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8年下乡插队，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国内首位文学博士，曾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代表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唐宋诗歌论集》等，随笔集《浮生琐忆》、《漫话东坡》等。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7月初，在南京见到莫砺锋先生时，他刚做完直肠癌切除手术，正处于静养之中，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对莫先生的第一印象，徐徐然有古人之风，安静恬然，与酷夏聒噪的南京形成鲜明对比。这大概与他研究的古代文学有直接关联。同其他中文专业相比，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歌研究，大概是最接近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门类了，它重视“学养”，强调“才情”，同时又具深厚的“训诂”功底。作为程千帆先生的高足，莫砺锋既延续了程先生那辈人的学术传统，同时又在杜甫、陆游和宋诗研究上造诣颇深，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结论。“但我们这辈人，至少对我，能做到的可能就是这些了。”莫砺锋说。在他看来，由于先天不足，他们这辈人很难出大学者，“学术是一个薪尽火传的过程，烧到我们这一根时，前面都是很好的柴火，中间有一根稻草，但好在火还没灭，还能把它延续下去，烧到下面又是熊熊大火”。

程千帆先生指导读书。

读书时程千帆先生不许我们投稿

南都：你在1977年考上安徽大学的英语系，为什么1978年又去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莫砺锋：上大学前，我下乡插队十年。当时虽然生活艰苦，但也不觉得很苦。最麻烦是没书看，有时候我到县城新华书店去看，除了马恩列斯毛，基本都是跟风的书，我不爱看这些书。后来弄到一些古代文学类的书，比如《李白诗选》，反复看最后就能背出来了，后来考研也相对轻松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我们这届的学生很特殊，同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上大学时我已近30岁了，但班上有比我还大的，但小的同学也就十六七岁。年纪大的就觉得按部就班读本科太慢，就想提前考研究生，当时政策也允许。我被人撺掇，这才开始准备。最初想考外文系，但当时我们还没学第二外语，没法考，最后临时选了南大中文系。

当时完全不知道南大中文系是怎么个情况，也不知道程千帆先生是谁，只知道他的研究方向是唐宋诗歌，这也是我的兴趣，所以就报了。后来程先生告诉我，当时很多人都主动联系过他，唯独后来我们考上的三个人没给他写过信。当时我也不懂这些事，在农村十年，对社会上的交际不懂，程先生也不管，他只看你的考卷。

南都：当时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是什么情况？

莫砺锋：大不如前。南大中文系原本继承了中央大学跟金陵大学两个“摊子”，又有胡小石这样的老先生，但“文革”后，老臣凋零，整体已趋衰弱。正因为此，程先生才在1978年被调到南大，虽然我们系还有几位老先生，但后来主要是程先生在支撑这个学科。

南都：程教授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

莫砺锋：程先生给我们开了两门课，一门是校雠学，由他亲自讲。当时是油印的讲义，后来扩充，就是现在一套四大册的《校雠广义》。还有一门是杜诗研究。

他就教了这两门，其他课就由我们自己选了。程先生认为这两门课是最基本的：校雠学教你古典文献学的东西，你怎么找书？怎么判断材料真伪？而杜诗研究，则是教你怎么解读文本，根据作品怎么来研究诗。

除此之外，主要就是自己读书，用他的话“我的本领全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看书就行了”。

南都：这里边也有种新旧结合的感觉。

莫砺锋：程先生幼年受的是传统教育，小时候跟他伯父在私塾里读书，后来又上新式中学，所以他是两面结合起来。对我们古代文学来讲，传统学术方法是基本功。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功，光学习新的方法，肯定做不好。我们读了两年半就毕业了，获得了硕士学位。接下来我又读了两年多的博士，前后共五年零一个月我都在埋头读书。当时主要功夫就是读书，按程先生的指导方法，你不读书，就完成不了任务。他让你读的书，必须写读书笔记，有的还需要写论文，每本他都会检查。那几年读得蛮辛苦，但也确实读了很多书，之后再没有这么好的阅读机会了。

南都：是不是可以说你是程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

莫砺锋：是的，我没有读过中文系本科，文学基础都是自己看了点书获得的。读研之前，我对写论文、做研究一无所知，都是程先生一手教出来的。

下乡以后，因为自己读书，对传统文化朦朦胧胧有点了解，但真正说把学术研究作为职业是从未有过的，直到见到程先生，这才坚定了我的专业思想。我在大学本科学外文的同学，后来大都进了外贸这行业，过得都比我好。他们那时来南大看我，问我“你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之类的话，对我没有丝毫影响，我早已心如古井，决定一辈子都这样，这是程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

南都：在学术理念上，程先生对你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莫砺锋：程先生做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文献学跟文艺学研究相结合。他认为对文学的批评一定要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你得先要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比如作者生平、写作时间等等，再来解读文本。什么都不管就解读文本，他认为是不对的。

我们读书时，程先生不许我们投稿，他觉得我们还不成熟，即使有点想法，也很幼稚，不需要去发表，所以我硕士的时候没有投过一篇稿，博士的时候才开始投稿。1984年，我获得博士学位，是国内首位文学博士获得者，当时答辩会非常隆重，钱仲联、唐圭璋、徐中玉等九位古代文学界的老先生都参加了我的答辩会。

南都：你从南大毕业后，是如何开始慢慢自己做学问的，是否有一个逐渐走出程先生影响的过程？

莫砺锋：程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文献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并不是某个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所以不会对你有什么束缚。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时，有的还是继承原来的思路和方向，比如研究杜甫，但我后来研究比较多的，其实是苏东坡和陆游，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个人。老实说，我的研究不大像现在的一些学者，申请一个大课题，有严密的规划，三五年后出本专著。我就是凭兴趣，喜欢什么，就读得多一点，有点感想就写篇论文，所以我很少申报课题，也拒绝申报课题。

为什么呢？申报一个大课题，里面肯定有的内容自己不喜欢或不熟悉，但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做，而且申报课题是有要求的，三年五年总会有人检查，这也不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我一般是自己散漫做研究，我的研究对象也不会长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我只愿意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对象

南都：也就是说，你做研究，主要还是从兴趣出发？

莫砺锋：是的。我一般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只愿意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对象。比如说，研究唐诗的学者当然应该通读《全唐诗》，有的学者甚至读过十来遍。但是我只通读了一遍，然后就凭兴趣而选择重点来读了。因为我觉得《全唐诗》中有不少“恶诗”，我不欣赏它们，就不想读第二遍。这对我的研究肯定是不利的，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再通读第二遍。

当然，寸有所长，这种做法也有好处，那就是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我感兴趣的，甚至是我十分欣赏乃至热爱的，这样，当我研究他们时，我就会带着几分感情。带着感情来写学术论著，有人认为这会影响论断的客观性。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如果是做考证方面的研究，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对作家作品做价值评判，那么带着感情并不是一件坏事。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一般只愿意研究大家。

另一个特色也与此有关，就是我的研究较少与文献整理或考证有关，而以艺术分析为主。当然我尽量遵照程先生的教导，我也重视文献学研究，但是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做文献方面的工作。要让我花大力气来处理那些我感到索然寡味的文献材料，我会感到痛苦、烦躁。心情不好，工作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不如干脆避短、藏拙。

南都：你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江西诗派研究，这也是你的第一本书，它应当是你的成名作吧。

莫砺锋：这个题其实是临时改的，我本来是想做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对于朱熹，之前很多文学批评都说宋朝理学家反对文学，但我读了朱熹的东西，发现他其实在文学上很用劲而且也很在行，有很多好的看法。

所以我就想来研究一下他的文学思想。程先生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好。但因为选论题要看学界有没有这方面的成果，当时没有电脑，要查相关作品只有翻书，翻来翻去没找到，就想大概是没有，程先生凭记忆说好像也没看见谁发表过这个东西，但他还是叫我看看港台、日本的著作。就在我定选题前后，报纸上有报道，说钱穆先生在台湾出版了《朱子新学案》，我们知道这本书，但看不到，后来打听到北大的张岱年先生有这本书，于是程先生托林庚先生派人到张先生家把书借了出来，复印了一个目录。我一看，我想写的内容里面都有，虽然不知道里面具体写的什么，仍不得不放弃选题。因为我硕士论文写的是黄庭坚，于是我转做江西诗派的论文。所以时间上还是有些匆忙。

南都：《江西诗派研究》在当时是不是有点翻案文章的意思？这种翻案文章，是不是当时研究的很重要一块？

莫砺锋：整体上有这种需要，五四以后，对古代文学的评价都很低，基本以批评为主。到了1980年代，回归学术本身，不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干扰，但具体的问题很难讲，比如杜甫、陆游的诗选，原来就很强调，不存在翻案问题，继续发展就行了。但像黄庭坚、江西诗派这种偏重艺术，没有太强思想意识的，就必须翻案。当然也不是为翻而翻，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还原它本来的面目，从学术的角度来求真。

南都：到1990年代初，你参与由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不是也包含了这样一个初衷？

莫砺锋：可以这么说，这套书整体上有点翻案的意思。匡亚明是南大的老校长，他研究孔子，写了《孔子评传》，他觉得我们之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太轻视、太批判，整体评价也太低，应该有一个正面的评价。我写了其中的《杜甫评传》。

这套丛书最初计划是一百多册，后来扩充到两百多册。但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选得很好，像李清照、关汉卿，他们是很好的文学家，但要说他有多少思想价值，很难说。照我看，这两百多本书去掉一些，选得再精一些，就更好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写出一块“砖头”

南都：1980年代中国受西方思潮影响比较大，古代文学研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影响？

莫砺锋：也有。比如方法热，大概是我毕业那几年，很多东西涌进来，弄得眼花缭乱。当时，有学者就提出以前的旧方法不行了，不能出新成果了。尤其是“新三论”，简直有种不知“新三论”，就不配做学术研究的感觉。

1986年，我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去之前，程先生对我说：“现在大家都在说‘新三论’，我也不懂什么叫‘新三论’，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去问问他们什么是‘新三论’，怎么用‘新三论’研究文学。”

我去的第一个月正好有个机会，接触到宇文所安（StephenO w en,汉学家）和他的学生张西龙。我当时跟张西龙一起坐宇文所安的车去参加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宇文所安是东亚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的教授，张龙西专门研究西方文论的。车一上高速，我就说：“你们是怎么用‘新三论’研究文学的？”所安倒反问我：“什么是新三论？”然后张龙西就说：“用‘新三论’研究文学，是中国学者说的，美国学者不这样说，也没有谁用来研究文学。”回来后，我就写信给程先生说，你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据美国权威学者所说，他们根本没有用“新三论”研究文学。

南都：1986年去美国，你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当时对美国汉学界什么印象？

莫砺锋：当时跟美国学界接触的人并不多，哈佛几个人，耶鲁有两个，主要还是在那里看书。学术上其他的不太知道，就汉语言学的来说，他们人很少，像哈佛的东亚系，跟中国文学有关的就三四个人。有一次哈佛开一个亚洲学会的年会，我去听，有一个人在做关于周邦彦的报告，下面有二三十个人，后来我问他们，结果没有一个人读过周邦彦。研究的人少，就缺少对话者，中国文学研究并没有多么了不起，毕竟总体力量投入不够。但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思维活跃，不具成见。中国人有成见，比如说我们研究《楚辞》，有王逸注、朱熹注等等大量的注，我们会看以前的人是怎么说的。

南都：在古典文学方面，文献跟文艺学理论会有交叉，有的文献重些，有些文学重一点，这怎么来考量？

莫砺锋：我不完全是做文献研究，程先生的理念是要做好文学研究，文献是基础。我也不认为每一篇文章都要涉及文献。但是在宏观上面，一个比较扎实的文献基础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基础不扎实，就不行。就好比上面盖了座很好的楼，可是地基没搭好，就很容易倒塌。

南都：《江西诗派研究》之后，你似乎就没做过大的题目了，是不是在方法上有了变化？

莫砺锋：我还是喜欢解决具体问题，这是我一向的兴趣，我不做宏观的文章，我也不善于宏观的思考。《江西诗派研究》之后，我几乎就没有写过什么大部头了。

南都：很多学者，可能就是希望能写出一块“砖头”，别人无法绕开那种。

莫砺锋：我这辈子都不想。

南都：为什么呢？

莫砺锋：我断定我是写不好的，我勉强写块“砖头”，肯定写得很松，一搬就碎了。其次，什么是大部头呢？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算得上是大部头，但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条一条的，还是章节形式，它不过是数量多了，放在一起就显得很“重”，并没有什么体系。钱先生那么聪明，他这么做，肯定有自己的思考。你跟钱先生学问差太远了，你想写大部头的东西肯定写不出来，即使勉强写出来，说实话那里面水分一定很多，或者是拼凑起来的，拼凑一个体系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写点东西，有一点零星的想法就写一些零星的东西，不要去建构大文章。

实际上整个学术中间也不可能容忍太多大部头的东西。我们现在学术有一点虚、浮肿，表面上看很繁荣，看数量，那是不得了。比如说，杜甫研究，以前杜甫的论文每一篇我都要看，现在看不过来，有的也没心看，陈词滥调太多，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太少。所以我反对把生命耗在里头，反正我不想耗在这里头。

传统文化并不只是为了供学术研究

南都：你这种观念跟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有点格格不入。

莫砺锋：对，比如说评奖，我不大可能评上，至少几率比较低，一般评不上。我也没有什么重大成果，我也不太看好那些重大成果，里面的水太多。这些和我的性格不太符，我觉得一个普通的学者能有十篇八篇就不错了，哪能写那么多篇。真正有自己独创的东西不会很多，所以不能追求数量。许多大部头作品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不多，那何必写这么多呢。

南都：你在学术道路上，有没有遇到特别迷茫的时候？

莫砺锋：以前会有一点点迷惑，有一段时间感觉没有方向。读书时，有程先生指导；毕业后，主要精力又花在教书上，后来对自己到底做什么、做什么方向的研究，开始有一点点徘徊，不知该如何继续。

这个问题，后来也没解决，我并没有找一个很好的方向。究其原因，只能说我比较散漫，自己喜欢什么就读什么。很多人做学问，都喜欢用偏门的题材，这样容易出新成果，我不会这样，因为很多偏的东西本身价值不是很高，所以我是比较集中地研究我喜欢的那几个作家。严格来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只能算是个古代文学爱好者，完全从爱好和兴趣出发，所以也没有宏大的规划，我的学术都是随机的，有心得就写一点，没心得就不写，光读也很好。以前很多老先生把典籍读得滚瓜烂熟，一辈子也没写过一篇文章，不是说读就是为了出成绩。传统文化传到现在并不是为了供学术研究的，它本来就是供你阅读，给你提供精神上的滋养。

南都：你这样一种随心所欲的心态，实在是非常难得。

莫砺锋：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有过知青经历的，被“文革”耽误掉一二十年的人，从整个学术史来说，实际是传统文化的中转站。我们把老一辈传给我们的东西继承下来，然后传下去。我们这代人，要出什么大师几乎不可能，至少我是不可能的。毕竟基础太差，从事这个工作也是半道出家，不是正常的学习过程，也没经过严格训练成长起来，很多人是三十多岁才开始真正的学术训练的。

南都：那你认为，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好学问，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莫砺锋：第一是天分，像我两辈子也到不了真正的大学者那种成就，我没有那个天分；第二是献身学术的精神；第三是好的方法、好的环境，缺一不可，缺少一个就成不了大学者。不过，真正走得远的是凭天分，像我这样一般的人，即便受到熏陶，也很勤奋，但到了关键时候还是上不去，研究水平到了一定层次再想突破就非常困难。这是没办法的事。

同题问答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论语》、《杜诗》、《苏轼全集》，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三种。

你个人最满意自己哪本著作？

讲纯学术著作的话，论文集可能会好一些，《唐宋诗歌论集》、《朱熹文学研究》我都花了很大心思。不过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书倒是《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这些非学术性的，写完之后很有感情，也拥有一些读者。

现在手头正在做什么工作？

整理《诗意生存》，从屈原开始，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我准备做这六个人。写他们诗意的感觉，人生当中境界的超远。

你平时的工作习惯是怎样？

我不熬夜，平时也不太疲劳，现在晚上不写文章也不读正式的书，读些轻松的读物，看报或者看电视。早上早起，比较散漫。学校规定的东西都是按部就班，但是我在家里自己做事的时候抓得不是很紧，不是废寝忘食的，觉得那样不好，生命是最重要的，最近又因为癌症做了手术，就在家里休养，平时就看看报纸。

有什么业余爱好？

现在没有了。中学时喜欢踢足球，当知青时喜欢围棋，水平不高加上没时间，好多年都不碰了。爱好就是看书了，看闲书，刚刚出门的时候还让老伴帮我在网上买《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本书我比较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