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出版于2007年

在《新诗发展概况》的作者们的回顾中，这本当时未能出版的小书是紧随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红色中国文学史”的问世而展开的一项写作任务，其中一些作者也参加了“红色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在此前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6级学生还分别着手集体编写《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新文学史》等著作，构成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为中心的“科研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这种“科研大跃进”，除组织方式上均为集体作战、人员构成上均为青年大学生、写作原则上均以权威的政治、历史论述为纲领以外，写作方式上则经由集中阅读资料、确立纲目体例、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讲求“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写作速度。“红色中国文学史”是“苦战”两月的结果，而《新诗发展概况》的写作则前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些，在时过境迁之后，很容易被目之以违背常识的“荒诞”行为，但实际上在其背后存在着完整的政治和哲学的逻辑作为支撑。正如当时的口号“把被资产阶级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种颠倒不仅是在冷战背景下，与相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历史论述上展开的观念层面的对抗，也是这种观念体系需要相应地落实在历史书写的实践层面上——从写作主体到书写方式——的颠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书写始终受到高度关注，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重写历史”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努力并不始自于1958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即是其中的一个环节，1958年以“红色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一系列书写实践只是其激进化的表现。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分别出于1951年、195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出于1982年

如果放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来看，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1950年代这种“重写文学史”的现象与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之间的关联。如同有的论者所点出的，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潮流，并不仅限于1980年代后期在《上海文论》上的专栏，它其实是“文革”后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的基本趋向。从历史叙述的框架与范围，到支配性的立场、观点和评价标准，两次“重写”之间都大异其趣，同时又在某些地方构成“相映成趣”的对照关系。

它们之间既是述史范式上从“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换，而后一次“重写”又在很大程度上显现为对前一次“重写”所做的“颠倒”的再度颠倒，因此，尽管在具体观点和评价上，两者往往显出很大的差异乃至对立，但就它们与其各自所处的一个时期的主流历史观念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又具有相近之处（当然，195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控更为直接和严厉），在这一点上，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大潮尽管以“回到文学本身”为其标的，但其“去政治化”的努力却仍然落入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当中。一如很多学者已经辨析到的，在宰制性的历史观念和话语图景发生变化之后，在“时势”和“人事”之间，第二次的“重写”就其总体而言仍然是“势大于人”的。

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新诗发展概况》的作者们的学术生涯和在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者中的自我意识的特殊性。19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力量由两代学者构成：1950年代进入大学读书并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一代，以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一代；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潮流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也出自这两代学者。《概况》的作者中，谢冕、孙绍振对“朦胧诗”所体现的新的美学原则的支持与辩护，孙玉石对新诗史上现代主义诗歌诸流派及其诗学的考掘与释读，都构成了这一潮流的不同侧面和重要环节。然而，两代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回顾《新诗发展概况》写作时，不止一位作者提到，这次集体编写行为成为其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甚至使得六位作者中绝大多数都在日后走上新诗研究的道路，进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型塑了他们各自在新时期以后学术研究和“重写”实践的内心动力，如谢冕谈到，他日后对于“朦胧诗”的态度，“应当说在编写《概况》时就在酝酿并逐渐明确的”，这虽然是一个日后的陈述，却让我们意识到，这一批作者（以及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一些同代学者）曾先后经历了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上的两次“重写文学史”的过程，假若第一次如刘登翰所言，是偶然被历史选中而参与的，那么，第二次则体现出他们更为自觉的努力，同时，尽管这种努力仍然与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势”有关，但与更年轻一代的研究者相比，它也必然渗透进了他们在前一时代所凝结的个体生命体验，以及由此对早期学术生涯的省思。

从几位作者各自的回顾来看，这种体验和省思的着重点和延伸出来的路向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存在不可忽视的歧异，然而它们却从不同的维度上融入他们日后学术生命的底色。以孙玉石为例，他曾提及他参与撰写的“红色中国文学史”对前辈学者王瑶、林庚等在情感和学术尊严上的伤害，这种忏悔与反省，如果与他在治史思路上对王瑶注重新文学与古典文学“历史联系”的观念的汲取，和在诗歌认知及审美情趣上所受林庚等1930年代“现代派”诗人“融合中西”的意识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就不难发现，同样在新时期申张现代主义诗学诗艺，以为“新诗潮”的侧应，他的新诗史研究较之于年轻一代学者拥有着独特的、或许不够“新锐”然而相对深潜的学术渊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在两次“重写文学史”之间，这一代文学史研究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研究者的史迹与心迹所可能具有的学术史意义。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潮流的中坚力量无疑是年轻一代学者，他们对新的话语的乐观信念，和一度高歌猛进的姿态，是这一时代在日后呈现出来的“魅力”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上一代学者的步履总体上显得持重乃至踉跄，尽管也与前者共同构造和分享着这一时代的热切氛围。而在进入1990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期”之后，相对于年轻一代学者纷纷从文学史朝向学术史、思想史，从文学研究朝向文化研究的“华丽转身”，上一代学者似乎也普遍显出某种“执着”。这似乎可以从生理年龄和知识结构的层面解释，但显然不仅如此。而与这种对文学（史）研究的执着相伴随的则是困顿。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当下大学中文专业的重点教材

曾有学者批评钱理群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存在着一种“叙述的暧昧”和“犹豫不决”，这种“犹豫不决”在1980年代的历史话语与学术范式的变换中已经存在，而到了1990年代则进一步扩大和纵深化了。不仅仅是不同的“文学”观念、学术范式、述史框架的争夺或让渡、取舍或兼容，更是新的历史理论、种种究诘于文化政治的理论话语、和对“文学史”建制的知识考古共同对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方式的釜底抽薪。洪子诚在《我们为何犹豫不决》一文中对此作出的回应，可以用来理解这一代学者，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哈姆雷特”，在精神结构和学术意识上所共同具有的某种特质。

换言之，发生于1950年代和1980年代的这两次“重写文学史”潮流可以视作这种“犹豫不决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姿态、品质的历史脉络与精神背景。显然，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犹豫不决”，其中的差异不可不辨，但在这里，它有着大致明确、不容混淆的内涵：当“纯文学”的神话消散、文学的话语性被揭示、“政治性”被强调，如何保留文学审美的相对独立性，审美评价还是否可能？当历史的“叙述”本质被暴露，如何在保持历史叙述自觉的同时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真实，而避免落入（在理论的旅行中可能变形为中国文化中旧有的）历史虚无主义？当文学史的“权力”性质被剖析出来，文学史研究如何保有其学术尊严？以及，当文学研究日益理论化，它是否还可能保守其研究方式的“独特性”？等等。

在实际的文学史书写中，这些作者是把这些理论话语尽力加以吸纳，或者作为前提的，但是却少有新一代学者接受这些理论话语时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再一次真理在握的兴奋感。似乎，困惑和矛盾成为他们最多的感受；似乎，如何与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新兴理论话语在中国当代情境中形成的“时势”或支配性论述保持一个审慎的距离，不把任何一种文学的、历史的立场本质化，不回避不同的立场和历史叙述所形成的张力，而是把这种张力保留下来，呈现出来，成为他们在其晚近的文学史研究中最深刻的努力。

这种努力无疑是吃力的，不少论者注意到洪子诚在述史姿态与文体上的特点，并且将之概括为“克制”、“节制”、“客观”、“冷静”等，但在我看来，这种叙述的本质是一种“困难”的叙述，或者说是一种自觉的“微弱”的叙述。一方面力求理解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不断辨析自身的位置和依据，在抑制启蒙主义式的评判和道德裁决的同时仍然坚持最低限度的价值尺度——这种困难和微弱的叙述与那种清晰和坚定的、“勿庸置疑”的文学史的堂皇叙事相去甚远，也难以成就优美的或者充满独创精神的文学史作品（如林庚《中国文学简史》那样），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上，它却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它或许与个体的人格气质和学术性格有关，也与一代学者整体的精神结构有关，但应该说更是由他们对先前的生命体验的整理和学术经历的反省所带来。

2007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版《中国文学简史》

我无意于透过《新诗发展概况》为这些作者讲述一个有关他们学术成就的“起源神话”，无论如何，就这份重新“出土”的文献而言，它的论述是被当时权威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声音所给定的，显示出的是一种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从《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一书的内容和编排方式也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力图对其参与的这一段历史过程与学术经历加以历史化的呈现与反省。而当它以这样的方式诞生于今天这一瞬间，其意义可能是深长而难以预测的。

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当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及由此引发的思想界的争论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当代文学的研究。如何看待当代历史与当代文学，一度像是已被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期却又重新变得问题重重，并且不断引起论战。借助理论资源的更新，这些争论使我们获得了认识理解中国现代、当代历史的新的视角，与此同时，争论中显示出来的一些言说姿态和论辩方式，却时或使人感到似乎仍然处在那个原以为已经逝去了的“当代”的延长线上。这时，会想起那种困难和微弱的叙述，比起辩论的威力，它更倾向于维护学术的尊严，而惟其微弱，或许幸免于潮流。

本文发表于2008年第2期《文艺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