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的话题的层出不穷，其根源在于，不同的人总会从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来说出他们对诗的观点和看法。从给诗下定义，诸如“诗言志”、“诗缘情”到“诗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武器”，从“诗是诗人的生命体验”到“诗是诗人对世界的发言”，从“诗到语言为止”到“诗就是诗”之类，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了。然而我们似乎可以追问一句：为什么具有同样上述内涵的其它文体不能称之为诗，而恰恰是“诗体”被称之为“诗”呢？诗应该是由其“诗性”而定义的。而“诗性”又似乎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仍然是一个“诗体”的问题。就诗的发生学意义而言，我想无论是任何国家，其最初的诗的形态，必定是“自由体”。只是因为后来随着文化修养的提高而逐步产生和形成“格律体”的诗。作为文化的积累和进步，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现在我们一谈及继承传统，似乎就是指继承格律诗的传统。一些人甚至把五四以来的新诗，特别是自由体诗，说成是完全背离传统的“文化怪胎”，是一种“失败的试验”。其实，单纯地从“格律体”或“自由体”来讨论诗的成败得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关键在于这个“体”所载之物，也就是它的内涵是否具有“诗性”。

 “诗性”虽然是一个看起来有点玄乎的话题，但又是一个我们在讨论诗的时候无法回避的话题。从《诗经》迄今的中国诗歌传统，其存在的内涵之复杂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当人们仔细抉择之后，仍然会发现，只有那些真正具有“诗性”的篇章能够流传并为人欣赏，而众多不具诗性只徒具诗形的赝品，是不会获得青睐的。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左右着我们的阅读体验呢？这些因素是不是我们认定的诗性基因呢？不妨作一些探讨。

首先，诗是人性中一种内心隐藏着的冲动，这种冲动虽然不吐不快，却又不宜以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它不是A=A，而是A=N。所以同一种感情和事物，在不同的诗人的艺术表现中才会呈现出纷繁斑驳的形态和意象。类似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样的人生感受，如果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不仅会很啰嗦，而且也很乏味。可是读这几句诗，不仅感到语言精美，而且浮想联翩，意绪绵延。这种对诗性的体验，似乎隐含着人的思维方式上的一个特点，即它既是感性的，又是为理性支持的。它的感性特征注定了其突发性和瞬间性，而它的理性因素则在于其联想性和内涵性。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对许多经典性诗篇的阅读感受和体验，一定是离不开上述特点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诗性的特征：一是它的感性方式，二是它的语言方式。 

说到感性方式，自然离不开人们在社会现实中的生活感受。诗之所以具有社会性和个人性相结合的特征，正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精神产物。我们每每在诗人抒写自身命运和人生感受的诗篇中，能够读出极具个人性特征而又富含社会性内容的佳句。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躺在时间的河流上/ 苦难的浪涛 /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我们读到的是不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对自身命运的感叹和内心的呼唤，但是它也同时赋予了我们对自身人生经历的审视和反思。这种精神上的共鸣，才是诗性力量的源泉。所以诗性的首要特征，即是它要能在感情上对读者产生呼应。不能够在感情上引起人们共鸣的文字方式，可能是别的意识形态，但不是诗。

诗的感性特征及其对人们感情上的呼应，不是一般的语言方式所能奏效的。平庸的语言表达只能是对诗的贬低和羞辱。所以诗人对语言的选择和提炼，不仅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是人们判断一个诗人才智高低的重要标准。就我国的旧体诗而言，“推”与“敲”，“绿”与“过”之类的典故，充分显示了这种炼字寓意的苦心。这种高度的浓缩的诗意，表明了诗人对语言文字的极度重视。其实，所谓的惜墨如金，还是由于诗性的突发性和瞬间性决定的。我国的旧体诗之所以定型在绝句、律诗、词曲之类的诗性上，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诗性的瞬间突现是一种难以持续的内心感受和意绪飞扬所造成的。诗人的内心感受和意绪飞扬所产生的诗性，往往在瞬间突现时促使他尽量捕捉一些极其精炼准确的词语来表达和表现它，所以才造就了我国旧体诗的诗体的浓缩。可是由于长期的“定型”，使许多本无诗性感受的人，仅仅得其形而失其质，才使得大量赝品成为“僵诗”。这正是我们应当从旧体诗的历史沿袭中吸取的教训，而现在我们一些人却总是以旧体诗的“体”来衡量当下的现代诗，岂不是一种“买椟还珠”的愚蠢行为吗？

诗性的感受不是先于对“形式”的追求，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呈现这种感受，才有了对“形式”的建树。如果“形式”成为对诗性感受的束缚，则必然要求打破这种束缚。所以胡适的“诗体大解放”正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历史呼应。至于闻一多及其后继者对“现代格律体”的追求，作为丰富和完善现代诗的一个侧面，不妨视为一种积极因素，但切忌将这种追求神圣化和模式化。因为诗性感受是无穷无尽难以预设的，而“形式”总是有限的。我说自由诗是“无体之体”，就是强调其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基于诗性感受的无限可能性以及它会寻求新的形式表现要求。有许多经典名篇，如果从“形式”的角度看，根本就是不可重复的，但它们的诗性表现和表达，却会给后人带来启迪性的激励。其实，在诗歌写作中，对形式模仿是相对容易的，而要在诗性的表现上有所创新的建树是相当困难的。

在日常的诗歌阅读中，我们经常会读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诗，初读时似乎感觉不错，但几经琢磨推敲，会发现它们原来是有出处的。我们虽然不能一概否定其诗性的本色，但毕竟不属于创造性的发现。这也正是诗作无数而名篇罕见的原因。

作为一种精神的追求和探索，写诗或出于感情的波澜，内心的寄托，或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慨叹，对现象的深沉思考。但是不管是何种动因，均不能背离诗的本性。所以诗性是判断一首诗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存在于我们一般诗作中的弊端，不外乎浅薄的滥情和理胜于情的偏执。

究其原因，浅薄的滥情大抵基于一种浪漫色彩的渲染，对生活现象和生命存在的感受和感知，还处在浮光掠影的状态，对现象和事物赋予了过多的主观理想和期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诗人主观上的因素，更重要的或许在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引导。其实无论是滥情还是理胜于情，都不是诗性的本质。诗性从根本上说是诗人自身内心的一种品质或品格，它应该是不为外在因素所左右的，所以有的诗人能够从对大自然的心灵沟通中获得启迪，而另一些诗人则会在生命历程中更多地“悟道”。还有一些专注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鞭策的愤世嫉俗者。无论何者，只要是“诗写”，就必须是“诗性的”而非别的什么。

我们的先贤把诗的表现方式概括为“赋、比、兴”，其前提应该是对诗性的表现。离开了诗性，这些表现方式都可以转化成庸俗的文字游戏。苏轼的一首众所周知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其实说透了一种人生存在的多视角及其悖论。诗人的生存状态还是它们的集中体现。因为诗人心灵的敏感度所致，对一种生存处境的“当下性”常常会引发对“过去时”和“未来时”的联想，并因之而激起诗性的生发。试举两首古诗为例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崔护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夜雨寄内》李商隐

这两首诗都是在“当下”的场景中表现出对过去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前瞻的。然而传达的却都是一种对人生变化无常的心灵体验和世态沧桑之感。这个事实似乎说明，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过程，注意过程的感性因素者是诗性的表现，而直奔结论而去的则为逻辑的思维。诗人如果要保持和维系其诗性的品质和品格，是不可忽略感性的意象和事物的。

命运感是诗人在生存感受中最直接触及的生命感受，所以古今中外的大诗人都无不涉及这种对命运感的抒写。我在此文开始提及的屈原和艾青的诗句，也是促使我写此文的诱因。因为时下许多以复制“原生态”的生活现象为时髦而致诗性缺失的倾向，正在有意无意地引导着人们向低俗化的生活态度看齐。果真如此，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想，诗人如果以笔触涉及平庸低俗的生活现象，他一定应该是基于痛心疾首而非泰然自若。不可否认，生活中存在着铺天盖地的平庸低俗的日常现象，但诗人的存在不是为了与之同化而是从中挣扎而出。从这个意义上，我主张诗人应该追求精神的贵族化而非庸众化。

诗人即使以笔触涉及日常的平庸现象，他显然不是为了“从众”而是为了从中慧眼独具地透视到一些令人寻味的意蕴。像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那样，在粗俗而令人厌恶的行为中，显示出难以言说却又让人心知肚明的一种社会意蕴。诗人对复杂的现实事物会有许多具象储存在脑际，当许多现象呈现某种共性的本质时，诗人会在某一瞬间捕捉到一种可以呈现为意象的诗性场景。这大概就是雷平阳捕捉到“杀狗的过程”中那种象征性意蕴的契机。所谓“长期积累，偶而得之”也就是这个意思。

诗性的呈现在诗人那里虽然常常以一种瞬间突发的方式表达，但是这大抵都是一些精短型的诗。在一些较长的诗，特别是数百行乃至千行以上的诗，则必然是经过诗人的长期思考和精心营造的。写长诗而要自始自终保持诗性，绝对是需要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的高度完美结合的。像艾青的《向太阳》、洛夫的《漂木》、昌耀的《慈航》这样的长诗，我们读出的是人的生命过程中，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生命存在的居无定所的漂泊感，以及在苦难中人的灵魂得到超度的过程。这些概括着人的生命存在的丰富内涵的诗性表达，让我们读到的不仅是故事情节，更是一种对自觉的生命过程的审视和期盼。作为存在者的人的生命过程，不是简单的生老病死的生理过程。诗人对于生命过程的认知和理解，甚至是不同于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或者企业家的。他的成就感不在于某种具有实体事物的实施和成功。在诗人的眼光里，上述那些“家”们的“成就”，对于人的灵魂和心性，甚至是一种灾难。以这种角度来观察当下诗性缺失的现象，或许可以得出接近真相的结论。为什么艾青、洛夫、昌耀的长诗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唤起诗意的想象，而当下一些长诗却难以令人卒读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导致的审美趣味的不同，更在于当下的现实中众多事物的呈现的确是与诗性相悖的。诗人无法完全摆脱现实对他的影响和干扰。所以，诗性难觅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然而，诗人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不能以逆来顺受的心态处之泰然。当下许多诗之所以诗性缺失恐怕正是这种心态的产物。一个诗人在面对现实时，是妥协迎合还是抗争批判，是一种生存的姿态。这种生存姿态决定着他诗的视角和品质。记得多年前《诗刊》以“远去的帆影”为题征请诗人写“同题诗”，其中有写得很优美的，但是唯独牛汉的那首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原因在于，他的视角是迥异于一般人的。他在诗题下写了“这个美妙的命题，是立在岸上的人拟的”，明确地揭示出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在场者”身份的不同，是怎样决定着诗的内涵和品质的。被人们口耳相传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成为一种悠远辽阔的诗境而凝定成画面，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两句诗也许还包涵着李白无尽的人生感慨呢。牛汉同样在感叹这一美妙的命题时，提醒着人们：

我是一叶帆

满是补丁的粗麻布帆

我只能在波峰浪谷中挣扎

命运没有给过我安详的蓝天和平静的海面

飓风纠集霹雳，闪电和暴雨

撕裂着焚烧着我单薄的布帆

我这远远的帆影姿态翩翩/我多么飘逸多么神秘魅人，但是他们何尝体味到“帆”的“痛楚地叫喊”和“悲壮地歌唱”呢？牛汉以其切身的经历和内心的体验写下的这些诗句，让人们领悟到旁观者的闲情逸致同“在场者”的倍受煎熬具有何等不同的人生体验。

从某种程度上说，诗人就是人群中的“异类”。他的眼中所见到的和心灵中体悟到的现实事物，不是其表象而是其潜在的内核。城市的高楼大厦和五光十色，在诗人笔下会成为水泥森林的压抑和人心诡异的图景。这并不证明诗人就是与现代化的生活为敌，而是他从中彻悟到一种人性受到压抑和扭曲的悲怆。诗人的内心世界应当是经常处于不安的状态之中的。诗性的产生其实就是诗人内心世界同外部事物产生矛盾、碰撞、挤压之后的产物。当一个诗人的内心完全处于平静状态时，诗也就同时远离而去了。古人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今人将它改为“哀莫大于心不死”，其实都是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困扰。死或不死，都是诗人的内心受到现实的撞击之后产生的心态。心一旦真的“死”了，哪里还有什么“哀”或“不哀”呢？

关注上世纪末迄今的中国诗坛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它从沉寂到喧闹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其实意味深长：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诗的观念及其存在方式。曾经被认为是“文学中的文学”的诗，不再是少数文学精英的特权；曾经以抒情为主要特色的诗则经常被斥责为“滥情”和“矫情”；在“平民化”、“口语化”的旗帜下，大量的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诗得以冠冕堂皇地登坛入群。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这种铺天盖地扑面而来的诗潮汹涌的状态下，诗与非诗并存的现象将会长期存在。如何从沙中淘金，区别鱼龙，显然是一切关注中国诗坛的人们必须作出的抉择。在难以胜数的诗人名单中，人们记住了于坚的博识，欧阳江河的睿智，西川的深邃，李亚伟的冷嘲，韩东的淡定，陈先发的回眸，臧棣的心机，胡弦的灵动，如此等等。而在女诗人的空前强大阵容中，蓝蓝的儒雅中的坚执，娜夜的纯情处透出的辽阔，荣荣的纵情里适度的控制，以及安琪的行云流水乃至视野驳杂，充分体现了在当下日趋开放复杂的现实境遇中，女性的精神世界呈现的多姿多态。以上这些挂一漏万的涉及，仅仅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诗人内心的诗性呈现，显然是一种多取向的博中之专。每一个诗人在写作中有意无意的抉择，体现的是他们在自我生存状态中的精神关注。这种精神关注如果在某种时空里表现为趋同的共性，也就意味着诗性的丧失。这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大跃进诗歌”，“小靳庄诗歌”甚至“天安门诗歌”所遗留下来的沉痛教训。

诗性何物？这也许是一个永远难以理清而无法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必须是诗人的个体生命中那些从内心和灵魂深处中引爆的感情火花和刻骨铭心的痛彻思考。失却了这一根本的立足点，我们将无法感知诗性的存在。

                                                                                            2017.5.2 完稿于扬州

（来源：扬子江诗刊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