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次，我对旁人说，或别人对我说，陆忆敏像张爱玲。我从香港《素叶》文学杂志第59期，同时读到两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一篇是郑树森的《张爱玲与赖雅“遗稿”》。F.Reyher为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与布莱希特有交往，故去后，遗稿、版权归了爱玲，遂引来赖雅和其前妻的女儿不少攻击。而事实却大有出入。张爱玲清高、好孤独，是大家知道的，从不自辩，遇了攻击，轻描淡写，不似鲁迅，非要还嘴，血战，像她说的，“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实在让人感佩；另一篇，是关于小说家王祯和的，附有张爱玲与王祯和家母的合影，一看，真像忆敏呢！当然，是晃眼忆敏，其实，只是挂点像而已。

有一年，大连诗人麦城邀到上海锦江宾馆（蜀地也有同名酒店）住下，引得我很想去张爱玲的故居看看，或即胡兰成说的静安寺赫德路口的192号公寓6楼65室，到不是胡兰成说的，“看（她）文章，若看灯市”，不过是望望地脉，或中国传统大爷们“惜香怜玉”的心理，也不管那玉过去曾被后来爱的人不当回事，读过她的几篇小说，便老想起她叙过的“牛肉庄”、“蹦蹦戏”、“好流言的仕女”、爱在手稿或书页处画小人的绍兴人（怕是她的缩影）。有诗人脾性的或都爱此技，我熟悉的便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大致是尽读文字不够满足，或补阙，处理些遗憾，便又想象出一些图画，给安排在空白处，作了“孤零零的旁观者”。

胡兰成嗅出她小说的贵人气，数学般的理性，至多西洋的平民精神，仍觉得是套裁的。余却以为，她描摹现实铺底的经验是直接的，带西洋味，大约与读萧伯纳一类有关，只是用了《红楼梦》和《海上花》语调结舌作了滤网，上海的十里洋场和江南乡景作了视膜，整个是旧式的，故近诗三百的精致和干净，添了些楚辞的乖张，晚明小品文的透彻和颓然。诗经那时的皇室不是坏的，或不以腐败说，楚辞那时的雅士，言行乖张，却敢爱国致死。明人已感种族末日的到来，却有最后的雅闲……总之，这一切，构成了她文字的风骨。体裁即性命，一点不假。她去了美国，还译过《海上花》，不能不说明些问题。如今，她的文字韵味，也只在陆忆敏女士的诗中能隐约读得出来。红色财阀之新上海后的文学没那样的味道。

爱玲本名张煐，出生于上海，祖父张佩纶蛮传奇的，本是清廷御史，与李鸿章不同，是个主战派，结果，督战兵败于基隆，祖母李菊藕，则是李鸿章的长女。这种血统，是可以索性造反或安邦救国的，若寓于文学，自然能由旧世界生出新风来，与当时的“左翼”不同。所以，至夏志清，“解放文学史”一直就没有爱玲的位置。夏先生力荐爱玲小说大家风范予我们，功不可殁，而同时推崇的钱钟书，余反以为，他老人家知其一，不知其二，在美国隔得远了，于前后语境有些不明。现代小说，本是汉语弱项，都有摹了外国的影子。大家，大师，都可以偶然出头当当，然后，过眼烟云，像安狄·沃霍说的，因媒介缘故，如今人人都有作十五分钟文化名人的可能。但，即便如此，怕也该明文学社会的一切事由。爱玲如是，民国徐芳如是，现在已不再写诗只打太极拳的忆敏，亦如是。

 所以，去了上海，不近博物馆那些被籍没的青铜器，不临外滩或豫园的九曲桥（有次，去上海约忆敏见面，就是在那里，是她的翩然而至，让我永久记住了城隍庙），不闻爱玲旧踪，重温忆敏的诗，在余看来失了乐趣。结果，阿寅（忆敏当时的夫君王寅先生）竟说，就在我下榻的饭店背面。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和上海的女性这么近。自然，魂殁大西洋的张爱玲的滬地故居，早灰飞烟灭。他所叙的上海人之“坏得有分寸”，怕也早没了分寸。但，文学，终归有它自己的地盘，即使她们已成记忆，死者，生者，像忆敏写的：“我何时也不在人世/有些思想也权当地下有知……活在当下，却发现身边空无一物……我要带上我的胭脂/我喜欢身上有花粉的芳香。”此情此景，依了爱玲小说那种“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怕也是一定同意的。

说忆敏像张爱玲，其实是说她们的气质和才情，更重要的是那种爱玲说的“到底是上海人”，故有很特别的市井观察和通达的一面，大众传播时代，西学东渐，雕版印刷的蝴蝶装变作了铅印课本，人事文学，翻来覆去，都很像万花筒般变换的杂志。胡兰成就是通过《天地》月刊，识得张爱玲的，也发现张爱玲不仅喜闻气味，油漆、汽油，喝浓茶，吃油腻食物和糕点，“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鹦鹉”，而且，也爱翻各种杂志，念书给别人听，喜欢在纸片上涂鸦画各种线条人物，动物，陆忆敏也是喜欢在纸片上胡乱弄几下的。这怕是期刊杂志漫画插图反复无常诱惑凡人才华的末技吧。所以，忆敏写了《美国妇女杂志》：

把头发绕上右髻的

把头发披覆脸颊的

目光板直的，或讥诮的女士

你认认那群人，一个一个

谁曾经是我

写的，读的，到此，自然以为是张爱玲了——我已说过了，其实，那也只是貌似。倘若，我们非要“剪贴这个词，刺绣这个字眼……这场忙碌，看了几个世纪了”，很容易变成教条。“对了，那是一种教条……如果我抬起手，推开窗要一点外面的空气，得了，这也是教条”。

倘若我们继续附会忆敏和爱玲时，想象得到，她二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那也是教条！看来，男子的定义多半是靠不住的。所以，窃以为，忆敏最近爱玲的，不是看得见的神韵，而是不大看得见的文学上的主张。爱玲崇尚的文学朴素，是由血统和人的涵养得来的，忆敏亦如此，只是，后者更现代性。滬地有一种东西，我始终未想通，是一直未被革命摧毁的，究竟是什么呢？都市主义？不大对劲。由繁华多产“轻型知识分子”？也不大对劲，除了余秋雨先生，爱玲说的，“上海人不那么幼稚”，当然，更不会是小清新。爱玲有段话庶几可作参考：“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虽世上没有一个完人，但至少那时，“友情所系，讵不大哉！”是很真切的。这是张爱玲的感慨。忆敏又何尝不是。据胡兰成回忆，“爱玲论人，总是把聪明放在第一”，即便要评头论足，怕又是“干净”（性灵、身体）放在首位。恐怕忆敏在这方面，我隐隐感觉到，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由她的诗，也是可以很清晰嗅出的。

还有很奇特的是，胡兰成看出爱玲写作的一个特征，即便“文章里描写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都有一统江山的安定”，这恰好是忆敏作诗的特征，尤其是她最好的诗，包括我为《象罔》（1990年）她的专辑挑的几首，《避暑山庄的红色建筑》、《墨马》，自然，还要包括《教孩子们伟大的诗》、《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可以死去就死去》……太多，太多了，包括她大病一场的封笔之作《室内的一九八八》。那几乎就是人生的滑铁卢。恰好当时，阿寅寄了他们的合影给我，卧榻，病恹恹的，大杯子……不忍卒读，只恨偌大的社会，何以不给诗歌精灵们更好的一点生活，得以偷生。

文学主张里，最忌讳的便是契诃夫的“套中人”，而联系汉语现实情境，直接一窥其秘密的是爱玲自己，我以为高明得不得了：“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若用了现在的话说，恐怕就得挪用“人格分裂”、“异化”、“主体间性”、“俄狄甫斯”、“俄尔甫斯”、“纳克索斯”……带“斯”一类，索性就是“假斯文”一类。我想了多年忆敏诗的气质，未能准确，故一直未写过大文章。现在，把爱玲的影子，重合到她的身上观察，窃以为，胡兰成所叙爱玲“她这样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是可以完全移植给忆敏的。举一例即可知。

我曾叙过，她尚写诗的那时段，朦胧各路诗家，最爱写“死”、“死亡”一类，好像不写，就不是现代主义的佳话，就跟不剃光头就不是新纳粹或艺术家一样。而忆敏，就是要破这思维、语言的行头，所以，她写了：

我不能坐下来铺开纸

就谈死亡

……

死亡肯定是一种食品

球形糖果

她甚至超越一切的勇气，这样写了：“可以死去就死去，亦如可以成功就成功”。而毛时代的“烈士诗歌”情结，却有点叶公好龙似的，把写死亡看作是英雄主义高蹈的必然行为。忆敏突然就不写了，就像马戏团的管理员，帮着把套中人的各种套子拉下，折叠好后，便去做其它的事了。说她看穿了什么，那还得中她的谶：那仍然是一种教条。没有她的绝尘而去，那我们又如何看待那些不断重复，连自己怕都觉得腻味的套中人呢。

我很少见着傲慢有时还愚蠢的男诗人们在背后夸女诗人的，或没啥威胁吧。若已病殁的张枣先生，他有时不以为然（诗人说话之变化是不能全当真的），可有时，又出乎意外，那还是在忆敏不再怎么写诗的日子，和德国的张枣通话，不知怎的，突然说起忆敏来，他竟脱口而出：“走过山岗的鱼/怎么度过一生呢……”（《沙堡》）。柏桦在一篇文章回忆的文章中写道：“1985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感到生活好像出现了奇迹，这奇迹就在这本油印诗集里，我读到了陆忆敏的一首诗《对了，吉特力治》……1988年，我和钟鸣去了趟峨眉山，在报国寺（民国蒋公驻跸地），谈了许多话题，其中一个心爱的话题就是陆忆敏的《避暑山庄的红色建筑》。我们在寺庙的回廊里或坐或走，非常悠闲，而寺庙的建筑就是血红一片。我们一致认为这首诗是天才之作，也是偶然之作，是中国新诗中难得的声音。我对这首诗充满了敬仰之情。我反复吟诵，反复传播，不遗余力。我只能说，这是一首几乎不可能的诗，可它是一首诗”（《秋天》）。

这里倒没夸大的成分，由了兴致说，但仍要小心，因为，张爱玲已有预见性地说过：“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还刚强，手里一根马鞭子，动不动抽人一下，那不过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台湾皇冠《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自序》）

张爱玲这话，就她后来的命运，尤其是晚景，情况很糟，独居美国洛杉矶，由了夏志清二人书信叙来，连了地址，她也是不让给人的。真实的高洁者，历经磨难，言行到死依旧一致，只有极少的人偶然能欣赏到，恍若莫不如此。文字是命运，文字当然也是谶。

记得，她在早年《公寓生活记趣》中，写过对虫豸和蛇的恐惧，但，晚年（1983年），她的确陷入了虫豸之害，却远在美洲。与夏志清通信，有好几封是谈这事的，里面有“我因为老房子虫患被迫仓皇搬家”这样的句子。常幻想着离开上海、香港漫游的人，最后，真的四海为家了，死后，骨灰也撒在太平洋。她的文字，哪里又是花旦呢。她的感情，要比上海的“一点点”要大得多。

忆敏固然也属“雅好孤独”一类，其诗大有哀情，也较其他诗家果断，出手极快，短短几年数首之作，便可臻于一生的完美，自己也很难突破。张爱玲感慨时势急速变迁，故催着自己，怕失去文学的兴奋。忆敏敛笔，怕是已提前觉悟这兴奋的消失，在那首开山之作《美国妇女杂志》就埋下了伏笔，“我站在你跟前，已洗手不干。”出发点与爱玲极相似：“……时代是仓促的，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恐怕已说得很透彻了。所以，我们又何不听其自然呢。我想，张爱玲的意思，恐怕也是忆敏所暗暗表达着的：“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夫子语）这种很高贵的品质，大概在今天，早被“小人得志”磨光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