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晚上，中国新诗百年叙事方法论坛暨岳州窑诗歌朗诵会举行。

　　主持人周瑟瑟表示：叙事方法从《诗经》开始，一直到中国新诗的第一人胡适，从来就是诗歌的重要方法，胡适的方法是“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白话文解放了古文，让诗回到了生活现场，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强大的象征和抒情的国度，但叙事尤其是生活现场、原生态的叙事，这一百年来已经成了诗歌重要的方法。朦胧诗中最好的作品是叙事性的，对历史现场的叙事与反思，第三代诗歌干脆进行零度叙事写作，以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一批65年前出生的诗人，把叙事看成当代诗歌的出路，以伊沙、沈浩波为代表的民间口语写作，包括紧跟其后的大批70后80后90后，现在00后诗人也跟上来了，通过网络写作快速找到了“事实的诗意”的口语叙事方式，把当代生活和个人感受的丰富性、真实性与差异性写出来了。

　　诗人李不嫁说：诗歌的叙事，通常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典型叙事诗，如“三吏”“三别”，《王贵与李香香》，将人物、事件、起因和结果交代得清清楚楚。一类是打破传统，采取碎片式的方法，从真实发生的事件中，从某个具体的人物身上，截图式地展开笔触。当下传播介质的短平快，诗歌的这种叙事特质越来越被广泛釆用。有诗者甚至以诗小说来为其命名，把诗歌做为一种文学体裁与小说、散文、新闻特稿的作用等同起来，这无疑是对诗歌疆域的一种扩张和延伸，因为厌倦了故作姿态的抒情，诗人开始记录和表达自己或别人的生活。也因为写作的便捷，诗歌让大众变成了一种实践。虽然大量涌现的叙事诗歌，眼光向下，力求平民化，客观化，而且真实可信。但久而久之，如何避免语言的琐碎和日常事件的平庸？我们看到，诗歌的叙事并非简单的记叙，它在真实鲜活的基础上更应有其个别性。脱离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脱离了诗意的语言和审美，叙事诗歌的枯燥乏味也同时显现。叙事的眼光一味向下，难免有消费他人的苦难之嫌。叙事的笔触一味求小，“社会太重，诗歌太轻”。而诗歌的轻，无法承担社会的重。我希冀更多的文本解开这层关系。叙事之途并非一条。总有人向叙事犯险和突破，走出枯涩之地。

　　诗人李成恩认为，叙事方法是诗歌的灵魂，如果说抒情与修辞是诗歌的血液与肌肉，那么叙事就是诗歌的骨骼。我的写作坚持对生活、历史和个体的叙事，因为叙事是结构一首诗最坚固的方法，纯粹的抒情容易走向虚假，我看到许多诗人以根本不存在的想象为目的，他们的写作建立在虚无缥缈的词语上，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可以信任的写作，词语如果脱离了叙事，只能是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在总结中国新诗一百年的时候，应该反思我们持续很长时间的以单纯的词语和想象为推动力的写作，包括遗留下来被大家熟知的作品所存在的问题，我在反复推敲那些作品时就会发现词语和想象的悬空状态，而加强叙事对词语和想象的巩固，无疑是让一首诗更有生命力和现实感的有效方法。

　　参加当天诗歌活动的还有熊国庭、李冈、张灵均、段华、李美贞、姚娜、洪宗甫、蒋娜、石祯专、徐敏、杜华、汪令维、田蜜、戚旭明等诗人与诗歌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