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狄金森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其不和谐。她既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又有一个加尔文教徒的世界观；在一个悲剧性颠覆和无望的世界中，她又想发现短暂的极乐。她的诗歌表现了大量范围和种类的情感经历，这一点上，她大大超过爱默生、梭罗甚至惠特曼。

　　艾米莉·狄金森的世界，于我，本是个陌生的世界。她的诗，晦涩难懂，有的虽然机灵顽皮，我却偏偏只能读轻松快乐、通俗浅显一类。然而，越是陌生，便越是觉得好奇。逢春日艳丽时，我们拜访了她的出生地———麻州西部的安姆斯特城。

　　以为我们住的地方已经是很“乡下”了，沿着二号公路往西开，才知道还有比我们更乡下的乡下。春日里，树叶刚刚挣扎着要长出来的样子，红的黄的居多；也有很多高高低低的丘陵，汽车忽上忽下，甚至有点超重和失重的感觉。刚刚读过艾米莉·狄金森一些关于死亡的诗，总是觉得有些压抑和郁闷。看过她的居住地，在她曾经忙碌过的花园中徜徉，大约是节令的魔力，她的人，她的诗，骤然都带上了春天的生气和温存。

　　安城街道两旁的房子都很低矮、谦恭，相形之下，狄金森家的房子很高大、气派。艾米莉·狄金森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她的父亲当年是镇上的头面人物，著名的律师，担任过马萨诸塞州的州议员和美国国会议员。

　　一直知道艾米莉·狄金森离群索居，想象中，她的家一定是在丛林深处。其实，她家离镇中心很近，步行几分钟即可；唯一的特别之处，就是她家和毗邻的哥哥家，都是以高大的松树为篱笆，把房子从大街上遮挡住，多少有了些“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况味。艾米莉的时代，安城虽然较东部的波士顿偏远、保守，却也有许多活跃的学术和社会生活。春意盎然的时候，更难让人想象她的孤寂和落寞。

　　艾米莉确实也不是如旧的传记里描写的那样孤独怪癖、全然不食人间烟火。2004年出版的《艾米莉·狄金森的花园》一书，描述了诗人生活的另一面：艾米莉十分热衷于园艺，写诗之外，养花种草是她的另一主要“职业”。书中罗列出了艾米莉曾经侍弄过或者采摘过的花草，数一数，有六十六种之多。狄金森三分之一的诗歌、一半的信件中，都热情地提及过她最喜欢的野花，从普通的花卉如雏菊和龙胆，到她温室里那些珍奇的栀子花和茉莉花。

　　狄金森对园艺的了解，使她能够在描述自己的经验时，选择适当的象征符号，用不同的花来象征爱与恨、善与恶、死亡与永生。按照十九世纪的花卉字典，她给每一种花都下了具体的定义，将朋友、家人和爱人与不同的花卉一一对应起来，并在诗歌中大量运用花卉作为比喻和类别。她的诗歌，在朋友间“发表”的时候，大部分是用一朵花别起来，或者是将诗藏在花束中间，不同花卉的选择，本身就传达着一种信息。

　　如今的花园，看起来不大，草地有些稀疏，和那些靠化肥催养的绿得发假的草地相比，显得有些消瘦。零零星星的小花小草，也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转过一面墙去，房子的另一侧是花园，艾米莉曾经在这里劳作；花园中央，是一株极老极壮的白橡树，看起来比艾米莉生长的年代还要古老。艾米莉一定曾经在这棵树下来去，也一定从她隐居的楼上的闺房，眺望过这棵树和树后的风景。从花园方向转过来，房子的另一侧，是一株醒目的玉兰花，正要盛开的样子。

　　仰望着艾米莉·狄金森的故居，我不知道哪一扇窗户是她的闺房。我幻想着诗人的少女时代，也曾经在阳台上等候着她的罗密欧。像每个小姑娘一样，艾米莉·狄金森也曾经陶醉在少女的梦想之中：“我很快地变得越来越漂亮……我觉得，等我十七岁时，肯定会成为安姆斯特最漂亮的姑娘。毫无疑问，到那时候我会有一大群崇拜者。我会高高兴兴地看着他们等着我抛绣球，高高兴兴地看着他们焦急地等着我作出最后选择。”

　　像玛格丽特·傅勒一样，艾米莉·狄金森试图将两个世界分离开来（或者是融合起来）：一个是知性的世界，是男性的范畴，属于更高世界的天堂，精神和力量的范围；另一个是感性的世界，是女性的范畴，属于低一等的大地，物质和柔弱的范围。这种区分，反映了她内心中的两极矛盾。

　　艾米莉运用许多自然风景（旷野，森林和大海）来描写自己的感觉和思想，并且演绎夸大其中那种火山爆发的特性。有时候，她的愤怒会爆发，分解，割裂，并且明显展示着一系列受虐施虐的行为，以至于有些评论家认为它们表明她显然是同性恋。

　　哈罗德·布鲁姆不愿意相信学术界的通俗看法，不认为艾米莉和她嫂子苏珊之间是同性恋关系；他同意最具权威的狄金森传记作家理查德·斯维尔的说法，认为她一生中比较重要的爱情经历，一是与萨缪尔·博尔斯的没有结局的爱情，一是与比她年长十八岁的洛德法官的关系。博尔斯是一家地方报纸的编辑，已婚，才力平平，却极善于赢得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们的欢心；艾米莉与洛德法官的关系则始于1878年初，当时她已经四十七岁，他六十五岁。她给他写的信，尽管带着惯常的修辞和夸张，却只有从男女之情的角度才能理解。

　　艾米莉一生中经历的这几次爱情，都没有变成现实。在其感情世界中，她一方面与失落、牺牲、肢解和钉十字架等情感搏斗，一方面又永远围绕着极乐的快感，经验的记忆和美化，还有它的最后消逝。

　　对于艾米莉来说，没有妥协，没有退路，也没有温顺的答案。她已经拒绝了教会及其教条，也就同时放弃了任何来世生活的希望。与此同时，她摒弃婚姻，极力争取心智和感情上的独立，因为这样有助于她接受自己的脆弱、伤害和自我折磨，认为这是她在人世间应当承受的苦痛。

　　放弃婚姻，并不意味着放弃爱情。在实现了形式上和精神上的孤独以后，她在感情上却没有或无法选择孤独；无论她心目中的爱人是谁，这个爱人是存在的，至少在她的想象中是存在的，否则，她写不出那些热情如火、脍炙人口的情诗。

　　狄金森家的主建筑“家园”近旁，是艾米莉的父亲为她哥哥建造的房子“常青园”。两房之间，是稀疏的树林，还躺着去年的落叶。与“家园”相比，“常青园”显得有些粗陋难看。不过，“常青园”却有着“家园”不曾有过的“荣幸”：爱默生1857年来安城演讲时，曾经在“常青园”里住过一夜。

　　本来，我对狄金森的兴趣，除了对她独特的诗歌语言和意象感到新奇外，更多的是因为她在精神上属于新英格兰，与差不多同时代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学派相映成趣。狄金森本来是不属于超验主义学派的，但很多学者却都习惯将她和爱默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

　　狄金森评论过爱默生的　《诗歌》、《代表性的人》，还几次提到过他的“不朽”的诗文。

　　爱默生1855年在安城作过　《向学者发出的请求》的讲演，1857年讲过《乡村生活之美》，1879年讲过　《崇高的或精神的克制》。他还于1865年挑头担纲，讲授了以“社会目标”为题的系列。可是，他在那里吸引的听众很少，来的听众也都没有多少热情，即便是他已经成名后的1879年也是如此。艾米莉对他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她的邻居们。没有具体证据说明她聆听了爱默生的任何演讲，但是，在爱默生1857年演讲后住在她哥哥家以后，她兴奋地写信给她的嫂子：“他一定是来自梦想诞生的地方！”

　　当时，爱默生的声名已经如日中天。1855年，爱默生收到惠特曼的《草叶集》时，反应准确、批评得当，对当时还籍籍无名的诗人是很大的鼓励，还没有得到爱默生的同意，惠特曼就将爱默生的评论印出来大肆张扬。

　　狄金森在为自己的诗歌寻找知音时，却没有惠特曼那种借助名人声望为自己宣传的“狡猾”，而只是找了籍籍无闻的亨金森。她问过亨金森一个问题，在当时也一定使他摸不着头脑：“如果天堂的王国都在他的脚下，爱默生先生会犹豫吗？”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这只是艾米莉“美味的顽皮”。

　　艾米莉生活的最后几年，抄写了几段爱默生的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荣誉，因为她很少抄写别的诗人的文字，即便是她所喜爱的诗人她也不抄。爱默生1882年去世时，她描写过他的去世给她带来的震惊和悲伤。

　　爱默生有一段关于“透明的眼珠”的著名段落：“在树林中，我们回归理性和信仰。在树林中，我觉得我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管是耻辱，还是灾祸，大自然都能修补完善（请保住我的眼睛吧）。我站在空旷的土地上，头上浸染着清朗的空气，飞扬到无限的天际，所有渺小的自高自大都烟消云散。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珠；我变成了虚无；我看见了一切；宇宙的大我的潮流流过我的周身；我是上帝的一部分。”

　　碰巧，爱默生和狄金森都有眼病，两个人都害怕失明，也都喜欢去林中散步。更重要的是，她追求自我独立的自由精神，与爱默生是完全一致的。

　　狄金森和爱默生的相像之处很多，他们都突破了新英格兰的传统，但他们突破这个传统的方式不同，而且，突破传统之后，狄金森没有找到爱默生那种“没有信仰的信仰”。从本质上看，爱默生是一个安详的灵魂，而狄金森却是一个备受折磨的灵魂。

　　哈罗德·布罗姆这样说：“如果狄金森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爱默生主义者，她和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实践了一种几近完全的独立自主，他提倡却不能实践这种独立自主，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文化中心……爱默生回避悲伤；狄金森知道悲伤是她的领地。两个人都害怕眼睛失明……人们可以从爱默生那里了解到自我表现的力量；狄金森教给人们从痛苦升华超越的苦闷。爱默生拒绝绝望；狄金森是所有消极情绪的大师：狂怒，性的匮乏，私下知道上帝已经离开了他自己。”

　　布鲁姆认为，美国作家里，就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来说，只有爱默生、惠特曼和亨利·詹姆斯能够和狄金森匹敌。艾米莉·狄金森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其不和谐。她既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又有一个加尔文教徒的世界观；在一个悲剧性颠覆和无望的世界中，她又想发现短暂的极乐。她的诗歌表现了大量范围和种类的情感经历，这一点上，她大大超过爱默生、梭罗甚至惠特曼。

　　布鲁姆不同意用艾米莉的生活经历来解释她的诗歌创作，他指出，新英格兰到处是为了终身不嫁的女儿们拼命工作的加尔文教派的父亲，艾米莉的妹妹也是个终身未嫁的老姑娘，但只有艾米莉·狄金森成了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只有一个，她是一个天才。

（《新英格兰人文之旅》　杜先菊/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