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为诗人周瓒所译加拿大诗人阿特伍德诗集《吃火》的译后记。《吃火》,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1939—)是加拿大著名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随笔作家以及环保主义者。她也是迄今在中国被翻译和研究得最多的加拿大当代作家。在中国内地,上世纪80年代初,这位当时被认为“有才华的中年女作家”和她的主要作品首次得到介绍(黄仲文《加拿大的英语文学》,《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其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当代外国文学》等杂志陆续译介、刊发过她的短篇小说和诗作。1991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假象》(Surfacing)和文学批评论著《生存——加拿大文学指南》,两本书原版于1972年。Surfacing是阿特伍德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食的女人》(1969年初版)于1994年译介出版。这两部小说后来又有了新的译本,分别以《浮现》和《可以吃的女人》为新译书名,于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那以后,阿特伍德得到了更广泛的译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译介作品已逾三十种,包括获得布克奖的长篇小说《盲刺客》,以及代表作品《别名格雷斯》、《神谕女士》、《猫眼》、《羚羊与秧鸡》、《珀涅罗珀记》、《强盗新娘》等。译介集中在小说方面,另有短篇小说集《蓝胡子的蛋》、《荒野指南》等和随笔集、评论集若干。
长久以来,阿特伍德更多因其小说而享誉世界文坛,但她的写作生涯始于诗歌。19岁发表第一首诗,第一个出版物是一本诗歌小册子《双面珀尔塞福涅》(1961),由一家名叫Hawkshead的独立出版社出版,只印了200本,如今已成珍稀出版物。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圆圈游戏》(1964年)即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在30岁出版第一部长篇之前,阿特伍德已出版过6种诗集和诗歌小册子,成了当时加拿大最著名的青年诗人。她同时写作诗歌、小说、儿童文学、非虚构文学(随笔和评论)等,并在她涉猎的不同文体上成果卓异。截止到2014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共计出版过诗集17部,长篇小说14部,短篇小说集7部,童书8部,非虚构文集11部,另有小型出版物多种,包括7本诗集,4本小说集,以及电视剧脚本、广播剧剧本、编纂书籍、声音出版物多种。
她在加拿大和英语文学世界也是被公认的重要的当代诗人之一。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阿特伍德称自己是在16岁时成为一名诗人的。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她,在阳光灿烂的某一天,穿过球场,走在从学校回家的平常小道上,忽然,她感觉到“一只巨大的拇指无形地从天空降下来,压在我的头顶”。于是,一首诗诞生了。尽管只是首年少之作,但“作为一个礼物,这首诗——来自于一位匿名恩赐者的礼物,既令人兴奋又险恶不祥”。(《指令之下》)这既可以理解为文学灵感的神秘和支配性,也如阿特伍德所言,预示了“我从非写作者变成写作者的转变”瞬间。(《与死者协商》)
诚如上文所言,阿特伍德的诗歌差不多和她的小说同时在内地得到译介,但比较而言,诗歌翻译零散,兼常有重译,以致她的诗歌面貌远不如她的小说留给读者的印象清晰并深刻。我对作为诗人的阿特伍德产生进一步阅读的兴趣,是在读了诗人翟永明的短文《日渐衰老的女诗人坐在阳台上》(《纸上建筑》,1997年)之后。2000年4月,短期访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期间,我在悉尼大学附近一家名为Gleebooks的书店买到诗集Eating Fire (《吃火》)。《吃火》(1998年出版)是阿特伍德的第十六本诗集,精选了她的三种诗集《诗选:1965—1975》、《诗选:1976—1986》和《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中的作品212首,体现了她1965年至1995年三十年间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三种诗集里的前两种囊括了前二十年中阿特伍德出版的11部诗集里的主要作品。
我着手翻译《吃火》,起先是为了在女性诗歌民刊《翼》上介绍这位女诗人。后接到当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任职的楚尘先生约稿,计划译出整本诗集。《吃火》初稿译成于在2003年非典(SARS)疫情严峻时期,不过,译稿的修订进行得相当缓慢,而出版也历经了几番周折。2014年,《吃火》译稿辗转至河南大学出版社,在杨全强先生的努力下终于可以与读者见面。好事多磨,还是回到作为读者的我对阿特伍德诗歌的理解与认识吧。
阿特伍德的诗歌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克制、冷静、含蓄的语调。或许因为写小说惯常运用描绘与记述,在诗中,她不喜铺排的描摹或想象,而着力于句子中节奏灵敏的探索,在整体的叙述性中蕴藏了多样的情绪切换,富有戏剧性。阿特伍德写作无韵的自由诗,在诗歌体式上有多样的探索。纵观阿特伍德的诗歌,比照《吃火》中诗人早期和晚近诗作,我们能够看出,她的写作呈现出日益明晰、坦率和质朴的趋向。选词更简明,语序更自然,断行遵从深长、平稳的呼吸,甚至修辞也逐步简省,这使得阿特伍德晚近的诗歌更平易、耐读。这是我特别喜爱《吃火》集子中《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的诗作的原因。
通读阿特伍德的诗歌,不难发现,阿特伍德几乎每一本诗集都是对一个相对完整主题的挖掘,同时,诗人也为不同的主题找到相应的独特形式。诗集《苏珊娜·穆迪日志》以加拿大早期移民作家苏珊娜·穆迪的经历为素材,采取日记体,以后者的口吻描述加拿大早期拓荒者在同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矛盾而艰难的内心历程。诗人不仅模拟苏珊娜·穆迪的日记,书写了后者在丛林中开荒、扎根的经历,还想象她死后乃至“复活”——实际是其精神延续性的内心世界。“日志”分为三部分,是由27首短诗构成的长诗。《强权政治》探讨了两性关系,讽刺了浪漫爱情的欺骗性,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这本诗集中的诗句多口语化,常以轻松、自然、戏谑的口吻描述日常生活细节,漫不经心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的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以书写女性经验为主旨的诗集《双头诗》中,阿特伍德将笔触探向她的母系家族史和加拿大历史,为女性身份、女性书写正名,剖析加拿大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尴尬。初版于1978年,《双头诗》或许标志着阿特伍德的诗歌风格迈入了沉郁、深厚的新一阶段。套用当代中国诗歌批评中的一个概念,可以说,阿特伍德进入了熔铸现实与历史、神话与想象、观察与内省的“中年写作”。其中,《为祖母而作的五首诗》、《嫁给绞刑吏》等都是撼动人心的佳作。也许是因一度致力于小说写作而在诗坛沉寂近12年之故,1995年出版的《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无论题材、主题与风格都相当丰富多样。其中第IV部分追悼她的亡父之作,以平实的语言记述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几乎不加修饰,却真挚动人。
童话、神话、加拿大历史故事、政治事件、经典文学和艺术形象等,是阿特伍德在各个时期的诗歌中经常运用的素材。或是通过改写、重写;或是糅合诗人的生活经验书写;或是将神话、童话寓言化,阿特伍德都能感发激励,化腐朽为神奇,使旧典焕发新鲜的艺术魅力。在《变形者之歌》、《蛇之诗》、《无月期》等诗集中,有大量改写和重写神话、童话的诗歌作品。而《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的II、III、IV部分,神话、历史、经典文学形象元素不断出现在诗歌中,成为阿特伍德借以观察现实,处理日常经验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和方法。如果从文学原型和批评方法的意义上理解,这或许部分地得益于她大学时代的老师、加拿大著名神话-原型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的启发。那些负载着“集体无意识”的神话、童话形象不仅为诗人提供了现实故事的叙事原型,也是诗人藉此探寻主体性,营造现实的有力的替代物。诗人仿佛可以随时戴上或摘下这些“面具”,既扮演又观察,既体验又批评。
阿特伍德在诗歌语言上力求准确、明晰,带有鲜明的叙述性与戏剧感,也有一些诗作侧重抒情性,或掺入文字游戏。在大量世情观察的诗歌中,阿特伍德作为小说家的冷静与尖锐转化为富有锐利质感的语言。《你契合我》是诗集《强权政治》中的题诗,诗人用“鱼钩”与“眼睛”这两个意象讽刺不平等的两性关系——
你契合我
像钓钩契合一只眼睛
一枚鱼钩
一只睁开的眼睛
眼睛的脆弱,鱼钩的尖利,通过“契合”一词获得巨大的反讽张力。在《一个女人的问题》中,诗人冷静地描绘作为“展品”的几个女人被侮辱和被摧残的身体,克制的口吻中蕴藏着愤怒的力量。在诗的末尾,诗人质问:
这不是博物馆。
谁发明了“爱”这个词?
在大量关注女性题材的诗歌作品中,阿特伍德揭示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和施暴的诗句常常尖锐到近乎残酷,反映了诗人精神底蕴的强大。这也与她追求简练、清晰和准确的总体诗歌风格密不可分。
阿特伍德开始写作的年代,也是加拿大英语文学迈向成熟阶段的历史时期。阿特伍德的写作始终坚持探寻加拿大文学的主体性,围绕着“生存”或“幸存”(“生存”和“幸存”是英文survival的两种含义)这一既是历史和现实的也是象征性的关键词展开,并使主题延伸或衍生出丰富的内涵,去触及时代、现实社会和大千世界。在阿特伍德的诗歌中,贯穿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人、人与历史以及人与文化之间复杂缠绕的冲突、交流和平衡意识。这也使得她的写作突破了民族的和文学史的文化空间视野的拘囿。读阿特伍德的诗,我们既能了解加拿大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也能体察诗人融合日常生活、情感历程与心灵沉思的审美情怀,还能感受到诗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警惕与反省。《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写到诗人童年居住过的房子毁于大火,诗人想象自己回到那所记忆中的房子里吃早餐,在回忆和想象之中,细节清晰起来,森林、火、厨房里的器物、湖面、天空、“我”等一一展现:
一切都长久地完结了,
水壶和镜子,勺子与碗,
包括我自己的身体,
包括我曾经的身体,
包括我现在的身体
当我坐在这个早晨的桌边,孤单而快乐,
赤裸的孩子的双脚踩在烧焦的地板上
(我几乎能看见)
穿着我燃烧的衣服,那单薄的绿色短裤
还有脏兮兮的黄T恤
托着我灰烬的,不复存在的,
发光的身体。闪耀。
因为父亲是一名昆虫学家,阿特伍德幼年和童年时代有很长时间跟随父母居住在森林里。表面上看,这首诗是回忆之作,随着诗句的展开,画面感的增强,我们仿佛能够看到森林里的湖,湖边的小屋,屋里的陈设,只是人去屋空,而诗人把童年的自己安置在这所不存在(因为已被烧毁,变成回忆中的存在)的房子里,看着自己和房子一起燃烧起来。写下这首诗的诗人早已告别了童年,“永恒的活火”烧毁了旧屋,也燃尽了过去的时光。一切皆流,“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万物相互转化,唯有精神的生命持续着,不朽而永恒。
阿特伍德的诗也是对翻译的考验,简练的散文风和自由体虽使译者不致总是纠结于词语的精确及押韵与否,但诗歌之所以是诗歌必须有其音乐性。诗歌翻译中,译者尤其需要一双灵敏而谦卑的耳朵,如同音乐家,能准确辨别原诗的声音特征。整体而言,《吃火》译文尽量遵照原诗的口吻,不刻意追求汉语诗歌语言的风格化。虽然换一位译者,也不排除汉语中的阿特伍德带有另一种声音的可能性。在识准声音的基础上,寻求词语的准确,勾勒诗人阿特伍德的三维形象。原诗中的某些特殊形式——比如阿特伍德有一段时间喜欢在诗中用符号“&”作连词,译文也作了保留。
对作家阿特伍德的总体研究,在汉语世界已出版两本专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傅俊,译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和《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袁霞著,学林出版社2010年出版)。前一种以阿特伍德的生平为线索,概述了她各个阶段的写作面貌,侧重考察了她的长篇小说、诗歌和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品。后一种著作以生态批评为文学、文化研究方法,将阿特伍德的文学写作分成四个主题,并结合作品一一加以探析。这两本专著就阿特伍德的写作所涉猎的题材、主题,以及总体艺术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概括。
译文校对过程中,我要感谢来自美国的诗人、汉学家徐贞敏(Jami Proctor-Xu)的无私襄助。感谢河南大学出版社杨全强先生的耐心和坚持。因本人学识有限,译文中难免疏忽和错误,苦心的努力也可当作抛砖引玉,期待方家与同道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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