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前去拜访老诗人郑敏。她年近百岁了,但思维仍非常活跃。在采访中,她一旦找到可以展开语言的空隙,就将其丰富的思考和感悟娓娓道来,不时还抛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郑敏说,她已经不在文学场中很多年了。但从她的谈话中,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她一直在关注着诗歌领域的状况,也敢于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
诗歌陪伴的青春
郑敏1920年在北京东城区的闷葫芦罐胡同呱呱坠地,本名王敏。生父王子沅辛亥革命后曾留学法国、比利时。两岁时,她得过一场严重的脑膜炎,病好后,被过继给父亲留学时的把兄弟郑礼明,从此王敏改姓郑。郑敏的文学天赋与家学有关。祖父在家乡福建闽侯是颇有名气的词人。母亲喜欢用闽调吟咏古诗,对女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郑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羞涩和内省之中培养起同情心和想象力。
郑敏创作的第一首诗《晚会》记录在她的一个小纸本上,那一年她21岁,正在西南联大读哲学系。大三的一次德语课后,她拿着诗去找老师冯至指教。第二天,冯至把稿子还给她,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1942年,冯至的《十四行集》出版,她阅读并深受影响。她的《晚会》等数首诗也在昆明发行的报纸上发表。次年,郑敏从西南联大毕业,在冯至的推荐下,她的《诗九首》发表在《明日文艺》上,其中《无题》之二后来改名为《金黄的稻束》,成为了“九叶诗人”郑敏的代表作。
那时候,郑敏和穆旦、杜运燮等人也只是在学校里有过一面之缘。1948年,署名“默弓”的陈敬容在《诗创造》上发表了《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里面这样写道:“(郑敏的诗)能叫人看出一个丰盈的生命里所积蓄的智慧,人间极平常的现象,到她的笔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蕴。”袁可嘉则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说:“她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上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从此,郑敏和穆旦、杜运燮一起被誉为“西南联大诗人中的三星”。
不久之后,郑敏收到美国布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1948年冬,她越洋赴美,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半工半读,十分辛苦。期间,她的第一本诗集在上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主编是巴金。这带给她很大的惊喜。
1951年,郑敏到伊利诺亚州立大学申请博士预科,在此结识了她的先生童诗白,他也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留学生,二人在这一年的冬天于伊利诺亚州立大学的会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郑敏随丈夫移居纽约,在朱丽叶音乐学院自费学习声乐。1955年,夫妇二人从旧金山乘船回到祖国,郑敏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新诗创作如何借鉴传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郑敏除了做研究之外,始终处于漫长的沉默之中。1979年的一天,唐祈写信给她,约她与在世的几位40年代的诗友到曹辛之家中见面,商讨出版诗歌合集的事情。这次见面之后,郑敏十分激动,觉得仿佛又回到了诗的王国,在汽车里写下《诗啊,我又找到了你!》。
之后,除了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英美文学以外,郑敏又重新唤醒了创作的热情,写出了大量的诗歌作品。1981年,《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叶诗派”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1980年2月,一些当时写着“朦胧诗”的青年诗人拜访郑敏。这批年轻人读到了“九叶诗派”的诗歌时大吃一惊,说:“我们想做的事,40年代的诗人已经做了。”郑敏回忆说,当时人们所说的“朦胧诗”其实也不怎么“朦胧”。的确,朦胧诗体现的一些精神追求,从诗歌理论和艺术技巧看并没有超过上半世纪,“基本上是再一次播种再一次收获”。
关于诗歌与“朦胧”的关系,她认为,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诗的生命,是诗的艺术审美,如绵延远山,消失在云雾中。但是,汉语新诗除了要找到诗的表达方式,还要找回汉语的表达方式。如何将文化传统与新诗结合起来,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她说:“其实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保守中走出来的,保守是土壤,没有土壤,何来青苗?故此‘新保守’就是给传统以新的阐释,以使土壤获得新的营养,以便培植出新的文化青苗。”
郑敏希望中国的诗人能在多方面用功,除了要向传统诗歌在形象性、音乐性和境界上的优点学习,让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更凝练,还要注意摆正态度,忌不假思索地将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误解拿到诗歌创作之中。她认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价值的批判也不是盲目的亵渎和改造。当代一些诗人只顾宣泄自我,照猫画虎地引用西方理论,实际上既没有尊重中国自身的传统,也忽视了西方的传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对诗歌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
回归诗歌创作的本真性
在郑敏看来,中国诗坛常常陷入理论空谈的恶况,作品多而浮,看似繁荣,实则单调。她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新诗离诗本身的历史任务很远。我们听到很多喧嚣声,然而那似乎只与流派的声誉、地位、排行榜有关。至于生命的价值、伦理观、人类的道路和未来的命运,诗人却很少有时间、有心思去过问。
郑敏认为,这一方面来自于非诗的观念的干扰和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市场诱惑的结果。所以,拯救诗歌的对策在于:一是要重新整理几千年的诗歌遗产,使传统成为现代创作和研究的重要资源;二是诗人要回归真实的自我,避免陷入狭隘的流派之争,只顾求新而疏远了诗本身。
郑敏觉得,一个诗人、作家当然要沉下心来搞创作,但也应当关心社会大众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作家写出了作品应该拿给人家看,并虚心接受批评,这样才能提高自己,但现在很多人却不愿意这样。他们写完一部作品,自己觉得很成功,但其实读者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唤醒读者,使读者有猛然的觉悟。作者也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既当作者又当读者,在脑子里预先想象,假如我是读者,会怎么看待这些文字。也就是说,诗人、作家应当有对自己的文字负责的创作态度。
郑敏谈到,诗人在创作中要保持“无功利的本真性”。把握诗歌的本真性,需要诗人摆脱追名逐利的心态,既要对自我的精神感受负责,也要对客观世界的现实负责。只有在这种本真性中,诗人才能用艺术的幻象来实现艺术规范和创作自由的辩证统一。诗歌创作要有悟性,受到僵化的教条主义压制的诗歌常常用训诲和警告来指挥文学创作,所以新一代的诗人才选择逃向个人的感觉。但也因此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将艺术“作为区区小我的宣泄”,“他的浮躁与浅薄使他听不见诗灵通过语言对他的召唤和叮咛”。
郑敏很关注诗歌教育和艺术教育的问题。她觉得,我们应该培养年轻人对无功利的艺术的兴趣。“其实很多人对于无功利的艺术都很有兴趣,可是没有条件,因为要交很多学费,只好把艺术当作奢侈品。”她建议教育者们能够在培养新的文学幼苗时,让他们更多地去自由地感受,摆脱实用目的性对艺术情感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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