诗人。1980年左右，属于叶延滨诗歌写作生涯的青春期，他正是以点位性的诗歌文本《早晨与黄昏》、《干妈》和《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等代表作，长久地名世立史。然而在当代中国诗坛，我们所处的动态文化机制下的代表作常常被赋以意识形态化的时态效应，加之许多诗人写作代表作时往往才20多岁、30多岁，致使这类代表作一旦被固化为诗人的价值符号，那么在时代诉求变化、文化机制变革、审美标准迁变的过程中，它们会慢慢地变得勉强、尴尬直至名不副实，不得不以“时代性局限”来规避时代进步后的质疑，甚至有一些诗人干脆否定自己那些代表作的不成熟、不艺术和不纯粹。另一方面，诗人在这种代表作之后的漫长写作生涯中，价值观念不断趋真、美学认知不断掘深、诗学程度不断提升，逐步摈弃过去作品中那种外在的附值，归于生命、艺术的本值，诗歌文本超越所谓代表作不知多少倍，但是却再也得不到当初代表作那样的影响力和认可度。那样的代表作等于是在封杀诗人的进步可能，成为贬低诗人进步文本的“反代表作”。当代文学史论的局限性和滞后于文本价值的问题，是个重大的显见的学术课题，难道不值得学界警醒和重视。叶延滨出道时的《北京的早晨》、《干妈》和《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等诗歌，是他早期作品、成名作、代表作的三位一体，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彰显人性、审视现实和反思文化的艺术光彩，但这全然不是叶延滨诗歌艺术的高峰所在。

从《干妈》这首诗，我们看到叶延滨为新现实主义诗歌创造的一块奠基石。在我看来，所谓新现实主义是对过往“高大全”的伪现实主义的反拨，是忠于客观存在前提下的适度反思；忠于是策略，反思才是目的。干妈的形象代表着农耕文化与情感，即人性的朴素善良。“我不敢转过脸去,/那只是冰冷的墙上的一张照片——/她会合上干瘪的嘴,/我会流下苦涩的泪。/十年前, 我冲着这豁牙的嘴,/喊过: 干妈……///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王树清的婆姨”——人们这样喊她……”（组诗《干妈——她沒有自己的名字》）这首杰作得到过无数的好评，没有受到那个特定时代的过多束缚，即与意识形态过度关联和明显策应的局限。这种反思与伤痕立意下的写作很难，不仅要依靠典型细节、高度概括的叙事加抒情的写作能力，还要暗含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审视，否则《干妈》就不会被三代读者呼喊37年。在特定的文化机制下，紧贴时代容易成就作品，时过境迁更容易变成累赘，旧时代的代表作很可能被新时代所摈弃。那么，超越时代的文化审视，才是一个文本得以长期存活的动力。生命存在也是如此，内含着合理性与矛盾性的纠结，生活中存在一位善良勤劳的干妈是合理的，她活得那么穷苦与她的善良勤劳之间是矛盾的。叶延滨在伤痕和反思中寄寓诉求：命运的折磨来自哪里，我们需要一种改变世态的力量。语言所指是命运刻画、心事描摹，形成清晰的人物和事件场，语言能指是对人性的挖掘与对生命的呼唤。

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会一味地抒情赞颂，成为表扬现实主义，必须有根于社会担当的批判精神。在被余秋雨激赏的《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中，那些由直线交叉成“僵死的条条框框/构成古城格局的特点。”成了叶延滨批判现实主义的标靶，“立体交叉路口，车轮飞旋如风，/环形公路带来新的语言。/像原子在回旋加速器中奔驰，/轰击着在僵死的格局中/在古城盘踞了数百年/尚未僵死的保守和自满！”这首诗体现了叶延滨的一种艺术与思想，语言细节的力度释放，语言所指的立场表述。在过往的一些新现实主义诗歌淡出当下的审美坐标时，叶延滨的《干妈》、《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丝毫不失所值，反而被新的解读方法解读出新的审美价值。关键在于，叶延滨没有把《干妈》、《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等成名作当成顶在头上的包袱，当成止步的终身顶峰，而是当成诗意远行的一次起步，他一直行走在诗路上，不断写出更为优异的诗歌来覆盖过去，创立着艺术新高。如果他的诗歌成就止于早期代表作，那么他只能是当代文学史中的点位性诗人，即使如此在特定的文化体制下已经足够成功。

但是，叶延滨在那些“新来者”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之后，就像他写就的环城公路那样，又经历了30年探索革新、转变曲行的写作进步，他的诗人身份从“新来者”变成“引领者”和“常青树”，作品风格从新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后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从“语言为思想服务”到“语言为艺术服务”再到“诗歌为生命服务”，他的诗歌成就在不断加码，分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最终归于自身的叶延滨主义，使得他成为当代文学史中的结构性诗人。结构性是一个动态坐标系统的稳定性表述，难以被迁延的时间所置换改变，比如冯至、穆旦、戴望舒、艾青、绿原、北岛、杨炼、海子、吉狄马加、昌耀等等诗人，点位性则是变化性表述，容易被迁延的时间所剔除撤换，比如文革时期的那些所谓的名家名作。

1980年代下半叶到1990年代，功成名就的叶延滨在诗路上探索行走，文化视野更为宽阔，艺术观念更为靠前，技术手法更为丰富，在不断转变优化的过程中，从现实主义走向写作生涯中期的现代主义。说他进入现代主义，首先是他对“诗言志”的软化转变，对语言形式层面的表现方式的转变，例如他写于1989年的《敛翅的鹰》“敛翅骤落危崖，爪如松根嵌入石缝/垂云般的双翅悄然收褶/骨缝里也有几分悲怆，血液里游弋欲望的蛇”，这种词语交织的意象呈现，已经完全脱离了“判断句加排比句和虚词感叹句”的现实主义豪迈志向及叙述结构，进入现代主义范畴的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叶延滨的诗歌向现代主义的进化，主要还体现在强化他的反思能力方面，进入对既定事物与观念的反拨讽刺和幽默化、荒诞化的现代主义精神，例如同样写于1980年代末的《乘索道缆车登泰山》，“坐在索道的铁匣子里/上——泰——山——/一幅玻璃透明了历史/从现代的窗框/看传统的风景/……/坐在索道的铁匣子里/上——泰——山——/离去也揣回几分遗憾/接连几个夜晚的梦/都在石阶上走个没完……”在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登山观景行程中，叶延滨在意的不是眼里的历史和事物，而是活跃在腿上的愿望之梦。

现实主义诗歌对于外在事物的夸张抒情和加温抒情的特征，在叶延滨1990年代的诗歌中得以消隐，他的抒情方式也由为主题需要的物象抒情，转为为生命需要的意象抒情，比如《致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雪山冰崩时你在哪里/大海涨潮时你在哪里/鹰隼编织雷电时你在哪里/雄狮奔突追赶羚羊时你在哪里/玫瑰承接晨露时你在哪里/乳雾轻缠华林时你在哪里/大漠驼铃摇弯炊烟时你在哪里/流星曳火射过苍穹时你在哪里”，这种近乎霹雳节奏的诗意激流，让我想到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语言暴雨、摇滚乐的电闪雷鸣，也我想到王小龙的《挑战号航天飞机》，这正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内在生命的跃动情绪。他在1990年代的另一首诗《风暴》中写到，“我所有的日子/都是在风暴中跑散的马群/那些灰眼睛的马儿/善良而忧郁//……把你和我的日子吹跑的/不是风又是什么？ //马儿找不到回来的路/如果你见到/一匹或一群褐色的马儿/孤独的老马/温驯的小马/请给它一把青青的草//……风暴后还留给我一头小马驹/我的属马的小儿子/乖乖地守着我/守着我未来的日子”，在生活化的低温抒情中，把词语化、象征化的马儿牵回到自己的体内。虽然这种从现实主义转为现代主义的过程中留着一些旧抒情的痕迹，但是已经把语言功能而非内容大意放在首要了。

再看它的《楼兰看到一只苍蝇》：“阳光如一万支箭矢/苍蝇在楼兰死城上空快乐地舞蹈//……半小时后，它将是楼兰古城惟一的生命/……死亡大沙漠中的死亡之城里/死亡之屋外与死亡之树上/一只还在飞动的生灵……//生命真美丽！/生活真美好！/生存真美妙！/我三次高声地赞美啊/只因为一只在死海之上飞舞的小苍蝇！”这首诗所呈示的已经不是语言形式层面的艺术手段，也不是生命需要的意象抒情，而是对生命体态度和体察方式的升华，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一切生命力都是值得赞美的。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核心所在。

经过对“诗言志”的软化转变，语言形式层面的艺术手段的转变；经过抒情方式由为主题需要的物象抒情，转向为生命需要的意象抒情；再经过对生命体态度和体察方式的升华，完成了诗歌审美三级跳跃的转型，叶延滨成为绝不一般的现代主义诗人，成为以良知担当而非语言戏法介入社会现实的现代主义诗人。

从叶延滨写于1990年代的《猎豹印象》、《我纯洁得像一根骨头》、《黄河桨》、《母性》、《举棋未定》、《火焰玫瑰》、《莲花开了》、《克里姆林宫背后》、《存放眼泪的小瓶子》等数十首主要作品中，我们可以感知一位以现实主义为基石的现代主义诗人的精神实质：开阔、揭示、反思、批判、纯粹……用叶延滨写于 1990年的 《我纯洁得像一根骨头》来概括：“有时候一切都是多余/只有骨头是人生定义”。在当代诗坛，叶延滨的人生现代主义，能够把那些没有骨头的修辞现代主义敲得粉碎。

立于再生的新高标

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来，社会文化形态转化为网络波普主义，诗歌泡沫满宇宙地膨胀，乱象丛生中自有中流砥柱在把稳大势。叶延滨的心智宛若海上的航灯，对此局面洞若观火，他以先行者的行动来表态，以文本代言一切，继续在诗途上进行着他的艺术变革，转身进入又一波写作高峰。他写出了新世纪里堪与自身历史积淀相当的优异诗歌，如《爱情是里尔克的豹》、《一个音符过去了》、《唐朝的秋蝉和宋朝的蟋蟀》、《丘吉尔托我向元首们说几句话》、《活着的项羽》、《小公务员老Ｂ退休的感觉》、《心在高处》、《对我说》和《一棵树在雨中跑动》等大量文本。与过去对他挑选阅读感受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不仅能让普通读者感到兴致盎然，还让我这类相对专业的读者屡屡得到惊奇，然后是深品之余下的击案称绝。“唐去也，唐蝉也远了/宋去也，蟋蟀也远了/无蝉也无蟋蟀的现代都市/只有不知从哪儿来的风/吹弹着水泥楼间电话线的弦/请拨唐的电话，请拨宋的电话——/忙音！忙音！忙音！……”，这首写于21世纪开初的《唐朝的秋蝉和宋朝的蟋蟀》，以唐宋传统来参照当下，对泡沫文化表示了忧患和否决。

《一个音符过去了》带给我们的就不是忧患态度了，而是一种存在与虚无的永久况味：

“一滴水就这么挥发了/在浪花飞溅之后，浪花走了/那个大海却依旧辽阔///……一盏灯被风吹灭了/吹灭灯的村庄在风中，风中传来/村庄渐低渐远的狗吠声///……一个人死了，而我们想着他的死/他活在我们想他的日子/日子说：他在前面等你……”死与活，个别与现象之虚，整体与物质之存，个人与生命之死，精神与怀念之活，都被强大的日子判决为：归于消失了的“他在前面等你”。

在《丘吉尔托我向元首们说几句话》、《活着的项羽》和《小公务员老Ｂ退休的感觉》这些略显荒诞的嘲批性诗歌中，展现了叶延滨一贯的“言他而批此”的介入现实的风骨，只是在态度上由硬匕首变为软鞭子 。《小公务员老Ｂ退休的感觉》所用的语言多么奇妙，“那些整齐和不整齐地挂在舌头上/一排排的回形针，神话般地/像棉花糖一样消失”；刚刚从固有体制中解套还没走出办公室门的老B，居然产生那么奇妙的后现代主义思想，“那些文件那些报告那些/培养灰尘和蛀虫的套话大全/都知道，那是病毒/诱发脑血栓、心绞疼、高血压/可是谁敢生产这种型号的杀毒软件？”这些不拐弯的句子如同普通生活中的机智话语，直接把现实原态的散件摆布成诗歌，这与绘画造型艺术的后现代主义创造是一致的。

叶延滨近来写出一组新作，包括《荷花记》、《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想和天空一样蓝》、《在安溪遇观音》、《最旧的是那春光》、《幸福感》等等，呈现了越发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特质，可以看成是叶延滨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再生之作，转身成就之作。试读《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看它是怎样从现代主义走向后代主义的。让子弹停下来是一出戏剧，得演下去，让子弹拐个弯是一出荒诞剧，没有可能开演；在演与不演的瞬间纠结中，子弹没有选择，只能负命而行终结它的剧情——击中目标物，实现它自身价值的光荣。如果到此为止，子弹的剧情属于有想法有结构的现代主义。然而叶延滨让子弹的剧情继续演进，“一把钳子夹住了子弹/把它拖到光亮的世界/一见到光亮，子弹就兴奋/兴奋地准备再次起飞/但接下来的是一次更深的跌落/当！子弹被丢进拉圾铁盘里”子弹不仅感叹自己的命，“一生只飞一次！”而且悟出了另一种子弹的命运价值，“不光荣、不骄傲、不击中目标”，那就是放弃一生一次的飞行，“变成了自由……”如此演进的结果，等于否定了子弹的光荣使命，解构了子弹的价值系统，让子弹的性质变成了不作为后现代主义。

在《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的38行诗歌文本中，置入如此曲妙的艺术机峰，如此密集的意象、心象含量，如此矛盾冲突的语义内力，只能称它是绝对好诗，是代表叶延滨当下诗歌生命力的高标作品，是当代诗歌中凸现的又一首杰出的代表作，而且是没有意识形态牵制、文化观念束缚、艺术方法局限的代表作。从宽泛的文学比较的角度来看 ，我得到一种闪亮的心理暗示，《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与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之间有着精神上的深度遇合，战争离不开武器，子弹的价值就是飞出枪膛击中目标，让子弹停下来转个弯，就是与武器永别，两种不同体裁的文本之间有着语言描述的共性——简洁含蓄、机智幽默、场景细腻，它们的思想指归相同：对既定事物与规律的反拨与解构。在他的另一首新作《想和天空一样蓝》里，水滴对于蓝天的遐想、容器对于水滴的驯化，以及水滴最终进入下水道的命运，凸显着与《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一致的意象和心象，一致的反拨与解构，一致的心理暗示，它们带给读者的必然联想是，叶延滨在突围既定的文化场域，在作诗歌艺术的飞跃。“想和天空一样蓝”的水滴，在为“想停下来转个弯的一颗子弹”作佐证，它的“耳朵里却一遍遍地响着/变茶水，还是变咖啡？”这一切变异于自身价值规律的想法，都得不到兑现，都落得跌进垃圾盘和下水道的结局。《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是高度语言艺术所催生的精致文本，掘现了诗歌载体所能扛得住的终极思考，充分证实了叶延滨在漫漫诗路上的转身与再生动能，呈示了一位诗歌大家所特有的艺术创造力。

叶延滨的诗歌写作，题材万千，视角幻变，手法多端，各种事象、物象、意象、心象互相穿插，各个史段、各个国度、各个地域，各种人群、各种现象、各种心理，都在他的诗歌语言中穿越，总体征象呈示为广博浩荡，错综复杂，其中贯穿着一条或明或隐的路径：从诗言志、诗主情的观念性抒情至上而以技术手段为辅，到诗即艺术、诗即真实的呈现性反思至上而以词语结构为辅，再到诗即言说、诗即自身的创造性语言至上而以一切为次，相对应的正是诗歌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主义是诗歌艺术依照内在运行规律而产生的普适性事物，其间本无高低优劣之分，没有意识形态是非，只有时序进退之别。艺术发展一如生命循环，非进则退。对于40后的诗人叶延滨来讲，这条或明或隐的路径肯定不是叶延滨诗歌征程和追寻方向的全部，却一定是他探索、遵循诗歌规律趋向的一份重要心机。这条不断转身的路径走得确实不易，却必然地走出了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的行进注入切实可行的实践动力。

    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应的形式，旧事物有旧形式，新事物有新形式，旧事物有旧形式必须进步为新事物有新形式，否则必然被淘汰。当邓小平1979年以社会主义中国的领袖首次出访美国时，面对世人戴上了象征美国文化的牛仔帽，从此打通了中国与世界的隔阂；当2012年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爱尔兰时，把自己还原成球迷踢起一只足球展示球技，从此开阔了世界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200年前西方盛行浪漫主义是一种社会生活机制改变的需要，150年前盛行象征主义及后来的现实主义是文化生活进步的需要，100前盛行现代主义艺术（诗歌）是文化本身的需要。而在100年前，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盛行西方迟来的包括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各种艺术（诗歌）风气，是反封建文化的投向新生的需要。从1986开始，中国诗歌的洪流已经开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航道，是打破专制意识形态回归个体生实生命和语言艺术本身的需要。如果对文学规律及其发展的客观事实一概不问，还要做个浪漫现实主义的抒情作家艺术家，就是对当代人类文化的绝对无视，对一二百年前的绝对模仿。在艺术上等于穿着150年前的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坐今天的高铁用之乎者也文言文，抒莫名其妙的情吗？那和对着朝庭衙门磕头的晚清遗民，有精神本质上的区别吗。不服从历史规律和真知，写来写去可惜了时光精力。我们的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早已与国际社会同步接轨，我们的诗歌有什么理由徘徊在西方一二百年前的旧法则中。还是用叶延滨的诗句来召唤一种力量，“像原子在回旋加速器中奔驰，/轰击着在僵死的格局中/在古城盘踞了数百年/尚未僵死的保守和自满！”

凭借特定时代的一两首或及首成名作、代表作啃一辈子的诗人，不应该受到指摘，因为他们抓住了特定时期的机遇集中闪射了才华智慧，许多同时期的诗人却未必能做到。但是人类社会在开放共存，文化思想在交融互生，诗歌价值在通达平衡，任何诗人如果一再固步自封于既得的光环，不作新的行走和创造，那么时光就会给他穿上一件又一件皇帝的新衣。相比之下，像叶延滨这样不断甩掉成名作、代表作，不断创造下一篇更好作品的诗人，30多年来出版了45部诗集文集的大家，必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叶延滨不仅敢于直面自己、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而且总能创造出更美妙、更具价值的未来，这种无可穷尽的创造性，才是汉语诗歌的宏伟蕴含，才是汉语诗人的宏伟格局。

叶延滨的转身、行走、再生，又转身、行走、升华，不但没有丢失现实主义，没有丢失现代主义，也没有固定于后现代主义，而是把这些艺术主义作为方法和手段糅合到叶延滨主义的集成之中，结构到当代文学史的坐标中。如果谁问我叶延滨的诗意一生有那些代表作，我会回答，叶延滨主义的文本集成，才是他的代表作。让我以及我的观点所能代表的当代诗人们，为当代诗坛的先行者叶延滨的人本尊严致意，向当代诗歌的常青树叶延滨的文本品质致意，向他再生诗歌高标的创造力致意，向他躬身汉诗实践催动汉诗进步的垂范精神敬礼。

2017年3月上旬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