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南方口音一发声，估计你们就会笑，这个外地人，已经很多年没来使用自己的首都了。是的，都说这里水很深，怕被淹。这次克服怯懦，从千里之外来领这个奖，说明我在乎这个奖，想用它来证明点什么。它能证明点什么呢？无非是我的独立精神可疑。真正有独立精神的诗人，不会在乎自己是否得到奖项的加冕。看来，这奖项的名字本身就是陷阱，会让接受它加冕的任何诗人，难以心安理得。好在它有个优势，评选结果是主办方独自决定的。缺乏复杂评选程序的文学奖项，反而会让获奖者更为坦然，也算是中国特色吧。我是先从这个方向理解奖项的独立性，以鼓励自己的。由于奖项名字的特殊意义，而且赶在新诗百年这么个时间节点，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现场，无论谁在这里说的话，好像自带了某种使命感。奖项设立者牧野对我说，希望我能按诺贝尔文学奖标准来发表获奖演说。他应该是提醒我，拿出点娱乐精神，自嗨一个高潮，也是允许的。

　　知情人会说，看我平常发言，狂放不羁的，谁相信你会怯懦？希望用心读过我诗的朋友作证，作为诗人时，我确实有怯懦的样子。从诗里出来，作为一个阅读者表达意见时，才会变成另一个我。那个我不如别人稳重，常口无遮拦，让人烦。也有人表扬我说话客观。但我不过说出了小部分真实意见而已，大部分意见，和各位一样，也不愿意说出来。其实，正面赞美同行，只要那赞歌是由衷唱出，也大致在调上，同样有其客观性。而某些负面批评，未必就不是偏见。严格说来，真正做到客观批评诗歌并无可能，因为诗本身不存在某个稳定的客观形象。同一首诗，每只倾听的耳朵构造不一样，听到的声音也会不一样。诗的形象，是所有耳朵听到的声音形成的混响效果。每个人的转述都会形成对原诗的背叛。但诗的价值，常在离开创作者设定的本来形象的阐述中，得以不断提升。有的诗，正是在被各种误读的时候，诗意盎然。所谓诗无达诂，诗不存在定评一说。但好的评论，可以不断开掘诗的深度。对一首好诗而言，评论者的深度，才是诗的深度。这正是诗歌批评家这种专业阅读者的价值所在。但这种价值，需要更多人愿意把读诗的真实感受说出来，才能得到体现。我只是偶尔客串一下评论的诗人，希望那只言片语，能抛砖引玉，引出一个可以大致用实话交流诗歌的常态氛围，引出更多批评家对当代诗发出有专业高度和职业精神的独立声音出来。

　　回到诗歌里，我为何会显出怯懦的一面？按世俗标准来看，我不算生活上的失败者，若用自己的尺子量，大约是失意者，游手好闲者。游手好闲者角色原型，是本雅明在波德莱尔身上找到的。波德莱尔遇到了巴黎一段最为混乱和破败的岁月，叠加个人命运的变故，诗里充满愤世嫉俗和反抗精神。但今天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还不断给生活制造新奇体验，为何也没让我狂喜？我几年前已做出选择，以后的主要工作是做一个诗人，不再把个人理想和光辉的城市理想捆绑在一起，我不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或投资人。但随着诗歌的生存环境整体恶化，当代诗在文化市场的地位已低入尘埃，诗人不再是先知、智者或文化英雄，只是一些不合群者，失意者，脆弱者，且多少有点神经质。所以，一些诗人很怀念古代，诗歌在世俗社会的崇高地位，使李白能狂放地仰天大笑出门去。当代诗已无这种可能。诗歌曾经拥有的那种激越、高昂的音调已失去了天然土壤，变得越来越低沉。一个当代诗人，即便是世俗社会的成功者，进入写作状态时，也要将志得意满抛到门外，匍匐身子，安静下来，才能在嘈杂中倾听到诗歌低沉的敲门声。这些年，若说我在写作上越来越有信心，这信心也是通过放低姿态找到的。诗人在现实面前不再是自负者。我坦然接受了这个时代给诗人安排的集体命运，我辈本是蓬蒿人。“我希望高过云层的飞机/不被你们炮弹一样的理想击毁/能安全落下，让我疲倦地回家/平静地接受小区停电/必须爬上九楼的命运”（见拙诗《地心引力》）。未来的本雅明，可能依然会把当代诗人的形象，和拾荒者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们依然是在不同的废墟里寻找有残存价值的东西。

　　在这样的时代，为何非要去写诗求虐？我说过，是写作能带来的快感无与伦比。应该说，还有个答案——我相信自己的加入，可以维护当代汉语诗歌的尊严。这个以前不好意思说出，但随着这些年对当代诗的持续观察、研究，和自己写作的实践，我对自己的判断越来越有信心。从源头来看，一个诗人的写作，终究是其生命受到的压力的反应。内在的或外在的，语言的或现实的压力，最终会成为塑造诗歌形象的手。诗歌的想象力，语言的爆发力，都靠那无形的压力，按压遥控器发出指令。过去三十年，当代诗一直在强化对日常生活的关照。应该说，正是诗人们用普通的日常经验，代替过去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上的高蹈之舞，在技术上不再迷恋俗套的浪漫色彩和矫饰，着力于如何更具体地协调生命、语言、现实之关系等技术性问题，使诗歌获得了它最为需要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性，让百年新诗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品质。但回过头看，太多诗人并未领会其中奥义，表现出明显的矫枉过正毛病，写作变成了对现实生活的简单还原。当代诗人不能依赖常人推测的那样，靠生活的浪漫多姿，溢出浪漫多姿的诗，但将生活的无趣和庸常简单记录下来，也只会变成无趣和庸常的诗。当代诗需要有在生活的庸常中看到荒诞，在生活的无趣中挖掘诗意的能力。正因为生活无趣，才激发诗人用写作来给无趣生活带来刺激和惊险。诗人被一地鸡毛的生活所困，使得失意者的悲伤，不满者的嘲讽，酒鬼的牢骚，人渣的愤怒，成为诗歌的常见声音。我们不再像古代诗人那样云中漫步，学会了戴着镣铐跳舞，但是对每一个当代诗人而言，诗的命运，固然起源于你的命运，你却不能把诗的命运掐死在你的命运里。

　　诗的命运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原创性和完成度。诗人的写作要成立，首先要有原创性。但在高谈诗歌的原创性时，最好谨慎一点。你写的第一首诗和发出的第一声啼哭，都可算是原创。问题在于，在什么层次上体现出你的原创性。要说清楚作品的原创性价值几何，得先对别人写的东西大致有数。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艾略特要求诗人具有达到荒谬程度的大量知识，不能说很过分。不能因为有人在诗歌写作中，耽于卖弄知识，就夸大知识给写作带来的风险，甚至认为诗歌写作和知识没什么关系，以无知而自豪。马利坦说过，诗性直觉不能通过运用和训练得手，取决于灵魂某种天生的自由和想象力，但傻瓜才会用来为自己的无知无畏行为辩护。在无知中写作，最大的风险是，让写作者在别人的巨大阴影下还不自知，以为自己不值一提的写作多么先锋，玩着别人玩腻了的游戏，还觉得多么原创。我相信，最好的诗人，会在拥有知识理性而写作时懂得不被知识蒙蔽的诗人中诞生。他拥有的知识，有助于他找到方向，让他从越来越多的大诗人留下的越来越窄的缝隙间前行，不至于被挡在缪斯女神门外。而写作时，他又懂得摆脱知识理性的桎梏，倾听灵魂的颤栗，静待语言和诗意的冲动性表演。如此，他的诗，才能抓住他的存在，也抓住语言的存在。也可以说他的诗创造他的存在，也创造语言的存在，变成一个新的存在。这样的诗，才有原创性价值可谈。

　　谈论诗歌的完成度，要更为复杂。不设定条件，线索会往四面八方发散，无从谈起。今天把时间定在新诗百年节点，可把新诗的现代性当主要线索谈谈。当代汉语诗歌，在诗歌美学的现代性改造方面，如对生命本体意识、语言本体意识的关照，对形式的理解，在诗性意义的生成方式上，都颇有心得。在处理诗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对存在的探索，当代诗也显示出了很强的能力。问题出在诗人对现实世界本身的认识上，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虽然说，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每个人的现实命运相关，但真要做到对个人命运的深刻理解，却需要大致看清整个时代的面容。这究竟是个怎样的时代？它一直是一头兀自行走的大象，并没有谁真正见过这头大象的样子。每个人都是瞎子，自顾自地摸索着，各自表达着自己摸到的大象的样子。所以，从总体上借助城市学家现成的认识是必要的：21世纪是属于城市的世纪。这说法带有修辞性，但是事实。除了有急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数据支撑，城市的发展也到了新阶段，随着得到工具理性改造的人类能力的加强，城市扩张和自我修复能力也越来越强。这么说，不是要诗人调高嗓门为城市唱赞歌。况且，城市如何进化，都会问题丛生。如新技术在大都市的高度集中和繁荣，也可能把市民往非人性化的方向驱赶，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新的伦理问题。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提醒诗人，城市时代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当社会已从农业时代向城市时代转型，而诗人们似乎普遍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的深刻性，诗歌明显跟不上时代（非流行符号意义上的）的整体节奏。新世纪的汉语诗歌景观，依然在以农业意象为主要构图元素。这种系统性偏差，直接影响到当代诗追问人类存在的线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存在的意义也被悬置起来，这从核心精神上制约着当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性。

　　对生活在城里的多数诗人来说，城市不只是新鲜的写作题材，而要用来收纳他全部的生活。他几乎已经与城市结为命运共同体。那么，我对他写作的关注，首先不在于诗歌的形式，及其与当代诗歌整体语境的关联度问题，而在于他怎么认识城市，他是否将身体从广阔的乡野转身，放进城市这个盛满他生活的器皿。他若已经在认真面对城市这头“怪兽”了，对城市空间也会有深切领会，会用较为成熟的心态看待城市，至少不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反抗，或80年代上海城市诗派青年们表现出的新鲜感吧？如果他转身之后，依然对城市充满厌恶和憎恨，情绪真实而又无法逃避，诗歌如何表现都是合法的，这已和心态成熟与否无关。我们还在把城市诗，作为一个新鲜话题来谈，被人们从题材角度，用来与古代的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来类比，显见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城市诗会超越题材内容，从根本上动摇汉语诗歌的传统审美机制，而且会摸索到生命源头、灵魂深处去影响诗性经验的成色。当某一天，城市化水平到达某个峰值，像某些西方大城市一样，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人们不再是节假日驱车到城乡结合部的农家乐，或某油菜花田里，用一种城里人居高临下的消费心理，表达出对农村的感情、对自然的眷恋，而是确实已厌倦城市生活，更向往环境得以改善的郊区、小城镇或农村，那么，诗歌里出现大面积的怀乡病，会显得比较正常。

　　在我大谈城市诗时，上海大学许道军教授发出过疑问：你近年强调“差异”与“个性”的“地方性写作”，与正在趋同的城市面貌、城市生活似乎相矛盾？地方性诗学强调要从“这里”出发，在写作之前建立精确的时空坐标系。地方主义诗人像钉子一样，深深钉进特定的时空坐标系里，注入自己的生命体验，有可能把日渐趋同的城市空间，变得迥异于它出现在照片里的公共空间形态，成为带有诗性意义的场所。这城市公共空间，将成为诗人自己的世界，让他找到归宿感、安全感，以把自己安顿下来，有了特殊的场所精神。同时，这场所精神，也安顿了另外一些找不到灵魂归宿的同道。所以，即便诗人与其他市民一样生活，坐同样的地铁、公交，过同样的街道，呼吸同样的广告，但他们见到的却是不同的城市。可以说，城市空间再如何趋同，由于有了地方主义诗人对具体环境的场所精神的发掘，对人和城市的关系的深刻理解，用“个我方言”探测到城市的本质和存在的线索，就有机会把同质化的城市空间，变成多样化、复杂化、异质化的谜一样的空间，把碎片化的空间重新缝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至此，我们才能发觉，人的本质、诗的本质和城市的本质，实际上处于某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复杂关系中，它们相互遮蔽，又相互敞开。这几年，我一直在写一本名为《万国城》的诗集，也是希望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落到写作实践中来。至于其未来命运如何，我说了不算数，让时间去摇骰子吧。

　　9月11日下午，主办方通知我，说要颁发“独立诗歌奖”给我。我当时虎躯一震，但随即有些不安，在朋友圈有感而发了几句话：“不要随便对诗歌奖的设立唱赞歌，所有奖项，只有颁给那些重要性被低估的诗人，才有建设性价值。颁给已经被高估的诗人，其实是在对当代诗搞破坏。”我虽然表明是用来自勉的，还是被认为在含沙射影谁。我无意对获奖者发什么牢骚，何况自己也没有清高地拒绝过奖项。我倒是就批评家对当代诗歌的批评能力问题发过牢骚。后来想，也没什么意思。一个诗人，诗歌若真写到了某种程度，它可能只属于你自己，和明白你在做什么的少数同行。批评家没有义务，也不可能有精力追踪一个拿不准的，还没有被确认为是大诗人的，带有强烈个人气息的写作者。意味着你走的越远，对你诗歌有批评能力的人越少。如果你坚持的是面向下一个百年，甚至更久远的写作，你选择的多半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你可能需要一直把这路子走死，才可望成为你想要的大诗人。到时候，该来的自然会来。即便是百年之后，你带着诗歌一起人间蒸发，又有什么关系。选择诗歌，本来就是选择的一条寂寞之道。这条小道上，在新诗的下一个百年里，若碰巧遇见“独立诗歌奖”这么个气质出众的美人，对你独自前行的背影瞥上一眼，也能聊以慰藉了。

   （本文系作者“中国独立诗歌奖特别大奖”获奖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