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柯察金一直是何建明的偶像。他的性格中，很多东西都是跟保尔学的。当兵、当作家等，他跟保尔有很多相似的经历。对于如何讲中国故事，何建明表示，首先要解决的，是心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这样的写作标杆要树起来，是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

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代表作有《爆炸现场》《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国家行动》《忠诚与背叛》《部长与国家》《生命第一》《为了弱者的尊严》《我的天堂》《根本利益》《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30余年来出版40余部文学著作，改编成电影电视8部。作品被翻译到十几个国家。曾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本期对谈嘉宾 何建明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舒晋瑜

1 我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能够温暖世界，让所有人能感受到中国的崛起对全人类是一种福音。

舒晋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走上报告文学创作之路是出于怎样的机缘？

何建明：有一次，我到亲戚家，看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我也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书，但记住了书里的保尔·柯察金。我希望自己的性格和革命意志都像保尔一样坚强。在我的个人经历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人生，也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保尔·柯察金一直是我的偶像。在我的性格中，很多东西都是跟保尔学的，当兵、当作家等，甚至跟保尔·柯察金都有很多相似的经历。

我原来在部队当新闻干事，在采访一个人物时，我觉得已发表的相关报道，还没有充分表达完采访的内容，于是就照自己的感觉把那个人物的事迹写出来了，给茅盾当主编的《时代的报告》杂志（后来改为《报告文学》）投稿。结果得了全国奖。所以，我最初理解的“报告文学”，就是在新闻通讯和新闻基础上加上文学手法描述和叙述。从此我走上了报告文学的创作之路。

舒晋瑜：2016年12月，《中国作家》杂志重磅推出你的《死亡征战》，讲述了在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战斗中，中国医疗队到遥远的非洲拯救了无数患者的出色作为。你起意写这部作品有何契机？

何建明：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大国崛起”“大国形象”，其实真正的大国崛起和大国形象，并不单指一个国家的民众有多富裕、军事实力有多强大，而往往是看你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多少，尤其是遇到了他国的、全球性的危急时刻，你的国家是否真正出力，真正无私地援助了他国与世界。

2014年，2015年，西非地区惨遭埃博拉袭击，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做出了许多“第一”——在全世界，第一次由国家元首致电相关三国总统，慰问并宣布援助重大举措；第一次租用包机运输紧急援助物资，在他国建传染病诊疗中心；第一个整建制地派出军队医疗队；第一次援助一个地区性的灾难资金达7亿美元……一系列的“第一”叠加了中国外交和大国形象。中国在当地支持并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累计1000多人，待的时间最长，最后一个离开，帮助非洲人民打胜了埃博拉的阻击战。这是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战斗中最成功、最重要的收获。

这样的中国故事，足以温暖世界。我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能够温暖世界，让所有人能感受到中国的崛起对全人类是一种福音。当世界在最危难的时刻，中国是可以在国际大舞台上表现出大国风范、大国情怀以及大国担当的。

舒晋瑜：此前，你的《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记录了中国外交史上最大的撤侨行动。外交战线认为《国家》是“60年来中国外交部形象的完整展示，是13亿中国人一直追求的强国梦想的一次完美实现。”

何建明：中国发展如此迅速，全世界都在注目我们。我们有职责和义务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讲给世界听，让同一个星球上的人感动。

舒晋瑜：从20来岁写第一部报告文学《腾飞吧，苍龙》起，你就开始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近40年过去了，你的创作紧密地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能否大致谈谈这40年的创作？

何建明：《腾飞吧，苍龙》《湘西探险记》《警卫领袖风云录》《神秘的禁区》《缉私大王》等作品，是我在部队生活中所经历到的人和事件的记叙，歌颂是这些作品的主旋律，张扬真善美是基本内容，是新闻性强于文学性的初级创作阶段。

《共和国告急》《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作品，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调，几乎每一部都在社会上引起关注：《落泪是金》通过文学作品提出“弱势群体”概念；《中国高考报告》曾被评价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批判中国教育的文学作品”；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共和国告急》创作于1992年至1994年，第一次把矿难作为报告文学的写作对象；《根本利益》捧出了一个感动中国的执政为民的公仆梁雨润……

上世纪90年代，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是如此之大，自己笔下刻画的人民命运和情感，不仅表达着人民的心愿和心声，更承载着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从《根本利益》开始，到后来的《国家行动》《大国的亮点》《永远的红树林》《北京保卫战》《部长与国家》《为了弱者的尊严》《农民革命风暴》《我的天堂》等作品，我的叙述变得逐渐成熟而理性。

舒晋瑜：这些作品结构恢弘、叙议兼长，同时在文体上有所创新。

何建明：如果一个好的故事感动人，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到了近几年的《生命第一》《江边中国》《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天津大爆炸》《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等作品，更让我感受到，中国故事是可以讲给世界听的。我更加注意在全局性、前瞻性地把握创作的同时，更注重形式上的突破与创新，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艺术上进入另一种境界。比如在《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的写作中，我采取了电影艺术的叙述方式，令人惊心动魄。

讲中国故事，是我的立身之本。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伟大变革与进步，所经历的拼搏与奋斗，都被我纳入笔下，成为故事的源泉。

舒晋瑜：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其实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立场，也是文学的根本问题。

何建明：所有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在“讲故事”，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而在这个星球上，人是唯一能讲故事的生物，人又是唯一被故事所感染后产生理想信仰和人生动力的生物。讲中国故事是有讲究的：有人讲中国的黑暗或愚昧，有人讲中国的光明和精彩。站在什么立场讲什么故事，是当代作家首先应该解决的课题。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实地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为人民代言，关注弱势群体，塑造时代英雄，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落泪是金》当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直接资助额至少超过3000万元，同时还有力推进了国家相应政策的出台，使数以百万的贫家子弟获益。为了写作《恐惧无爱》，我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山西、陕西等地，深入车站码头、监狱学校、医院街道，广泛接触那些流落街头的孤儿、处在生活边缘的犯罪人员子女、离家出走的问题少年和被人遗忘的私生子等无数“另类”少男少女。作品完成后，全国妇联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很多热心读者都主动找到我，希望联手为弱势群体真正解决些问题。2012年《三牛风波》的完成，为甘肃引来企业家们十亿元的投资。

舒晋瑜：在报告文学写作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你的“中国故事”题材在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无一不关系到国家大事，无一不关系着民生利益。

何建明：文学是需要引领的。很多写作者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对人民的理解是浅层的，对国家的主流视而不见，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问题无限放大：只看到高速公路穿过村庄带来的破坏，没有看到交通便利带给几代农民梦想的实现；只看到癌症村，没有看到华西村、永联村。我们更应该想到怎么传达正面的声音，因为写得不够多、不够好，引领、提倡得不够，正面作品的影响力还没能完全传播出去。

2 讲中国故事第一要解决的，是心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这样笔下才会有乾坤。

舒晋瑜：中国处在历史的转型期，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中如何把握大局也非常重要。

何建明：讲中国故事第一要解决的，是心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这样笔下才有乾坤。这样的写作标杆要树起来，是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

舒晋瑜：多年来，你创作的足迹踏遍了农村、军营、边疆、海洋，灾区、山区、矿区，许多的大小建设工地，甚至非洲、美洲……你去过最遥远的地方，采访过驰骋风云的人物，也采访过最苦难的人群。40年来，你和中国一起成长，也一起见证并亲历了诞生那些中国故事的最难忘或最精彩的过程。那么，你是如何选择中国故事的？

何建明：所有作家面对熟悉的题材，都会思考怎样才能讲出独特的中国故事。比如我在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时，面对的首先也是这个问题：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太多了。然而这些著作多为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局限于学术交流，有影响力的纪实类文学作品屈指可数，缺少全景式再现的力作。我想，叙述这个历史事件，还原本来面目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审视灾难，发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于是，我在写作中把南京大屠杀置于历史和民族的长河中观察、比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和国民心理上的差异，在分析和思辩基础上，再在海量的史料查询和实地采访中获取开阔的国际视野，正视民族创痛，不断地提出思考和疑问：我们的民族是否还有血性？我们为何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假如侵略者的屠刀再次举起，我们准备好了吗？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公祭日自然是直面历史的一项重要举措，我认为这还不够。一个仪式上的沉默与哀悼，只能在大环境、大氛围中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冷静思考、潜移默化地教育，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才能形成信仰与意志，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及时代层面上的种种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人内心构筑信仰、坚定主张。

舒晋瑜：选好故事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

何建明：是怎么讲好中国故事。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小说有小说的讲法，诗歌有诗歌的讲法，报告文学则更直接一些。我更看重的是切入点。我们不缺乏好的故事，而是缺乏讲故事的能力。而当下，概念化和简单化是讲中国故事不能成功的基本原因。2011年，我写了《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在书里我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会遭遇挫折？它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警示？我采访了幸存的革命者及其后代，查阅了大量解密的档案，深感“忠诚”是共产党员最可贵的品质：“《狱中八条》是蒙难的共产党人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与启示，时隔半个多世纪仍然振聋发聩。现在虽是和平时期，但越是和平时期，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党的建设永远都在路上。

作为讲故事者，一定要有讲故事的信心。因为这个时代，给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机会，中国崛起，应该让世界了解我们，需先从中国的故事讲起。

舒晋瑜：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在很多特殊时刻你总是冲在第一线。你一而再地强调责任，你怎么看待作家的责任？你对于作品的敏感性以及对重大题材的把握来自哪里？

何建明：对有心的作家来说，好题材不是没有，而是缺乏发现。在山西采访贫困大学生时，我就发现另外一个重要题材：有一个村，农民负担太重，许多人因此自杀。有一个农民看了《根本利益》，写信让我过去，并为我建了一个小屋。那天正好下雨，晚上我独自睡在小屋里，旁边就是一户全家都去世的农户。雨滴打在瓦片上，听上去似乎是死者的呼唤。

舒晋瑜：《破天荒》和《农民革命风暴》这两部关于改革开放的作品在文坛也有较大的反响。选择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抒写改革开放历史，你认为有何价值？

何建明：《破天荒》以“多国部队”到中国领海开采石油为主线，引出中国曾经经历的一段想来可笑而又极其严峻的真实历史，揭秘30年前中国对外开放惊心动魄历程。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让今天所有享受到中国现代化丰硕成果的我们，要永远记住当年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打开国门时的那段历史是何等的不易！记忆昨天，就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今天。《农民革命风暴》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历史事实的重要发现，说明中国农民当年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和寻找生存出路所付出的勇气及智慧是何等可贵，历史必需记住他们的功绩。

报告文学具有文学艺术性的“现场叙述感”，这一巨大优势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犹如亲身经历历史的艺术感染力。此外，当年的亲历者大多还健在，通过他们的口述回忆与档案资料的佐证来写作，能为历史留下第一手资料、也能让历史分外鲜活。它是真实的，同时又是文学艺术的，因而广受读者欢迎。

舒晋瑜：有人把你定位为“主旋律”作家。你怎么看？

何建明：有的人说我是主旋律创作，歌功颂德。其实我对各种误解或误读早已坦然处之。报告文学作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我认为报告文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批判，一种是歌颂。前者是一股气，像拿着机关枪到处扫，这也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报告文学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的命运，它以最敏锐的视觉和最高涨的热情以及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不停地记录和颂扬着我们的改革开放成果，同时也以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以及现实忧患意识，承担着批判和揭露那些在变革中呈现的某种丑恶现象与不正之风。

舒晋瑜：你的思考有全局性、前瞻性，我觉得这也是与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不同之处。你在采写上不但有扎实的功底，还有相当的技巧。同样是反映问题，你的作品得到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重视和欢迎，而有的作家就做不到，为什么？

何建明：动态的报告文学，要求事件还没有结论时作家就去写，这时，对于是非的判断和对事件真相的把握，是对作家能力的考验。

很多人用小说的题材，或小说的架构来进行纪实作品的叙述，这里存在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不能把社会非主流的、片面的东西作为报告文学的主流，不能用局部的、片面的狭隘替换整个社会的真实，一个负责任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的创作必须和这个时代吻合，要发现社会的主流价值。经典的作品，都是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的。我写的农民问题更尖锐，但我用正面形象表达尖锐的问题。文学作品除了真人真事，要着重表现时代、表现人民积极向上的追求。

舒晋瑜：报告文学作品中，很多存在热情过度、理性欠缺的问题，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把握得特别好。原因是什么？

何建明：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是成长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我专门完成了哲学研究生的课程，看待问题具有哲学的辩证法思考。同时，我接触到更多的省部级领导，回过头来再反观文学，我的文学思考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这次学习，我可能就停留在偏见、幼稚、浮浅的层次。

3 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我手头需要创作的东西特别多，如果不写就可能像金子埋在沙里，这些都是我们时代和民族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舒晋瑜：今年初，你的散文《母亲的泪光》被反复转载，我觉得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国故事”。

何建明：当我回到故乡，随母亲跚跚而行在故乡的小路上，观现忆往，别有一番滋味和感慨。我深深地被母亲内心的那份深埋的情感震撼了，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写出这篇万言文章，那份刻骨铭心的感动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讲中国故事，必须讲得生动，讲得动情，讲到读者的心坎上。

舒晋瑜：那么你认为好的中国故事必须具备哪些因素？

何建明：一个好的故事，首先就在于细节。细节来自生活，要讲好故事，必须深入生活，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现在很多作家，有本事将故事编得精彩，但不感动人，抓不住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原因就在于此；其次才是叙述故事的能力。要会感悟生活，剩下的就是“大厨的本事”，这“本事”决定故事的成败。如果情感不真实，功夫不到位，都会影响讲中国故事的生动性。

舒晋瑜：你在写作中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何建明：从事报告文学创作，需要大量的采访，在占有和掌握大量材料后还需要整理衔接和思考及精选，可是我的时间常常被分割。也许正因为“非专业”，我有一种非常急迫的心情——手头需要创作的东西特别多，怕很多题材没人写浪费，而这些都是我们时代和民族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我们不能随便浪费了。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好效果，希望在这一领域中写得最好。写作是这样，人家总说用心血创作，我觉得心血还不够，还要用气场。常常是写完后感觉精气都被抽走了。这可能与军人的作风有关。

舒晋瑜：那么忙碌的工作，你是如何处理写作时间的？

何建明：我从来不找“枪手”。报告文学是用情创造的文学，有没有生活的沸点，故事能不能成艺术品，立场是关键，功夫是核心。光扎根生活不够，要用心感受生活的温暖，用功书写细腻的文字，还要观察，要体验，要感悟生活。作为作家来说，情感、思想和内心的追求，和年龄无关。如果和年龄有关，应该站在更高的视野上选择题材、思考问题，保持更客观公正的思辨性；如果和年龄有关，应该平心静气不浮躁，向着经典进军。讲中国故事，首先是故事感动了我，也在教育和提醒我。写中国故事，给我的体会是如何做人非常重要，如何做事非常重要。

舒晋瑜：你如何看待评论界“何建明现象”的说法？

何建明：我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在作品中还能找到很多问题，比如文字上的处理太着急了。如果是专业作家，我可以完全处理这些不足。每一部作品像打战，总有人追着我，写得不从容。我最适合当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有精力、有能力，我可能会写小说，我认为我真正优秀的作品还没写出来。我没办法停下来细细打磨那些完成的作品，因为后面有太多的题材等着我去写。

我真不知道如果哪一天我当了专业作家时自己的写作会是什么状态。目前我的全部文学创作自我感觉总是那么仓促，一个劲地向前奔跑几乎没有丝毫闲暇回首顾望。也使得我许多本可以写得更好的作品没能更完美些。

舒晋瑜：你的创作速度很快，有什么妙招吗？

何建明：我的记忆力很强，每一次采访非常艰苦但都特别细致，不用录音，采访用的笔记本比自己的著作多得多。我的采访内容能得到90%的利用。我特别注意小细节，多少年来一直坚持同每一个采访对象见面。同样一个人，见与不见感觉完全不同，每次见面都有新的收获。这个功夫不能少。每到一处采访，我都对地方的历史人文县志、日志进行全面掌握。2007年写完《国色重庆》，我卖掉的有关重庆的图书，就有105本，几十斤重；写《我的天堂》，光是苏州的方方面面的书也看了百余本。这一课必须得上。

舒晋瑜：40年来，你对“中国故事”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吧？

何建明：过去认为中国故事必是“高大全”，这是我的理解；现在的理解不一样了。首先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呈现中国好故事的元素；其次，中国故事是跟这个时代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写陈景润，现在有各行各业的精彩人物，作家要适应当下丰富、多彩、多元化的时代；第三，以前讲中国故事，我以为是人的故事，今天讲述的故事，包括与人相关的自然环境甚至是各种生命之间的气息。这些变化与生活历炼有关。过去一到春天，北京风沙满天，现在则是雾霾，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故事；原来的故事是身边的故事，现在拓展为你我之间的故事、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故事，当代和历史的故事。

舒晋瑜：写作中，你对自己有何要求？

何建明：写报告文学时，我要求自己首先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文学家，更要具有普通人的情怀和诗人的激情，以及小说家编织情节的能力。否则，何来四十年如一日讲述故事的动力和热情？我应当是个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和我太紧密了，世界和我命运相连，所以我要不断地写。中国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即使写江河山水，依然有精彩的中国故事。我因此常常有一种紧迫感：有这么多好故事，如果不写很快就可能陈旧了、消失了，像金子埋在沙里。

（舒晋瑜，作家，《中华读书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