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除了写作，我没有别的期许。我要读遍古今中外的好诗，然后写出别出心裁的文字。我不能矫情地说“诗比天高“，但我看来看去，天底下，比诗更高的，确实没有。

编者按：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诗歌在一定层面已经进入了当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时，中国诗歌网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让越来越多的实力诗人渗透到了中国诗歌网的各大板块！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为了展示中国实力诗人的气质和风彩，我们有了这次独家策划，对中国实力诗人进行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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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诗人主页）：原名徐伟锋，生于苏州吴江，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执行委员兼中国办事处主任、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河北师范大学任客座教授、京港地铁“四号诗歌坊”公益文化项目学术顾问、香港汉英双语《当代诗坛》杂志副主编、世界汉诗协会副会长。曾参与“九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曾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为第一至三届“鲁迅文学奖”撰写专家审读报告，曾受邀赴美国、蒙古、韩国、荷兰、马其顿等10余国参加研讨、采风、朗诵和讲座等各类文学活动，曾率中国大陆诗歌代表团出访墨西哥、匈牙利、台湾、美国、以色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并参加诗会。有诗作曾被译成英、德、法、俄、日等10余种外文。曾获《上海文学》奖诗歌奖，香港《诗网络》诗歌创作奖、匈牙利世界诗人大会组织奖、美国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奖等诸多奖项。 

教授、诗评家王毅《“用灵魂做出全新的打量和判断”》：

北塔没有回避思想中的矛盾，而是以诗人或者说诗歌的方式，以自己的灵魂，亲切地体验短暂个体与永恒历史之间的对峙，这是一次无所谓输赢的拔河。

不能否认的是，我们正面对的是一个认真而严肃的诗人，是这样“一个习惯于自我反思与自我审判的人”。他不苟且，辛苦地对闯入视野和脑海中的事物进行思索。

北塔的诗中的确不乏现代主义诗歌式的独特感受与独特表达，不管是处理永恒的主题，还是对身边现实、日常琐事的关注。尤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诗人在每一件事物上那种丰富而又堪称独特的想象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繁复的比喻与准确而又富于启示性的意象，还有那种智性的锋利与情感的柔光交相辉映的精神氛围。

大概也像几乎所有的好作品一样，北塔的诗歌需要仔细阅读和体味。

教授、诗评家莫海斌《浪漫的回退 现时的抗争》：

十余年来，北塔的写作经历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艾略特……在远离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方式之后，北塔说，他的骨子里仍然存留着浪漫主义的元素，他愿意像波德莱尔、里尔克、叶芝那样，把浪漫主义留在现代面具的背后。就北塔而言，浪漫主义的价值可能是多重的，其中之一在于那种“生活在别处”的形而上冲动、想象和诉求。即使是在最近的自觉介入现实、重新组织生活的作品里，他仍然认为形而上是诗歌的重要维度。显然，北塔所要求的，是把现实质感与形而上的超越品性结合起来的写作。这不免会让人想到波德莱尔对于艺术的“现代性”的描述：“从时尚里抽出它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所包含的富有诗意的东西；从短暂易失的事物中提取出永恒持久的东西。”

教授、诗评家杨四平：

北塔是在一种时间的挤压和关于时间的焦虑中写作；而且时间强劲的腐蚀力量以及诗人顽强地抵抗又让他倍感宿命。

北塔反复提到“操作程序”、“处理”、“讲究”和“智能地表达”等说法。这表明他是站在文本的角度和艺术的立场来写作诗歌的，即在历史理性的统摄下，通过对人、历史、现实和时间进行“历史性想象”，同时，寻找“象征性意象”，然后再通过自己的词语来进行诗意的表述。这就是北塔写诗的策略、路径和旨归。

1、花语：北塔老师好，很高兴您肯接受中国诗歌网的访谈！近来，北京地铁四号线的第12号、第39号和14号线的202号列车的车厢内，张贴有2017年初参加黑龙江肇东市冬捕文化节的部分诗人关于冰雪的诗歌，一下子吸引了众人的眼球，让“四号诗歌坊”一下子成为了北京地铁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为这一公益文化项目的学术顾问，您是出于什么想法，连续好几年坚持做这样的活动？

北塔：我们的“四号诗歌坊”是京港地铁公司主办的一个公益文化项目，确实是我一手策划并协调运作的。

地铁是现代工业文明尤其是钢铁技术的集中表现，诗歌是人类亘古至今的心灵吟唱，一古一新，一硬一软，一实一虚，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地铁诗是两者联姻所产生的充满美学张力的宁馨儿。地铁诗已经成为国际都市文化的一个概念。早在1981年伦敦就成了始作俑者，后来许多外国大都市都有诗人在做，比如纽约、华盛顿、华沙等等。我跟在那些地方做地铁诗的诗人朋友有过直接的交流。

2004年，我在美国波士顿参加完“首届国际中文诗会”后，诗人濮青女士一边带着我转纽约，一边向我介绍地铁诗。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寻找机会想把这个概念引入中国。北京地铁是1969年开始建成通车的，但在本世纪初，北京（包括上海等外省市）的地铁里，充斥的是商业广告，稍具点缀性的艺术元素，比如雕塑（浅浮雕而已），其主题内容跟乘客们所感受的当代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在没有手机（包括手机不能上网浏览）的时代，相互陌生的乘客们在车厢里不好意思大眼瞪小眼，广告信息的轰炸一会儿就让人厌倦了，所以乘坐体验是很无聊甚至憋屈的。

每次乘坐地铁，我就想，如果把诗歌这一高雅、纯粹的美的形式引入地铁，就如同把水引入沙漠，乘客们肯定会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觉。绝大部分乘客，可能自从离开学校后，就再也没有接触过诗歌，尤其是当代诗歌；把诗歌一下子呈现在他们面前，就如同寒冬之后有春风拂面。另外，我们提供的是现代性很强的诗歌，作品中写的基本上是当代活生生的现实，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诗歌文本，刷新他们的体验，引起心灵的共鸣，或者启迪他们对人生的认知。诗歌，或许可以有助于整日匆匆忙忙的人们调适他们时不时失衡的心态，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正如“新批评派”理论创始人之一瑞恰慈(I.A.Richards)在其著作《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1926）中所认为的，现代社会错综复杂，人们会经验各种不同的内心冲动，有效的诗使各种冲动获得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从而使人的心灵得到安宁。诗能微妙地调和现代生存的混乱关系，所以有人说“诗能拯救我们”。

正是这种利他主义式的想法，加上国内外广大诗人、诸多援助单位和千千万万乘客的支持，成为了我这么多年坚持参与这个项目的原始动力。

2、花语：您作为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执行委员兼中国办事处主任，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前往墨西哥、匈牙利、美国、以色列、马来西亚、泰国、巴西、秘鲁、捷克、德国、丹麦、挪威和瑞典等世界各地访问交流并参加诗会，请您谈谈世界诗人大会发起和举办的意义和目的。

北塔：世界诗人大会正好与我同龄，都是1969年出世。世诗会的目的是促进世界各地诗人之间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交流。诗歌当然有个人性和民族性，但更应该有人类性和天地性。因为有其普遍性，或者说，异中求同的可能性，诗人们渴望互相走动、切磋。文字固然能够帮我们行之久远，但那是在交通和通讯不太便利的时代的借口。如果有条件，人还是应该靠身体走远路，诗歌应该建立于直接体验的基础上，而不是阅读经验上。我年轻时喜欢只读作品，现在觉得，既读其文，又见其人，岂不更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远远比文与文之间的交流丰富生动深刻。

48年来，我们在世界各地举办诗会，得到了所在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与我们一起搭建这个大平台，供诗人们展示自己的形象。近10年来，我引领并见证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诗人参与其中，不亦乐乎。

中外诗歌文化交流的欲望越来越强，前景越来越亮。我愿意为中国诗歌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经过我们多年努力，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与包容，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日益活跃，尤其在文化领域，正在出现井喷现象。明年，即2018年，世界诗人大会终于即将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举行。世界各地的诗人都翘首以待了。那将是一个展示中国形象和绥阳形象的大好时机。

北塔在米兰大教堂

3、花语：世界诗人大会中国代表团荟萃了中国诗人的部分精英，最有趣的是哪几届？有哪些趣事？

北塔：由于我们在出访前，都会用几个月做精心的准备，利用自身的各种外国朋友资源，让所有团友们都觉得不虚此行，所以每一趟大伙儿都兴致勃勃，收获满满。

比如，2012年以色列那次，由于主办方安排得有点混乱，在去三教圣城耶路撒冷考察时，我们觉得不过瘾，于是，第二天，我们中国诗歌代表团自己找了辆大巴，还找了专业的导游，二进圣城，重走耶稣生命最后五百米的“苦路”，使得像我这样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有震撼的体验，回国后写了献给耶稣的组诗《苦路》。

比如，2013年马来西亚那次，霹雳州政府招待得非常周到，当地社会各界也热情参与，大会前半段举办城市霹雳州首付怡保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诗会海报，整个城市成了一座诗城。大会后半段移师到美丽幽静的邦戈岛上，从大陆到海岛，主办方安排多艘警艇护航，警艇上插着各国国旗，那种特殊的神圣感、庄严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闭幕式特别宏大，当时的霹雳王国王储（现在是国王兼马来西亚副元首）、王储妃（现在的国王王妃）当天晚上乘坐红色直升机，飞临岛上，来与民同乐，万人空巷，争睹王妃尊容，掀起了整个诗会的高潮。为此，我还写了首诗呢：

《邦咯岛之夜》

黑夜曾力图把这枚田螺吞掉

又不得不吐出来

吐在大海的掌心

像珠宝，但并不发光

星星太多，那悄悄离去的

往往并不是最亮的

只有落进我酒杯的这颗

才让我有饮鸩止渴的欲望

一场豪雨冲走了

我衬衣口袋里的诗歌

却使我铁石中的情感

更加泛滥

无风也起浪

也会有成百上千的乌龟爬到沙滩上

一睹王妃的红色直升机

今夜，因为诗歌而下降

泰国，北塔与林栩互赠礼物

4、花语：世界诗人大会中国代表团在世界诗人大会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诗人们是否给祖国带来了荣誉？

北塔：由于我国总人口和诗歌人口都是全世界最大，所以10年来，中国代表团一直是历届世诗会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作为团长，我感到非常有面子、有底气。这一方面间接说明，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不错，另一方面也证明越来越多的中国诗人愿意跟着我“行万里路”。

一开始，我因为没有在大会领导层担任职务，是非常低调的，没有为我个人和中国团向大会领导提过任何要求。后来，大会领导层，尤其是会长杨允达先生主动给我安排职务，先是11名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后来是常务副秘书长。这样我就有了提出一些意见建议的机会，或者说为中国团争取更多权益的可能性。

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在各种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我也慢慢地开始为中国团争取更多的荣誉。十年来，我们有约15人荣获分量比较重的年度诗歌创作奖。前些年，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等世界几大语种每一种都只有一名诗人获得当年的诗歌创作奖。后来，我强烈提出，由于我们中国团人数众多，其中优秀诗人也多，所以，要求增加中文组获奖名额。最终，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大家举手表决通过我的有关动议。所以，我们中文类的获奖人数要略多于其它语种。

5、花语：您是江苏吴江人，吴江是否有着传说中的江南春色？它的美是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您的成长？

北塔：我们吴江的地理优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之间是吴江。我生长于吴江所属最大的古镇盛泽，处于吴（国）头越（国）尾之间。当然有着盎然的最典型的江南春色。

江南之美对我的影响不是制约性的、无条件的、固化的。

首先，我少年时代的习作是那种水乡的美的产物，就像是一棵水葫芦似的，大部分都是柔美的，水灵灵的。或者，用徐迟在其长篇回忆录《江南小镇》中所说的，是“水晶晶”的：“水晶晶的生命, 这个水晶晶的小镇, 水晶晶的倒影。映出这个水晶晶的世界! 这是呵,这里是我水晶晶的家乡!”徐迟算是我的本家先贤，我也本姓徐，他生长的小镇是隶属于浙江湖州的南浔，离我的镇子只有不到两个小时车程。他虽然也曾多年在北京生活，但他的审美观似乎一直没有北方化，他的文字风格始终是水晶晶的，感情充沛，语句活泛。

而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曾是江南文化的逆子贰臣。这种反叛虽然带有青春冲动的非理性成分，总的来说却是我主动的追求。我曾到大西北学游，就是为了榨掉身上和文字里多余的水分。

经过几年的自我调整，我完成了诗歌风格上由湿到干的转变，也就由浪漫派转到了现代派；因为英美现代派的风格定位是：干、硬与经典。

后来，我由大西北游学到大西南再到华北定居，还是跟江南保持相当的距离，还是坚持干硬的美学趣味。那些年，我每年只回一两趟老家，对老家的情感依赖基本上只局限于亲友，所以与江南有了些许隔阂。其间很多年，我的诗一直保持着干和硬的特点。

直到本世纪初开始，尤其是京沪高铁开通之后，我回老家的次数多了起来，每年3到5次，同时，与江浙沪诗歌界的互动也频繁了。我重新感受、审视我们那个温柔富贵乡，我的诗渐渐地又接了江南的地气、水气、人气，变得干湿平衡、软硬兼施，加强了生活气息、日常情感、现实场景这些向度。

马来，北塔与小演员

6、花语：您的诗歌创作始于哪一年？对您来说诗歌意味着什么？

北塔：应该是1983年吧，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对我来说诗歌意味着很多，主要的是：

（1）幸福。诗歌能帮我克服痛苦、孤独、寂寞、贫穷甚至屈辱等等不幸不堪。赵翼说：“国家不幸诗人幸”。为何诗人在连国家都不幸的时候还能幸？我以前写文章反对过这个说法。但现在想来，这幸福感其实来自诗歌本身，因为诗歌的陪伴不离不弃。另外，诗歌还是驻颜术，能让我们永远保有一颗滚烫的心、一张青春的面孔。诗歌能化丑为美，是波德莱尔说的“恶之花”。或者，如奥登在怀念叶芝的诗中所说:“辛勤耕耘的诗歌,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

（2）救赎。人性有善有恶，诗歌让我们向善，使我们坦然，使我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诗歌是药，能疗救我们的身心，让我们保持良好而平和的心态，不至于俗不可耐、不可救药，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被一时的观念所桎梏。当然，在拿诗歌去拯救社会之前，诗人先要拯救自己。

（3）探索。诗歌是一盏矿灯，让我们在宇宙和人性的黑暗深处探索，因为诗人知道，在那里有金银铜铁这样宝贵的矿藏。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灯光射向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挖掘潜意识，去照亮存在的本源。

（4）反省。诗歌是一种自我反思的机会和力量。通过阅读和写作诗歌，我经常在反躬自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活，而不是那么活？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写，而不是那么写？我的思想和艺术不变中有变，有时变得还比较快、比较大，就是自我反思的结果。

（5）事业。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诗歌不是职业，而是事业。只有对诗歌抱有事业心，我们才会在下班后、周末、退休后，还每天每时每刻要阅读、思考和写作。我们一生的工作时间远远多于那些朝九晚五每天去单位的上班族。其次，诗歌可能不会让我们安身，但是我们立命之所在。

7、花语：您主编主译汉英双语版“年度中国诗选”，曾在世界各地各种平台（比如2015伦敦国际书展和2015纽约国际书展等）推广，说下这个年度选本的意义

北塔：在李国富、冰峰、野宾、曾凡华、冷先桥、陈泰灸等多位诗友的帮助下，汉英双语版“年度中国诗选”已经连续编辑出版了6年。目前纯中文的年度诗选恐怕有十余种之多，但汉英双语版只有我们这一种。它肩负着向国内外尤其是国外推介当代中国好诗的重任，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

另外，我每年都会推出好多位藉藉无名的诗人的佳作。

8、花语：您是诗人、学者、翻译家，您是否有时直接用英语写诗？

北塔：只在上大学的时候练过，但诗歌创作终究是母语行为，所以没有用英语写诗。

9、花语：您有“石头诗人”的美誉，请您谈谈这段佳话。

北塔：因为我的诗歌总体风格比较硬朗，而且我确实写过很多跟石头有关的诗，甚至还出过专门的石头诗集，即《滚石有苔》，里面的作品从第一首直到最后一首全部是写石头的。

另外，我还对石头诗学有过一些理论的探讨。我觉得，我的身体是血肉构成的，但我的心除了血肉之外，也有铁石的成分。当然，“心”字指的精神。我们平常看到的“铁”基本上是人为加工过的，这个形象涉及的面不如石头广泛。所以，铁虽然也出现在我的笔下，但远不如石头那么频繁。

我把我诗中的石头分为三大类：造化之石、文化之石、外化之石。第一种是自然状态的，第二种是人类加工过的，主要指的是各种石制品，主要是艺术品。第三类是诗人自我的外化的产物，那是我们的人格、情感、意志的投射对象，是审美移情作用的结晶体。如果说前两种是（石）象中有意的话，那么，第三种便是意中有（石）象，就是《周易》说的“立象尽意”。我本来想沿用老庄哲学中的“物化”一词来命名第三种的，但“物化”除了“彼我同化”的意思外，还有“回归尘土”的含义，不吉利啊。

你瞧，我是把“石头”作为宇宙人生的一个总体象征物来思考和处理的，或者说我是通过石头来表现我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等。《红楼梦》本来的书名是《石头记》。诗人、北大教授顾春芳说，我这本书是诗歌领域的《石头记》。就所涉及的主题的广泛性而言，她说的有道理。

北塔于但丁故居

10、花语：在您眼中，何为坏诗？ 

北塔：坏诗的判断标准主要有四条：（1）语言俗套。（2）情感寡淡。（3）思想贫乏。（4）立场附庸。

11、花语：您出有学术专著《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请您谈谈戴望舒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我一直觉着戴望舒是新月派诗人，学术上如何在划分呢？

北塔：戴望舒在早年受新月派的影响，写过一些具有那个流派特点的习作；但他不是新月派诗人，蓝棣之先生编选的《中国文库·文学类：新月派诗选(修订版)》精选了十八位诗人的近二百首诗，没有戴望舒的。

戴是象征派诗人，不过，奇怪的是，孙玉石先生编选的《象征派诗选》里居然也没有他，孙本人还研究过戴，对戴是钦慕的！从诗歌风格、修辞美学的角度来看，戴望舒就是典型的象征派诗人。孙玉石之所以不把他归入象征派，是因为一般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史的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还有一个所谓的“现代派”，他们是1932年创刊的《现代》杂志周围的一批诗人。他们把戴说成“现代派”的旗手。

有些文学史学者往往比较懒惰，而且无能，比如不能深入到诗歌文本中去，比如不能去总结概括艺术特征。他们所说的流派往往是以社团或阵地为标志，而不以思想与艺术的倾向为圭皋。因为社团或阵地都是现成的，相比于思想和艺术，更容易被把握。但问题是：艺术风格相近的诗人往往会因为人际关系而被排斥，比如梁宗岱。本来胡适延揽他到北大当教授，属于新月阵营，但后来因言得罪胡适，被后者偷偷认定为“小人”。所以，蓝棣之的《新月派诗选》里没有他。他是法国象征派的正宗传人，但孙玉石的《象征派诗选》也没有梁宗岱。

我本人更倾向于把戴望舒也归入象征派，或者，像法国诗歌史那样，称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他们为后期象征派。也就是说，没必要另立“现代派”。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这在诗歌界、学术界也不例外，所以“笨立名目”，弄出来好多没必要的流派，比如九叶派之外又弄了个“中国新诗派”。

下面说说戴望舒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 中国现代诗从戴望舒开始真正与西方现代主义同步，徐志摩等人的新

月派学的主要是英国后期浪漫派，李金发等人的前期象征派学的主要是法国的前期象征派，都要落后数十年。

（2） 戴望舒切实地把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晚唐）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有

机结合了起来。

（3） 以意象为中心的文本编织模式。

（4）诗语虽然以口语为基础，但打造得非常雅致、柔韧、质感。

目前我正在修订《戴望舒传》，同时在编选《戴望舒诗与译诗精粹》，两本书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同时推出，敬请大家期待。

北塔在纽约第五道

12、花语：您曾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为“鲁迅文学奖”撰写专家审读报告。您怎样看待鲁迅这个人和鲁迅文学奖？

北塔：从整个中国历史的长度来说，12世纪的朱熹而后，影响中国文化最大的就是鲁迅。我们读鲁迅，受他的影响，潜移默化。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不时常读鲁迅、学鲁迅，多少会有些欠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鲁迅是绕不过的一道坎。　他的《野草》在气质上，对我的诗歌创作曾有很直接深刻的影响。我曾模仿《故事新编》，写了几个短篇小说。我还写了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计划将来出一本研究鲁迅的学术专著。

鲁迅文学奖尽管有挂漏，有偏颇，但获奖的优秀诗人也不少。

13、花语：我喜欢米沃什的《礼物》，您出有译著《米沃什辞典》（与西川合译），米沃什的诗有什么特质？

北塔：《礼物》是米沃什的代表作之一，可能是最受中文读者喜欢的一首。但这首诗的题目的一般汉译是有问题的。诗的内容跟礼物没有关系，哪怕暗示的关系都没有。

我国研究、翻译波兰文学的权威专家易丽君教授译为《天赋》，更加准确。我发现，中国的诗人们喜欢称之为《礼物》，而学者们尤其是外国文学专家们更愿意称之为《天赋》。但是“天赋”往往指一个人身上“生而知之”的禀赋，也不符合诗的本意，会让读者误以为这首诗讨论的是天才主题。我曾经跟易丽君教授专门讨论过这个译名问题。

这首诗英文的译名是gift（天赋予人的礼物，包括但绝对不仅仅指“天赋”），而不是present（人送给人的礼物）。如果我们把天赐的变成人间的，就矮化了这首诗内蕴的格调，或者说窄化了这首诗开阔的格局，遮蔽了米沃什形象的丰富性。如果非得要概括这首诗的主题，可以说是“天赐之福”。由于gift作动词，意思是“赐予”。我觉得，不妨译成“天赐”，意思跟“天赋”一样，但避免了“天赋”一词所可能导致的误解。

伟大诗人必须是多元的，甚至矛盾的，必须能处理相反的主题。杜甫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但也有狂喜的篇什。辛弃疾诗词的主要风格是金戈铁马的豪放，但也有田园生活的小情调。艾青诗的主色是忧郁，但也有悠然甚至清新的色调。米沃什的主调是忧患的，但如果他只写忧患，就最多只能是个大诗人，而不是伟大诗人。这首诗的主题是达观，甚至可以说是达观后的享受。而米沃什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福分；绝对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给他的。所以，我们不宜译成《礼物》。

北塔在哈佛大学大礼堂（臧棣摄）

14、花语：请推介您的中英文对照个人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等。

北塔：到目前为止，我出版了3部个人诗集，2部与两位诗友的二人合集。《正在锈蚀的时针》是我的处女诗集，是15年前出版的。所以，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是双语，所收作品很少。虽然我当时已经认识了不少诗坛大人物，但我没有请任何前辈作序，而是自己写了一个比较长的，重点探讨了我自己诗歌中的时间哲学，当然也谈了一些我的诗学观念。

之所以采用了双语的形式，是因为我会时不时接触外国的诗人、学者，他们都说想要读我的作品，但看不懂中文。比如我当时来往比较多的美国诗人肯·帕森先生，他后来去了韩国工作、生活。我自己翻译完了之后，主要是请他帮我校对译文，当然，也请别的外国诗友帮我校过一部分。现在看来，那些译文的风格有点过于雅，比如，有时会用比较古雅乃至生僻的词。我后来再发表其中一些作品前，会重新打磨译文。

诗集出来后，程光炜、刘士杰、杨四平等约10位师友撰写了评论。我到现在还一直对他们的推介和鼓励，充满感恩。在此，请允许我引用程光炜教授的一段评语：“北塔不是那种高产的作者，而是有着充分耐心的写家，对文字、对思想，都是如此。他是从语词进入他对大千世界的感知的，他试图由此进入到时间的深处，从后者与人的荒谬关系中发现生存的价值。也许正是因此，他推崇一种精致的诗意，强调更为专业的写作态度。他似乎不屑于表面的生活，而更倾心于用朴素、微妙和丰富的语言对之加以诗化的呈现。这种处理方式，好像又回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不同之处在于，北塔的作品给人一种更为纯正的书斋意味。他把后现代的内涵编织在知识的、图书馆式的景象之中，温和的诗句里显示的是无所寄托的茫然。所以他的抒情是一种典型的世纪末抒情。我承认，我已好久没有读到像他这样的诗作了，这对我的审美趣味无疑构成了某种挑战。”（选自《像打磨钻石一样打磨思想》）

布拉格，北塔参与主持多语种诗歌朗诵会（之道摄影）

15、花语：您的主要译著有《哈姆雷特》、《小勋爵》、《欧洲幽默文化史》、《八堂课》等。接下来，您打算翻译哪些诗人的作品？

北塔：我做的是双向翻译。

就外翻中而言，我目前没有固定的计划，有时正好在某个国际诗会的场合，碰到某位优秀的诗人，读到他的好作品，我会忍不住翻译一些，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分享。比如墨西哥的帕切科。

我这些年更多地是把我们当代的中文诗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让外国同行更多地了解进行中的中国诗歌。汉英双语版“年度中国诗选”中的大部分作品就是我亲自翻译的。

16、花语：您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包括2013年第二届世界华文诗歌大奖赛唯一金奖。对于诗歌写作，您是否还有更高期许？

北塔：感谢认识不认识的诗歌界同行对我的厚爱，给了一些荣誉。但我在写作时，从未曾想过获奖。我只有沉稳地一首首地写，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才对得起那些褒奖，也对得起自己此生此心，对得起我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文化。

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3年，陆陆续续，写了两、三百首关于北京的方方面面的诗，尤其是这几年，我致力于写北京的家常，是为了解构外省人对北京的想象，他们误认为北京没有日常，没有百姓，北京的文学都是威权意识形态的衍生品；而其实北京有两千万老百姓，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基层工作人员，吃穿住行全部都是群众式的；当然，作为一个诗人，这些基于普通生活的思想和体验也还是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想象和抽象。

目前，我正在整理这些作品，计划一批批地先陆续发出来，直至结集出版。北京是全世界最古老、最复杂、最多样的都市之一，当然也是最伟大的，我的写作抱负就是要让我的作品能与她对应，就像《巴黎的忧郁》或《恶之花》是巴黎的对应物一样。

总之，除了写作，我没有别的期许。我要读遍古今中外的好诗，然后写出别出心裁的文字。我不能矫情地说“诗比天高“，但我看来看去，天底下，比诗更高的，确实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