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少了。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笑了笑说:“诗歌不是消费的文体……”
说这话的是北大教授洪子诚,时间是5月16日晚饭后,地点在闽西北的旅游区泰宁县华大宾馆。
我们坐着聊天,话题从诗人范方开始。这位文学史家说,真的对不起,如果这次没来,真不知范方的诗写得这么好,也不知有个“三明诗群”。他说,范方的诗歌,比有些居于高位的、名气很大的诗人的诗,优秀得多(第二天,他在“海峡两岸范方作品研讨会”上,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
优秀的诗人怎么会被埋没了呢?洪教授说,去年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评了三个桂冠诗人:一个是季羡林,令人尊敬的学者;一个是高占祥,说他是优秀官员,会相信。第三位?对不起,真的想不起是谁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第三位是台湾百岁诗人李国彝,她是“世界模范母亲、世界诗人文化大会会长”。新华社报道:“桂冠诗人的称号在诗学界被认为是最崇高的荣誉,只有诗力深厚的诗人才有资格获得。”
68岁的洪教授说:“被埋没的原因是多种的,出名也是。文学史的写作就是不断挖掘、发现、淘汰的过程。”
这位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是广东揭阳人。他1961年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人合写过《中国当代新诗史》。“先锋诗”难懂,他就开设了“当代先锋诗歌解读课”,将课堂讨论的录音整理成 书:《在北大课堂读诗》。可以说,他是自讨苦吃的诗歌读者。但是,他说:“阅读是一个产生想法的过程,是不断发现的过程。”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读书、写作成了休闲方式。只是希望诗集薄一些,可以一握而读。
《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发行一万册,数量不少了,但读起来真苦,我以为洪教授习惯于学术化。谁知他说:“一个优秀的诗人,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讲的是平民化,而且主张:“诗要多样化,诗人要发现自己的不同。”
多样了又能怎样?我记得诗人胡续冬、王璞曾以《东方早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他:读诗的人少了,诗歌还有什么用?
洪教授回答说:“诗歌与‘流行’,与‘时尚’,与公众性消费无关,它注定是一种边缘的‘小圈子’现象。但是,它的‘文化功能’,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也正是基于这种‘边缘性’。对自身的‘边缘性’的自觉,有可能更执着地维护对人类精神性生活的信仰,‘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在混杂无序中寻找秩序,在失望中寻找得救’,因而获得发掘新的体验、新的感性的‘空间’,包括对不断陷入时尚化的语言保持批判态度的敏感。”
这个观点,在范方诗歌作品研讨会上是这样展开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创作的转型,诗人和生命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发现,绝对的职业诗人越来越少,大陆写诗的人中,官员、商人、教师都有,诗歌在他们的生命中占有一定地位,但已不是全部的地位。另外,对诗歌的崇拜也已下降,诗歌在许多诗人那里变成一种技艺,一种语言的技艺。诗对过去的那种“承担”已经削弱,在许多诗人那里,诗歌已经变成语言的游戏,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
因此,在谈到范方诗歌对传统诗歌的继承时,这位头发花白的北大学者发问:“古典和传统不是抽象的,我们每个诗人如何发现自己心目中的古典?”
由稀少的古典谈到了大众消费的网络。洪教授说,作为一种工具,网络当然好,以前的诗人大都因地域而成群,有了网络,就能因诗观相近而成群。但是网络也是可怕的,他说:“原创被复制,以致淹没。”
但是,说到底:“诗是文学的精英”,“诗向会人吟”,“诗歌不是消费的文体”。那么,当诗缺少知音,缺少掌声,诗人还能保持精神的操守、保持诗的纯粹吗?
附记一笔:
洪子诚夫妇都是教授,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和孩子,还是在13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读书、写作的。
200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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