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笔名乌兰汗。长期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译作有苏联作家冈察尔短篇小说集，卡达耶夫《团队之子》等。

记者：高莽老师，首先祝贺您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您刚刚度过85岁生日，再次向您表示祝贺。几十年来您做文学研究、绘画、翻译、创作，堪称多面手。那么，文学翻译在这许多“面”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高莽：中国翻译协会今年向四位老译者颁发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对翻译事业的关怀、爱护、鼓励和鞭策。我深为感动，并深致谢意。翻译工作几乎伴随了我的一生。我做过10年口译，更多的是从事笔译和文学翻译。很难说文学翻译在我从事的文艺活动中占有何种地位，但可以说，我除了“文革”十年中没有从事翻译活动之外，其他时间或多或少都与这一事业有联系。

记者：您是怎样开始从事并热爱上文学翻译的？

高莽：倘若我不出生在哈尔滨这座国际文化城市，倘若我不居住在俄侨聚集的南岗和马家沟区，倘若我上的不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倘若我学习用的不是俄语，我就不会爱上俄罗斯文学。正是诸多因素的组合和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使我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俄罗斯文学翻译之路。

记者：几十年了，您还记得自己的“处女译”是哪个作家的哪部作品吗？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的心态和感受吧！

高莽：我译的第一篇作品是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那是1943年，我17岁。我家住在一栋木板平房里，屋子比较矮。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译文刊登在报上，高兴地跳了起来，手甚至触到了天花板。事情已经过了几十年，可是当时兴奋的样子还依稀在眼前。

真正算做“处女译”的应该是1948年译的剧本《保尔·柯察金》，这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作者是邦达连科。那时我在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有一天，苏联对外友好与文化联系协会赠送了一批书籍，其中有这个剧本。我读了大为震撼。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见到保尔这样一个人物。他自幼和不劳而获的人不共戴天，他参加革命队伍，为新生活而战斗，即使负伤后，身残失明，依然奋斗不息。他的名言：“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至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事业而斗争。”他的话使我激动不已，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新人，我要以他为榜样。我很快就将这个剧本译成了中文。

出版社将它出版了。哈尔滨市教师联谊会文工团很快将它搬上了舞台，演出轰动了哈尔滨。每天散戏之后，大街上都可以听到观众在大声背诵保尔那句箴言。后来，这个剧又在全国一些大城市演出过，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

1950年，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这部话剧，演员都是一些名家：金山、张瑞芳等人。演出时我发现剧中的台词好多是家乡东北话，在北京听起来非常刺耳。这一现象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舞台上的每句话都应该讲的是标准语言，即使是一句普通话，也要艺术加工，不可随便堆砌，更何况是外国戏呢！

《保尔·柯察金》使我与剧中第一个扮演冬妮娅的女演员相恋，后来成为夫妻。15年前，我妻子因青光眼双目失明，像当年保尔的亲人照顾失明的保尔那样，我也担负了照顾她的重担。

记者：到现在，您的翻译有过什么变化吗？

高莽：翻译有两种现象，一是自愿选译作品，二是出版社约稿。

我最早并不喜欢当翻译。可是我又喜欢俄罗斯文学，又想译。所以用过笔名“何焉”，即“为什么”的意思。后来经过戈宝权先生的指点，我放弃了错误的概念。他告诉我：“重要的是翻译什么作品和为什么人翻译。”这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要翻译革命的作品，为中国人民大众服务。我不再用“何焉”这一笔名，改用“乌兰汉”，即“红色的中国人”。在长期翻译过程中深明翻译之苦之难，便把“汉”字改为“汗”字。翻译是要流汗的，绝非轻易之举。

最早开始翻译，我似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译。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上世纪50年代，我译的作品多是歌颂胜利、歌颂党、歌颂领袖之作。十年“文革”使我另外长出一个脑袋。对世界历史、对祖国命运、对未来展望、对人际关系都有了新的认识，我选译的作品也不同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翻译了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这部长诗是用另一种观点审视了过去被掩盖的事实，揭露了苏联另一面的生活。我虽然做的只是翻译，但拷问的是自己的灵魂。

曾有一段时间不敢翻译了，总觉得吃不透原文的精神。记得有一位老翻译家曾经讲过，他晚年产生了不太敢翻译的想法，我当时还以为这是他的谦虚。其实我也经历了同样的时期。

我已经八十开外，近来忽然想译些难度很大的诗作。诗中的用词、联想、比喻都很古怪，查遍了各种字典依然感到心虚，但不知为何却想把它译出来。也许这是老年时代的闯关思想？或想攻克新的堡垒？我自己解答不了，留给后人去琢磨吧！

记者：翻译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有没有什么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高莽：遇到的困难太多了。

我们翻译外国的东西就是要把新的或不了解的事物介绍到本国来。一个人的智力毕竟有限，岂能万事通。异国的古代史、宗教、风俗习惯、生活用语，异国的新词汇等等，有时在字典里、百科全书中也查不到，或还没有收录，为此必须下大功夫。不但平常要注意各方面的现实，还要积累新的词汇，要有广博的知识、强大的记忆力，又要有高超的表达能力。

其实翻译就是攻关，就是克服语言文字上的屏障。

记者：翻译工作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高莽：翻译中的乐趣是解决了长期困扰自己又不能解决的问题。

口译时为双方谈话做翻译，使交谈者感觉不到译员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对译者最高的褒奖，也是他本人最得意的乐趣。

翻译文学作品时能表达原作的精神、风采和语气，读起来不佶屈聱牙，这是笔译者的乐趣。达到这一境界谈何容易，因为再准确的翻译毕竟是翻译而不是原作。

对翻译中的乐趣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便译的得心应手也不能自满，因为翻译的好坏是没有止境的。

记者：在您看来，老一辈翻译家最需要传承的品质是什么？

在新科技大发展的今天，还没有任何机器可以代替文学翻译。从事翻译工作的新一代要通过新科技掌握更多的知识、更精确的语汇，完美地传达不同语种的色彩，以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入理解，加强友好往来，共促文化繁荣。

翻译是一种光荣的神圣的事业，切不可被私心杂念所玷污。

记者：您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状况有什么看法？

高莽：文学翻译应尽力原模原样地、原汁原味地把外国作品中的香花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开放。我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状况不敢妄加评论，只能说两点希望：

外国杰出的文学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翻译成汉语时要讲究文字，文字是作品之母，切不可粗制滥造、囫囵吞枣。

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不要急于求成，不可片面图快，更不可为赶时间急出版而拿出禁不起时间推敲的译文来。

我深信后浪推前浪这一道理，我深信后来的译者一定胜过前辈，而且必须优于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