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诗坛,李建春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位重要诗人。建春生活严谨,对人对事,都极为认真。在诗歌写作上,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严苛,我记得多年前他对我一字一句读长诗《命运与改造》(2006)的情景,他在告诉我诗歌是如何需要字斟句酌,在每一个细小的地方,诗歌是如何发出声音与沉入意义的深渊。毫无疑问,他是当代诗坛最注重诗歌技艺的人之一。不仅如此,建春也是诗人中的知识分子,他的阅读之广泛与思考之深入,是当代很多诗人都不能匹敌的。
建春的知识背景非常博杂,早年他通读外国文学,后从事美术批评,他的知识谱系里又增添了艺术史、艺术理论这些部分,近些年他主要沉浸于历史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建春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当代的某种颓败深感遗憾,他不惜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将自己沉潜在这个传统之中,似乎决意从自己开始,为唤醒国人。无论如何,建春作为一位诗人和一位当代中国人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特的形象。
2017年4月22日下午,《珞珈诗派2017》的首发式结束后,举办方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有一个欢迎晚宴,席间,不少诗人、校友即兴朗诵诗歌。建春也登台朗诵:
植物的哀歌
我为红枫哭。为崖柏,檀树,花梨木
我为鱼腥草哭,为乡村的伤口
已得不到痊愈。为荠菜、马莲丹、野芹
和所有猪草哭,这些都是饥饿年代的救济
矮小的茎叶,亲切地看着一代代村姑
躬下腰,幼小的乳房,在汗渍的棉布衫内
我为水竹兰哭。为紫荆、喇叭花、金银花
和野蔷薇哭,这些乡村的精神
无从命名的美,含羞草在靠近的手指下
颤抖。你见过竹子开花吗
整个村庄笼罩在忧郁中?
我最近见了,在胄福家的后墙下
全家人,包括孩子,都在打工地,说忧郁
已太奢侈。胄福站在十字路口
面对川流的人群,挣扎于是否
给小笼包子用“更便宜”的原料
我为村口的古槐被大铲车掘走后
留下的水凼哭。混浊的独眼
对着无神的天空,旁边犹有一小香炉
我记得她,枝桠间挂满
祈福的红布条,为乡人朴实的世代
而婆娑,顶着大风、雷电
现在她在城里哪一小区,戴着犄角
斫断后圆蓬蓬的新发,而叫卖?
我为河床的芦苇哭。她曾经那么平坦
枯水期像足球场,草窠藏有鸟蛋
忽然间,那些无用的沙子也值钱了
一车一车地挖走,狼藉不堪像战壕
让我认出我们的可怜
我为旧居的葡萄藤和南瓜花哭
新居建成了,却无人居住、驳嘴
新路铺好了,却无人行走、赶牛
没有牛了,甚至也没有
黑暗,没有鬼故事,早早失学的孩子
在一间屋里上网,而农具
在墙角腐烂,一代人在本土
失去故乡,成为“原住民”,怵目惊心
而有:不需要耕作的农田,不害怕
害虫、鸟雀的谷子,樟树、桂树、红叶李
意大利杨,以及一切值钱的树
成片成片,占据了山坡,构成新景观
甚至还有玫瑰园,郁金香园,草莓园
带着确定的意义和价值
有谁还记得梧桐雨,竹簟的凉,荷花的香
幽篁白白地在原地清唱:
“未出土时先有节,高到凌云亦虚心”
而桃花却不白白地妩媚,桃枝厌胜
厌不住村里姑娘到远方可疑的生涯
而菊花仍在,腊梅仍在,寒香依旧
而松冠依旧顶着雪盖,松枝迎客
他迎的不叫顾客,而是安贫乐道的乡贤
我当时在台下认真听完了建春的朗诵,即使在嘈杂的环境中,我也能辨认这首诗凝重而隽永的意蕴。这是“哀歌”,建春像当代中国的一位先知,对着颓败的乡村场景发出无人领会的哀叹(“一代人在本土/失去故乡,成为“原住民”,怵目惊心”)。此诗后有一注:“鱼腥草,可治创口,田间地头常见。不需要耕作、不怕害虫鸟雀的是转基因作物。
近些年有所谓古树进城运动,将乡间古树移植到城里。同时在农村种植速生经济树木,破坏了植物多样性。”建春写作了多首关于家园颓败的哀歌。当时的氛围其实是非常欢乐的,与会的诗人和校友们个个沉浸在欢乐、亢奋的气氛中,“哀歌”的主题和建春的沉静、严肃的声音,在那个时刻其实并不合宜,但这就是建春,他是一个坚持自己的人,他的沉郁的面孔里总让人感觉有一种立定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他而言,一直“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新约·希伯来书》6:19)。
早年我刚来武汉,很快就认识了建春,待我返回北京,与京城的诗人交流,说起建春,有人不无忧虑地说“他是信教的……”那时人们习惯性地将建春视为“宗教诗人”,这种忧虑对中国诗人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认为:一、“宗教”将会使诗歌写作的指向变得单一,将复杂的人生问题简单化,这些作者“排除了人们通常认为是人类特性的一些主要激情,因此也就承认了他对这些激情的无知。”[1] T.S.艾略特曾经指出的:在大多数诗歌爱好者看来,“宗教诗歌”(religious poetry)只是一种“小诗歌”(minor poetry)[2];二、宗教本身是可疑的,由此宗教诗也不应当拿到公共诗坛的层面来谈论。其实那些批评建春的人与建春不同的是,建春把真正的宗教当作宗教,他们则是把诗歌、文学当作宗教。他们所秉承的人生态度其实是一种没有根基或立足于人本身的“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
其实这些态度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化”、“以人为本”或达到生命内在的“自由”?人从自身的原点能否凭借自身飞跃至“自由”之境?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6~1933)曾这样总结秉承“人道主义”的人们:“他们情愿生活在自然主义的水平上,却同时又想享受过去人们通过一些人文主义的或宗教的锻炼所获得的好处” [3],这也许也是我们的诗坛某种类似于“下半身”、“垃圾派”之类诗人们的隐秘心理。
而T.S.艾略特把白璧德对“人道主义”者的批评仅仅改动了几个字眼,就解构了自诩高人一等的“人文主义”者的优越心态:“他们情愿生活在人文主义的水平上,却同时又想享受过去人们通过一些宗教的锻炼所获得的好处”,这也许也是我们的诗坛另一些高人雅士的矛盾心态:他们需要宗教般的体验或好处,却不愿接受宗教的“约束”。在T.S.艾略特看来,其实“人文主义”并不比“人道主义”好多少:“人道主义抑制了特有的人性,只剩下兽性;人文主义者抑制了神性,只剩下人性中一个成分,而这个成分,虽然他(人文主义者)力求使之升高,却有可能很快地下降到兽性的水平。” [4]
建春和那些类似于“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的诗人们不同的是,他不因人的“兽性”的存在而认为其合理,他必须寻求解救之道,一定要得见那解救之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建春公开见证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现在,他也与我分享他对“上帝”的新认识:他仍然在寻求上帝,但作为信仰对象的那绝对的他者,在他的认识中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建春特别珍惜汉语文化传统、珍惜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他重新认领儒学(还有佛学)的文化遗产,做一个认真寻求信仰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
“迄今的写作,很明显是分成三个阶段了。我称之为:诗的阶段(1990-1999)、真理的阶段(2000-2013)、真理的形式阶段(2014年以后)。……第三阶段真理的形式,与真理‘若相应若不相应’(语出《大般若经》)。真理的形式超越宗教,直接以诗文在道义的需要中,就是修养和积德,以质直柔软的心,无所求地、力所能及地做一点,有为和无为互为基础。既然一切都是真理的形式,(包括真理自身,)而真理和光同尘,在某种隐匿中才最彰显,如耶稣行走于世直到受难复活。
对于在主内的这十四年,我心怀无限感激;在谦卑,柔顺,殉道者墓碑下的花园山,基督庇护我家人度过的纯净时光,将我的心养厚了,我成熟了,当从安全的港湾驶入浩瀚大海。如果他确是宇宙间唯一的,自然无处不在,所有的好不外于他,包括没有记在他名下的一切。而我不无眷恋地脱离他的名字,欣赏别的名字,是因为我看到了另一种好,在从未听说过他的人们中间,一种和平、一种王气若断若续。就像一个人从彼世投生此世忘却了,或月映万江;真理的风格、善的类型也是这样。
真理是数学,或光对湖水的切割,从未存在,但的确存在;语言是世界,但又不是;是真理,但有交错。但诗要写下来,真理要实现;如果你直接介入实现,假装没听说过真理呢?真理就会精神抖擞地,冲出你的笔尖,弥漫于字里行间。”(《有何个人可言》)建春近年一系列的言论,自然引来很多的争议,但他的灵魂有锚,他有自己的坚定的航程。
对自己的人生作重新界定,目前身处在“真理的形式”此第三阶段,建春的写作获得了一种自由,过去在“福音的诗学”之中,建春的诗歌在主题、素材和视野诸多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现在,他的写作超越了某一种宗教,而以一种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一种回归传统的诚挚为出发点,作品的趣味、风格和境界均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鹧鸪与噪鹛
六月烂根的雨水,鹧鸪声蠢动的欲望
唤醒一座空村,麻将桌无根据的平面
侵入荒草的熵;该忙而不忙
忙也无益,就等着收利。这里有立不起来的
有立起来又倒下的,印证着一些传言
橡子是谦逊的、苦孩子的记忆
插根针,一搓,就成了陀螺,转个不停
在泥地里跳房子,滚铁环,迷醉
纯真如暮晚的炊烟,缭绕不去
一种奴性的等待,在万古的寂寥中
发芽;灵醒的面孔,将自己映入岑岩
喇叭花吹响菜园篱笆的日子
这五彩、乡土的冶艳,有什么错?
像六指美妇回门,像空桶扎入井底
破碎的,荡漾的,提起来就是实(湿)的
他将鲜红的十字架与高瞻的主席像
请入新居,并排贴在堂屋正中
那婆娘的毛燥脾气,通常只敢对儿子
如何忽然间被耶稣收服,而变得
像一只噪鹛?她奔走于山区的小路
四处作见证:应许了!真应许了!
自从她梦见一个男人光着身子
“像主习惯的那样”,跳入一口塘
将她拉出淤泥,喜鹊就在她的门前叫
哪怕一根蛛丝,也以独特的下垂方式
送给她喜乐——这是不可被剥夺的!
耶稣,耶稣,救苦救难的神
点燃了一堆湿柴;他是不可能的爱
让乡人难以启齿;他托着他信徒的脚
踏入仇敌渍猪血的门槛;连快要死的人
也翻起身来,莫名其妙张望
大媳妇、二媳妇竞相展示自己的义
向上帝输诚,却以邻为壑。怎么一下子
就弄清楚了人的德性?
是滚落的核桃,吸引了救赎
黑暗的心从此穿行于场屋间不必在人前抱愧
他们在没完没了的梅雨季为同样的罪
再次忏悔,掴自己嘴巴
在这首同样是乡土题材的诗作中,建春确实表现出一种超越宗教的视野,他以怜悯的眼光、反讽的语气来叙述一个奇特的乡土中国:“将鲜红的十字架与高瞻的主席像/请入新居,并排贴在堂屋正中”,偶像崇拜和敬拜独一真神上帝在这里并行不悖。“向上帝输诚,却以邻为壑。怎么一下子/就弄清楚了人的德性?/是滚落的核桃,吸引了救赎/黑暗的心从此穿行于场屋间不必在人前抱愧/他们在没完没了的梅雨季为同样的罪/再次忏悔,掴自己嘴巴”,宗教带来了什么?一个人怎么可能真正认识上帝却又“以邻为壑”?是什么使人皈依一种信仰?是那“滚落的核桃”吗?同样是与宗教有关的题材,但今天的建春在叙述中有了一种超越性,从而,他也能看到社会场景中更深的矛盾、分裂、颓败与隐约的生机,诗歌在这里获得了一处处绵密的张力、趣味与深意。
在一首叫《等待合金》的诗中,建春写道,“雨濛濛的天,总是出人意外,不能自已/雨濛濛的天,我当在合适的位置/我背着教具到郊区上课,只能讲别人,不能讲自己/一联两天的课,从新石器时代讲到战国/我教我的学生艺术的由来/依次讲石器、玉器、青铜器,教他们认/簋、卣、尊、鼎,我备好了模范,等待合金熔液注入”(八月廿九,课前)。过去的内耶外儒,今天他对佛对儒的多方修习,对文化、历史和宗教的一再深入,建春现在的写作如同“等待合金熔液注入”,他个人的成长也如同“等待合金熔液注入”,未来的建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诗人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博大的、有力量的“模范”?
我常常回想那个在台上为人们朗诵“哀歌”的诗人李建春的形象,他确实是我们这个欢乐的时代一位苦吟的诗人。他的苦吟,一是对诗歌写作的认真、对技艺的苦心经营,二是为今天的世代哀哭。这位长期在汤逊湖边孤独守候的美术学院的教师,他立意在这个时代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之溃败,他苦苦寻索着新生之机,以严苛的心性修习和卓越的诗歌写作为当代人做着表率。他是这个时代的一位先锋,如同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呼喊,在他之后,似乎有更大的时代的到来。
May 10, 2017
武昌南湖,半岛居
注释:
[1] T.S.Eliot,“Religion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 , 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 p.99.
[2] T.S.Eliot,“Religion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 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 p.99.
[3] T.S.Eliot,“The Humanism of Irving Babbitt,” 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 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 p.278.
[4] T.S.Eliot,The Humanism of Irving Babbitt, 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 , 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 p.278.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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