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选登十   

    传统诗词走过几千年，新诗走过一百年，综观它们在历史和人民中的影响，基本上是：与人民大众最接近的，就是生命力最强的。

       诗、歌都是语言，都由语素构建。人们见面常说“好久没见”这句话，有的追求文雅——“久违了”，两种表达意义完全一致，但在感觉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是白话，后者算文言，前者稍嫌累赘，后者简约，如果写入诗，前者可入新诗，后者可入旧体诗词亦即传统诗词。“好久没见”、 “久违了”，已经不是最基层的老百姓日常交流中的口语，即使都是书面语言，也很容易看得出在认读中，使用不同风格的表达，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

    诗歌是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是语言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一定会在社会文化的继续发展中发展。我们知道，人类最早的语言是极其简单、质朴和非常准确的，是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的，如从“杭育杭育”发展成经典的诗经一样，最早的诗歌语言也一定是白话，只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风气、文化的熏陶和积淀，文言借助于汉字从大众的口语中分离，造成了文人阶层与一般人民大众在使用语言和文字上“两股道上跑车”。

      语言、文字的“趋雅”，把古典诗词推向了辉煌，给我们留下了传统诗词这种很精彩、精致，意蕴又极为深邃的文学样式，让一代一代千千万万的人利用这种载体记录历史，抒发性情，陶冶情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也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提高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发展，很多习惯用文言或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变得格格不入，其中很多逐渐被人遗弃，以致消亡，例如“顺颂时绥”、“强饭为嘉”之类的祝福语，“期颐”“斗酒”之类的数量词，“更漏”、“斟酒”之类的名词、动词，都渐渐地被人遗忘或不使用。这种趋势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嬗变使然，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青少年和普通群众中，如果把这些硬塞给他们，效果是相当不好的。

      大略分析其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经济和社会在发展，一些事物逐渐消失，如照明用电普及了，就不用“”挑灯”、“秉烛”这些词了。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许多新事物，随之出现新词汇，如“上网”、“CT”、“高铁”、“转基因”等，这些词汇的出现和应用，传播快，影响大，势不可挡，也使用语言不断丰富。然而从传统诗词所应用的格律来要求，很多就不能“合辙”。三是过去自然科学不普及，人们以学文为主，对语言文字的研习投入很多，今天，大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学习多种语言，学习多门科学文化知识，不可能在汉语言文字上专一的下功夫。四是现代生活节奏快，人们接触的媒体多，信息量大，除了专门的工作，大都不可能分出很多时间精力学习古典或历史文化知识，为了弄懂某一个文言词或典故去翻查大部头的词典、《辞海》，或一大堆书籍资料，很不现实。

    新诗由于它直接从白话中提炼出来，不存在深入理解词语的古义、典故这个中间环节，无论怎么写，读者从字面上作大体的理解不成问题，而传统诗词正与此相反，需要着力弄清楚字词的文言含义、源流，需要一个相当费力的研读琢磨过程，今天生活节奏非常快，我们不能要求生活在今天的广大群众如何提高文化修养来读懂你的诗，而要审视诗的语言风格是否能被现代人所接受，这是创作传统诗词和新诗都要首先弄清楚的。

      诗词的创作宗旨首先在于它“合时而著”，当然新诗也一样，跟上当代语言的发展步伐，运用当代通行词语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就会与社会潮流相抵牾。而当前诗词创作中，确实存在着使用语言陈腐、缺乏生命力的问题，连一些青年创作者也沉醉其中。很多诗词在格律上很严谨，遣词造句精雕细琢，但是放在读者面前好象“出土文物”，认不清是何朝代的作品。碰到词里出现“取次”、“行藏”、“袍泽”等词汇，读者就要“傻眼”，思维就要“卡壳”，当然就不能引起共鸣。具体的例子很多，不少诗词评论都曾论及。

    创作传统诗词要合乎诗律词谱，文言词汇容易“合辙”，这是大家都有感触的。但是，是作品就得有受众，就象生产商品要卖出去，要有人消费一样。诗词不能局限在年纪大的人的圈子里，局限在文化人的圈子里，这就需要创作大众化、使用词句口语化，走新诗的亲民路线。这样说，不必担心诗词“掉价”为“打油诗”，味道变为“白开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认真体验生活，立足于历史、人民的立场，从较高的角度提炼，仍然可以创作出贴近人民大众、使人们普遍产生共鸣的作品。事实上，历代已经有很多人取得了成功。李白杜甫就有不少诗明白如话，唐李绅“谁知盘中餐，粒粒皆新辛苦”近于白话，毛泽东“她在丛中笑”、陈毅“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都是范例。启功先生曾作《渔家傲·就医》，词曰：

痼疾多年除不掉，灵丹妙药全无效。自恨老来成病号、不是泡，谁拿性命开玩笑。   牵引颈椎新上吊，又加硬领脖间套。是否病魔还会闹？天知道，今天且唱渔家傲。

      在这首词里，很多妇孺皆用的口语用进来，没有一处不合律，又惟妙惟肖，十分生动、鲜活，韵味足，打动人心。蔡若虹《清平乐·新人新事赞》同样令人激赏：

满匡红薯，几斗黄金黍。三八郎君三七女，赶集途中絮语。我家三代同居，婚期订在年初。若问有何陪嫁，一挑科技新书。（其一）

军营来信，字迹端端正。八十衰翁心振奋，戴上老花眼镜。从前一个顽童，如今思想披红；敬告高堂父母，俺家也出雷锋。（其二）

      显而易见，这些作品毫无晦涩艰深，平易浅近，深刻地勾划出时代风貌，创造出一种清新的意境，令人过目不忘。当然，用那么严格的形式写出这样平白如话的作品，不是一般功力所能企及的，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磨练，日就月将，“求其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诗与文究竟不同，诗歌与口语差别更大。要做到既是全新的，是大家熟悉的，又是适合民族口味的，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经过琢磨锻炼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赵朴初《片石集》前言）。诗词创作选择大众语言，并不是胡适那种语言文字文体方面的大解放，把原始生活语言悉数搬来，而是在遵从格律声韵规范的框架内灵活经营。当前群众创作诗词热情甚高，很多人一时摸不着门径（应该说大多数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不断成熟的），文学素养处于一般层次，又囿于生活阅历，只能用本身拥有的浅近的语言投入创作，写出来的诗词作品是形式象诗词的大白话，不免生硬堆砌，肤浅甚至流俗，虽然是新语言，但是忽视了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忽视了诗歌语言（特别是诗词）必需的抽象灵动的特性，作品的档次当然高不了，这需要经过长期磨练，作为过了这个门槛的人，应热情相帮相扶，带动提高，一般民众能投入这种精神劳动，本身就是很可贵的，有利于诗词文化的普及，任何鄙薄、不屑都是不可取的。

        总之，对于当代诗词，创作有历史厚度、意蕴深邃、雅训纯和的作品仍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继承“雅”的传统，有利于不同文学样式的传承，相比较而发展，无疑是符合文艺创作多元化的大势的，但是充分运用当代活的语言词汇入诗词更显得重要，应当把诗词语言运用的大方向定在贴近现实、贴近大众上，使之能居诗词语言的主导地位。科学家诗人程良骏有两句诗：“形式依然循旧体，内容决不学冬烘”，我们要着力找到新内容和旧形式的好的结合点，克服诗词普及中的语言障碍，才能改变诗词创作中“诗人写诗诗人看”的尴尬局面，赢得大众，赢得将来。

（卫才有，安徽省诗词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