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感触的话，《诗刊》编辑部像严肃的师长，《星星》诗刊编辑部像亲切的朋友。因为和后者的交往，性情相投，无拘无束，但是，很少深入谈到诗歌的看法和创作。《诗刊》就不一样了。最初和《诗刊》打交道，是李小雨、梅绍静两位老师先后编发过我的稿子，但是仅有的投稿回信，严肃、简洁至极，几乎就是手写的留用通知。

后来编辑部工作调整，邹静之先生负责西南片的稿件，上任就给我写了个简函约稿。不久，我去河北出差，取道北京回渝。这道取得有点勉强，其实是我自己想去北京，一是想买书，传说中的王府井书店什么的，一直让我心痒痒的，另外就是想去《诗刊》社拜访静之先生。两件事都很成功，书买了20多本，去《诗刊》社还真见到了邹静之。静之先生友善、亲切，聊起诗歌不慌不忙，让人有如坐春风的感觉。一个多小时的聊天很快就过去了。让我意外的是，虽是初次见面，但他讲了很多对诗歌或者说诗歌稿件的看法，而且，都是我未曾听过或自己从未想到过的。

回重庆的飞机上，我都在消化他谈诗的内容，终于逐渐找到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如何从同一个技术角度看待有着不同艺术主张和倾向的诗歌作品。

我写诗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那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关闭已久的国门徐徐打开，新鲜的东西扑面而来。

那也是诗坛群雄并起的年代，各种各样的地上地下的诗歌主义开始出现。一直到90年代，谈诗歌等同于谈诗歌主义的习惯仍然存在。谈主义能谈得和平相处的时候，其实是很少的。很多主义，本来就比较娱乐，又假装严肃，让人有直接离席扬长而去的冲动。有的还偏激，非我族群，其心必异，主义几乎成为小团伙的帮规。在这样的交流习惯下，我是越来越不愿意和同行谈诗歌。疏远谈诗，埋头写诗，可能是很多诗友在那个阶段的状态。但是和静之先生的交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是有感而发，冲动写诗，比较依赖直觉，研读他人的作品，也比较依赖阅读是否有惊喜和快感，很少从技术的角度，理性地评估自己和他人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我依稀觉得，不管是什么主义或流派，是真的可以进行技术分析和评估的，从这个角度去交流，应该比相对奢谈主张要容易些。

几年后，我参加了《诗刊》的十四届青春诗会。青春诗会是《诗刊》最有影响的活动，很多声名远播的诗人，都是由青春诗会推出，才逐渐为人所知。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读诗的重点不是当代中国诗歌，但是，青春诗会作品专号，我却从来没有放过。我把它当成重要的研读资源，一首一首，慢慢推敲。几乎每一届，都能读到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所以，能去参会，感觉非常幸运。

我们那一届的青春诗会，比较特殊。进入90年代后，青春诗会都是每年一届，但是编辑部为了保持诗会的水准，将我们这届开始改为两年一届。所以我们这届就成了大班，人数是上一届的一倍。和往届青春诗会相比，十四届的另一个很不寻常，是并没有去北京以外的采风胜地召开，而是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闭门开会。由于看重向《诗刊》社的师长们和诗友讨教的机会，我们好几个同学，聊到这一点时，都不觉得辛苦或枯燥，反而觉得更能集中精力交流诗艺、切蹉文本。

我的指导老师是邹静之，由于有要修改的组诗在手，他评价诗歌的方法变得更为具体，不是一首一首，而逐字逐句和我讨论，提增减建议，谈为什么觉得这首好，而另一首不好。我还找机会旁听了其他老师的谈稿，发现理性而较真地进行文本分析，特别看重一首诗的全局，是几位《诗刊》编辑的共同点。而对诗人们的具体修改，则普遍比较宽容。

对我来说，青春诗会不仅是一次语言技艺的特训，还给我带来了延续20年的诗友情。甘肃来了三位诗友，娜夜、古马、阿信，和他们的长期交往，经常让我觉得兰州是我的半个故乡。来自江南的沈苇、庞培、代薇、邹汉明、陆苏、简人，则让我见识到江南才子才女的风采。有了强烈的游历江南的兴致，不久，果然去了一次浙江。当然，沈苇此时已在新疆生活多年，兼有西域的粗犷和江南的细腻。代薇是由重庆去的南京，至少那个时候，仍有重庆女子的泼辣劲。另外，安徽的祝凤鸣、广东的谢湘南和张绍民、山东的吴兵，都有截然不同的诗歌特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对同龄诗人的关注和阅读，是认识了这一批优秀的诗友，才真正开始的。

参加青春诗会的前后几年，我比较满意的诗都是拿给《诗刊》社的，《诗刊》社也慷慨地给我提供了足够的版面。

2000年后，网络诗歌运动兴起，我和朋友们办起了界限诗歌网站。另外，因为参加了《人民文学》杂志社的首届中国青年作家论坛活动，被韩作荣老师率领的团队深深吸引，交往密切，文学见识上受益良多。有好几年，经常读《诗刊》，由于那个阶段投稿较少，和《诗刊》社编辑交流也相对之前少些。

因为个人阅读趣味原因，我深感自己对中国当代诗歌的阅读和研究不够，所以从2010年之后，给自己订了一个计划，系统地研读当代诗人的作品，重点是50、60、70年龄段。《诗刊》作为诗界第一刊，自然成了我收集信息的重要窗口。以我的研读来看，中国当代诗歌的总体进步远远超出了我自己之前的评估和想象，我没有能力去和其他国家的当代诗歌变化作比较，但是即使从读者角度去看，阅读价值和艺术创造的含金量，都有显著提升。相对诗歌原创的进步，甚至当代诗歌评论都还没跟得上这个进步。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80年代至90年代，诗歌观念和理论，带着某种规划性，超前于写作。时过境迁，诗人们在各自修炼20年后，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很多评论家没有涉及到的陌生地带。

让我惊喜的是，《诗刊》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微妙流变，上下半月刊各有专攻，上半月刊侧重于成熟诗人的新进展，下半月刊侧重于发现诗坛的未来力量，用了极大的容量慷慨提供给实力新人。特别是2012年夏天开始，有阅读价值的诗歌文本越来越多。如果说之前，是我自己的阅读计划，让我每期浏览《诗刊》，那么近四年，我是觉得如果少读一期，会错过自己喜爱的诗歌新作，这是不能忍受的。

我关注的青春诗会，从选评机制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受邀参加了2016年第32届青春诗会从评选到改稿的整个过程，深深感受到编辑部在这方面的改革力度。编辑们从浩如烟海的参选稿中，初选出80来个40岁以下新人。终评的第一轮由编辑团队和特邀专家就文本展开交流和辨论，大家都很较真，对同一组诗的不同意见都拿出来，充分交流。决定性的第二轮，则交给特邀专家团队独立轮番投票决策。不参与这个过程，绝对想象不到，竞争激烈的青春诗人代表，是在这样的保障艺术民主的机制下完成的。

在去往遥远而美丽的漠河改稿会的路上，因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降落，返回哈尔滨，最后航班干脆取消了，一切计划都被打乱，改稿会有着泡汤的危险。经过《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率领的编辑部团队的全力以赴的紧急调整、八方请求支援，大家分组挤上绿皮火车，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曲折故事，大家最终都按时到达漠河。在这个过程中，《诗刊》团队，已不止是严肃的兄长，更像是青年诗人的服务团队，为大家的旅行操碎了心。为青春诗会品牌负责，为参会代表负责，团队的责任心和服务精神令人感动。

《诗刊》这几年的高水准，让她继续保持中国诗坛守望者的地位和姿态。刊物背后，有着一个团队的文化、精神和专业素养。这是中国诗坛之幸。

来源：《诗刊》2017年1月号上半月刊“我与诗刊”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