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新诗发生了。

新诗不是一个诗内部的事件，而是一种文明进程。

新诗的发生与诗三百、律诗、词、曲等的发生不同，在新诗之前，诗的革命总是形式的改良，而新诗推翻那一切，诗在原始的意义上再次发生。无论形式，只是说出，招魂。诗重返文明的荒野，再次开始，就像诗第一次开始那样。“必也正名”，“礼失而求诸野”。

从诗经以降，诗的形式一再变化，但“道法自然”这一世界观从未动摇。“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知白守黑，所以旧世界是一个万物有灵的、充满魅力的世界。

人为何需要诗？这个问题在过去数千年中一直是不言自明的。“不学诗，无以言”。（孔子）

诗，为什么？为什么需要诗？成了一个问题，前所未有。这个问题不独中国，它是一个世界之问。近代世界兴起的科学主义宣布并证明，世界可以不需要诗而存在。对于汉语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因为汉语是世界幸存的少数几种最古老的以诗性为根基的语言之一。

为什么需要诗？新诗的发生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过往文明史上从未被提出过。

新诗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中国世界古老的、整一的“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动摇，日渐崩溃，“黑”隐匿，“无”退场，诸神垂死，万物不灵。“灵光消逝的时代”。（本雅明）现代世界的真理是祛魅。祛魅，一种功利主义的世界观，一种占有技术，怎么都行，只要有。

诗只在招魂这一根基上没有动摇。正在这种混乱不明中，诗的存在作为一种本源的真理才终于彰显。根本的问题不在于“道法自然”与否，而在于人是否能够毫无诗意地生存。

消灭了黑，只有白。失去了无只是“有”的世界依然是可在的世界吗？失去魅力的世界还是世界吗？野蛮戴着物的面具登堂入室。人类正在一次次拜物的时髦中重返野蛮。诗当然必须跟着重返，它要回到洪荒去再次出场、招魂、布道。

与过往不同，诗现在必须为自己辩护。

孔子早就石破天惊地说出：仁者人也！仁就是诗意。人的出场是因为仁的觉醒。这是人之为人的根基。

不学诗，无以言！

郁郁乎文哉!

文是诗的迹象。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

这里指出的是一场远古的祭祀。诗就在这种祭祀中发生。

文是对这种祭祀的模仿、转移、记忆、保存和散布。这是一个功能性的场，它的目的是招魂。文字将这个场转移到文中，是之谓文明。

无的在场通过文呈现。有无相生，知白守黑，诗守护着无。

孔子总结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就是肯定、赞美。（对存在、被抛入世界的感激。）观就是世界观、立场、解释（此在）。群，就是团结、沟通、共享。怨，就是批判、选择、否定。迩远，就是秩序、位、空间的确立和度的把握。多识就是知识。

这是宗教性的场，诗的到场就是祭祀的发生。诗教。巫师就是诗人。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在中国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巫术，一种语言的超度，与现代化的祛魅是完全冲突的。修辞立其诚。在中国，“经”一开始就被视为诗，诗是语言中的语言，最高的语言，诗是一种世俗的经。诗人在中国，就像印度的婆罗门，是某种神职人员。但不是世袭，诗歌天才通过经验、权威、人民心照不宣的感应得以遴选成为诸神在世的代言者。贺知章称李白为嫡仙。黄庭坚称苏轼为佛。诗人最重要的标准是群，嫡仙人神性的高度在于其诗篇与世俗世界的共享的范围，层次。

在别处，人们可以指着一所教堂或寺院说，教在那里。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只能指着文说，诗在那里。教堂、寺院倒塌消失，信者散去，诗还在那里。

诗的开始早于宗教。

文明，就是以文照亮黑暗。文的核心是诗。

道、灵魂、心灵、魅力、志、意义都是诗的场域不同的别称。

郁郁乎文哉!文是一种语言之教。

在世界历史上，社会变革从语言改造开始不乏先例。例如，路德对圣经的翻译。日本明治维新对日语改造。汉语也是如此。

遵循着古老的真理，世界，无论事实还是精神，总是从语言开始。只有语言开始，世界才开始。对此，王阳明有过精彩的比喻：

“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

这个看是语言之看。世界被命名时，存在才存在。

新诗出现在汉語自诞生以来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在上世纪初，人们几乎已经失去了对这一具有七千年以上历史的古老语言的信任。在某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看来，文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绞刑架。文人踊跃抛弃文投奔知识，

一百年前诞生的新诗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的。过去的朝代更迭，对语言的影响是缓慢的，语言是自然生长的。而1840年以来，语言巨变，因为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过往人们所熟知、所命名的世界已近黄昏，而一个崭新霸道的世界，正朝着中国逼来，古老中国危在旦夕。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这个变局在那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或许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局，而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其实在根本上是一个文的变局。

充实之谓美（孟子）。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上，美总是第一位的，实用次之。但司马迁所谓的“虚美”也一直在威胁着美的地位。宋以后，诗日益成为语言游戏，修辞而不立其诚。文教衰弱，诸神隐匿。诗的形式逐渐固化为制度，就像印度婆罗门制度那样。格律的掌握成为一种文人准入制度。在传统中国的黄昏时代，虚美成为文的主流。与司马迁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文已经相去甚远。曾国藩说“古文之道，无施不可，唯不宜于说理。”胡适痛斥：“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

如果像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如果说，语言是对世界的命名。那么汉语在过去五千年中，曾经为古典中国进行了辉煌的命名，这种命名的最高成就是诗。诗国对于中国不是溢美的形容词，而是存在。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对汉语这个故乡发生了怀疑、动摇。汉语试图搬家。新诗诞生的初衷是言文合一。将文的明、照亮，从文言文扩大到白话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核心就是“言文合一”。注意胡适说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改良”已经意味深长地否定了像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埃及那样的“大搬家”。世界上的社会变革，从语言开始的不乏先例，中国更是从文开始。胡适意识到“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着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

19世纪以降，中国日益感到文言在命名现实时的无力。林琴南以文言文翻译西方作品的失败就是证明。文已经难以活泼泼地“能指”了，强大坚固的隐喻系统使语言在新世纪面前成为名不符实的空转的陈言滥调，新世界不断产生的陌生意义令传统的意义系统摇摇欲坠、纷纷失效。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

如果西方是上帝已死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已死。

从传统中国道法自然的风花雪月走向天翻地覆的现代社会，可能始料未及的不仅仅是重整山河、从国民性到生活方式、风俗的大拆迁，也是文化的重塑。过去五千年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局，他们或许经历从一个王朝向另一个王朝的变迁，但是大地没有变迁，生活方式没有变迁，风俗不朽，文没有变迁。此时代经历的动荡变化是过去时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变局。

正如西方一句现代格言所说：“Pastis another country”  （过去是另一个世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哈贝马斯 ）

必然也是另一种语言。在许多文明的例子中，新世界的后果是，语言适应新世界并命名之，人们不再认识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在拼音语言中尤其明显。现代化是植根在拉丁语系中的运动，这种起源于商业目的语言实用而精确，例如法语，物、主、性、数、格全部细俱。而汉语则相反，语词的含义是可以根据上下文随时变化的，一个词是动词还是名词可以随意改变。朦胧、混沌，非常利于诗性的言说。

文雅中国温良恭谦让的汉语与强悍野蛮积极进取的现实名不符实，但是，汉语的本性决定它无法像拼音那样自我革命。这是汉语独一无二的伟大特性，它可以改良，但无法革命。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到来时，汉语力挽狂澜，没有走向拼音。

在中国，语言的运动必然是文化运动，也必然是意义和精神方向的运动。西方语言学误导甚深，汉语从来不存在所指和能指的二分。汉语的能指所指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就是字，这与拼音语言不同，拼音语言没有字这个东西。

当然，当汉语失去“中”的平衡的时候，它确实会向某一极偏移。比如书法向字意的偏移，新诗取消汉字、标语式地向朗诵（声音）的偏移、功利性实用主义地向意义（例如文革对所指的控制）的偏移。

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乃是汉语偏向用的结果。最近一世纪的汉语，向着实用偏移。当代汉语呈现一种立竿见影、粗陋、标语口号化的风格。这自然成就了现代化，因为技术需要不美的，直截了当的言说方式。普通话可谓这种偏移的典范。

现代化是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化基于西方人对未来的虚构和谋划，当然它也基于西方文明。现代化与古老的汉语是完全相悖的。汉语即使到今天已经非常粗鄙实用，但它依然是古代巫师使用的那种语言，许多字可以在甲骨文上找到。现代化就是祛魅，就是标准化、量化，同质化、把世界变成可以用一个通行标准、一种度来衡量，精细化、指标化的东西。汉语的模糊、朦胧、魅力、不确定、太极图式的语法变化与现代化是完全矛盾的。马克斯·韦伯曾说过，现代文明是一种“除魅”，也就是把古代社会中巫术、迷思、诗意去除，让世界主流朝向科学、契约、技术、经济这些必须清楚、准确、明白的方面。

1840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激进者提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消灭“万恶之源”汉语。鲁迅就曾经说“汉语不亡，中国必亡”。但是10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未完，也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现代化，汉语并没有灭亡，而是不自觉地走着胡适提出的“改良”之路，如何“良”？就是向实用倾斜。

汉语并没有走德语、日语或者韩国、越南那样的路线。就命名来说，文言文已经过度，失去了命名的活力。白话文的诞生，恰恰是一种使汉语在命名的功能、活力上重新回到中的运动。白话文改变了汉语的速度。在1949年以后，汉语偏向狭隘的所指（意义暴力）。而在　　　最近四十年，它又偏向实用主义的能指。

汉语是可以对现代世界进行命名的。简单化、粗糙化使汉语在越来越偏于实用。反过来，汉语最近一百年的贫乏也说明汉语的某种丰富性，拒绝隐喻，偏向能指，汉语也可以成为实用性的语言。但是不美。

新诗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新诗同样是用汉字写的，许多字也见于甲骨文。它改良的只是韵的位置、断句的长短、叙述的方式、精确以及思的深度等等。曾经有过革命的实验，用拼音取代汉字，但失败了。像日本那样在汉字中插入拼音（假名）都没有。简化字只是使汉字的书写更快，它并没有改变汉字的本性。而所谓的西式语法，在新诗中基本上被忽视。新诗体现的汉语运动就是从书面化的、雅驯的汉语回到口语的、更野蛮也更有活力的汉语，将这种汉语书面化。言文合一，新诗一直在探索这种“合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的最丰富最复杂最接近神灵的尖端地带。唐诗曾经抵达的地方，言文合一也可以抵达。新诗使汉语再次展现了它的无穷魅力。它有过唐诗、宋词，还可以有新诗，这是一种伟大深厚的语言。

新诗的开始本身就是汉语改造的急先锋，（今日之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就是汉语越来越实用的结果）。一旦汉语实用性的改造完成，诗从急先锋到边缘化也是必然的。因为诗的言文一致与汉语的言文一致不同，后者是要为现代中国的实用潮流命名，而前者的命名则是要重返中国之道，修辞立其诚，它要在现代中召唤隐匿已久的中国之神。唐诗的局面对于新诗来说，从来都是一个理想，新诗是语言改良的急先锋，其理想却是后退的，通过白话的言文合一，使诗重获唐诗那样的光荣、那种伟大的魅力。

传统中国的诗已经为古代中国完成了一个辉煌的命名，正因为命名的成功，中国可以以伟大的文明自豪。1840年以来被迫走向世界，不走也得走，西方的炮舰已经开到你的大门口。全球化不是中国自己主动的迎合，而是被迫的选择，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

现代化最恐怖的就是把全世界的地方统一成一个标准化的小区，完全丧失地方性知识、丧失方言、特点和细节。今日世界在物质生活上差距越来越小，现代化是某种洁癖之类的东西，它将世界理顺、全面沟通、拆迁一切、将异类同质化。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全世界都一样，同样的方向盘、同样的按钮。但诗永远守护着人类灵魂的黑暗大陆、守护着不可在经济层面沟通的地带，它恰恰是民族作为独一无二的文明得以确立的东西。

为现代中国命名也是被迫的，它与汉语历史上那些自然生长的命名不同，例如唐诗向宋词的演变。现代汉语的命名一开始就是功利的、实用的，这种被迫的急功近利与杜甫式的“寻章摘句老雕虫”完全不同。“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但是，现代依然有“道”，道依然是“非常道”，意识形态、主义无法取代道，如果过去一百年，知识分子曾经狂热地以为意识形态、主义可以取代“道可道，非常道”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应当明白，中国今日的文明低落，正是“大道缺席”的结果。道不可推陈出新，也无法革命。现代化可以提供货币、合同、生产资料、技术……却并不负责为人类提供新上帝。中国之道依然是那条“道可道，非常道”。

现代化背后没有上帝。拿来主义，我们可以把西方现代化的“框架”拿来，却无法把“上帝”拿来。语言的现代化，汉语只发挥了一部份作用，也就是工具性方面的作用。文明被语言工具主义遮蔽着。这个时代的语言方向不是追求大道，汉语在大局上日益向经济修辞迈进，任何事情都以货币式的语言衡量。新诗被冷落是因为它的追求与时代的方向背道而驰，它拒绝有用。诗曾经被用得很惨，诗在五十年以来的御用运动中声名狼藉。最近三十年，诗逐步回到大道，因此大音希声，被疯狂的物质主义冷落是必然的。与时代向着“有”的巨大运动相比，诗人们在写作中对如何接近“无”的探索所导致的读者的疏远微不足道。最近三十年，新诗就像传统上的诗歌运动一样，总是在如何写、写什么的两极上摆动而不再是在意义和意识形态（意缔牢结）的两极摆动。这种摆动必然被20世纪以来习惯视语言为意义之宣传工具而不是彰显存在之道的读者的冷落。

新诗依然意识到“诗言志”这个汉语的天然使命。志在二十世纪后期汉语向意识形态的偏移中变得非常狭窄。志就是道，就是大道，诗是要载道的，这个道并非意思、意义、意见、意图、意念、意味、意志、意向、意愿、意识形态…而是道可道，非常道，知白守黑、有无相生。汉语是存在性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语言。大道之显是诗的“被抛性”。在中国，诗是文明的核心，诗就是宗教，就是那种标示一个民族与诸神之距离的最高言说。汉语诗人没有忘记他们是用汉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写作，是中国诗人不是西方诗人。西方之道可以通过教堂存在，完全不读诗的人的“志”可以在教堂得到寄托。中国没有教堂，中国通过文的明照亮精神的黑暗，文章为天地立心。就像对诗这个字牵强的字形解释一样，诗就是言寺，语言的寺庙。当然，新诗的探索过程中受西方影响，把诗看成是文学专业分工中的修辞术之一，可有可无的巧言。诗的边缘化除了汉语运动方向所导致的边缘化，也由于诗人自己对重建大道之使命的犹豫不决，诗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语言游戏。在中国，“纯诗”必然被冷落，在中国文化中，“纯诗”总是次要的，文明不认为语言游戏是成熟的诗，语言游戏在中国文学史中仅在青春狷者的文字馆中聊备一格。

新诗通过对现代世界命名重建“大道”“礼失而求诸野”，再次扮演为文明招魂的祭司角色。也许前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关于20世纪俄国文学的发言也可以用在这里：“我们是在荒地上——更准确地说，是在荒凉得可怕的空地上开始的，我们有意识地，但更多则是直觉地致力于文化延续性效用的重建，致力于文化的形式和途径的重建，努力让文化那不多几个尚且完整的、也常常完全败坏了名声的形式充盈我们自身的、新的或我们固有的当代内容。”招魂在早期新诗中非常强烈，20世纪初的新诗人可谓回到了“巫师”的角色。典型者如鲁迅、郭沫若。

言文一致可以说是“礼失而求诸野”。白话使新诗面向文明的荒原，就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之前的诗经时代，自由而鲜活，文明的空间突然开启到巨大的黑暗中、开启到无名的白话口语世界中。白话文经典作家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散文诗、白话小说、杂文、随笔、文学史……这位伟大的作家可以说是写疯了，命名的狂欢！

新诗要复活文的魅力，招魂之力，洪荒之力。因此必须重返语言的荒野。

如果把一百年新诗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胡适开始到创造社的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30年代为人生的艺术、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昆明现代派”（王佐良）的纯诗追求；白色花派；50年代“诗言志”的意识形态化；朦胧诗、第三代、“知识分子写作”、70后诗人对意义的开拓……等进行梳理，文本的比较，我认为，在一个普遍追求“有用”的时代，新诗固然也受时代影响，有着严重的对“无用”的焦虑症，因此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泥沙俱下。但在诗的金字塔的顶端地带，新诗也是越写越好。新诗已经形成它自己的小传统和金字塔。新诗诗人力挽狂澜，经一百多年的努力，诗的神性力量（兴观群怨，迩远，多识）终于转移至现代汉语，新诗丰富，深厚，富有想像力，创造力的存在，对汉语来说，意味着一种复活。我以为百年新诗未辜负汉语，它艰难地接管汉语，使汉语在现代荒原上打下根基，命名现场，招魂，再造风雅，树立标准，赢得尊重。虽然诗人如使徒般受难深重，但诗在这个袪魅、反诗的时代传承了那些古老的诗意，坚持着精神世界的自由，灵性生活的美丽，并将汉语引向更深邃保持著魅力的思之路，现代汉语因此未沦入黑暗的工具性，通过诗彰显了存在，保存了记忆，审美着经验，敞开着真理。尤其是最近四十年，新诗一直在努力使汉语从粗糙的、简单的、暴力的语言重新回到丰富的、常识的、能够召唤神灵的语言。诗依然是汉语的金字塔尖。最重要的是：新诗继承了一种古老的世界观。对于这个拜物教盛行的现代世界来说，新诗的存在意味着：也许神性迷离，但神性并未在汉语中缺席。

我认为，新诗有三个阶段，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汉语的救亡时期。40年代末期到70年末，是将汉语视为工具的宣传意识形态的阶段。80年代中期。从第三代诗开始，新诗回到了根本，回到了汉语的古老本性，语言即存在。最近二十年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活动越来越成为资本的匿名文案，那么只有新诗由于它的充满神性的无用，就像诗经时代一样，知白守黑，保证了汉语的自由，丰富、历史感和精神深度，新诗为文明证实着时间的力量。

今天，新诗彻底孤独。它甚至孤独于当代文化，完全被遮蔽在黑暗里，因此诗人们终于有时间和可能性来完成诗所要求的最根本的东西。

我相信，这是新诗出现那种完整的诗人、神的诗人的时代。

新诗是可以期待的，因为现代化并没有为中国迎来上帝，这个上帝，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中继承。当然，中华民族若完全跟着西方走，走向取消汉语的地步，这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这个民族若继续使用汉语，我认为新诗就有希望。

新诗三十年最重要的品质正是它的孤立、它的不被理解，新诗在黑暗中坚守着大道。

一百年过去，新诗可以有一位“采诗”、删定的“孔子”了吗？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再改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