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难以超越，本朝词坛衰弊，明代词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陈霆《渚山堂词话》曰:“我朝文人才士，鲜工南词。间有作者，病其赋情遣思、殊乏圆妙。

    甚则音律失谐，又甚则语句尘俗。求所谓清楚流丽，绮靡蕴藉，不多见也。”钱允治《国朝诗余序》亦云:“我朝悉屏诗赋，以经术程士。士不囿于俗，间多染指，非不斐然，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由于词乐的失传，明人真正是依谱填词，唐宋词人的作品成为他们学习的典范，因而明代追和词数量激增，形式也趋于多样化。由于明人对词以小道视之，追和词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游戏文字之作。虽然如此，明人对于唐宋词的大量追和还是促进了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推动了明中期词的中兴。

                              一、明代追和词的兴盛

    与宋金元时期相比，明代词坛追和之风盛行。首先，明代追和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代。苏轼最受明代词人推重，追和苏词之作总计200余首，是宋元时期和苏词总数的两倍多。以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为例，宋金元和作总共32首，而有明一代追和此词者则增至48家153首。其次，明人和作对于原作题材的突破较前代更大。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明人追和最多的一首宋词，与前人和赤壁词相比，其内容既有咏赤壁本意、抒情感怀者，又有论学者如聂豹《大江东去·答戴子三首被逮作》、夏言《大江东去·与楚望戴子论学三首》，咏物者如周用《百字令·中秋咏月》、陈士元《大江东去·咏雪》、戴重《念奴娇·咏梅》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出现了多部追和词集，既有对词人、词作的追和，又有对词选以及某类题材词作的追和，可谓形式多样。

    (一)追和某一词人全集者:戴冠《和朱淑真〈断肠词〉》朱淑真《断肠词》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洪武三年(1370年)抄本，存词27首。《渚山堂词话》曰:“古妇人之能词章者，如李易安、孙夫人辈，皆有集行世。淑真继其后，所谓代不乏贤。”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张鲁刻本《戴氏集十二卷》中有戴冠《和朱淑真—32—词〉》26首，其跋曰:“始予得朱淑真《断肠词》于钱唐处士陈逸山，阅之，喜其清丽，哀而不伤。癸亥岁除之夕，因乘兴遍和之，且系以诗，盖欲益白朱氏之心，非与之较工拙也。”此癸亥岁为弘治十六年(1503年)，戴冠于一夕之间遍和《断肠词》，且所作颇有可观，亦可见其词学造诣之深。戴冠和词不仅次朱淑真词原韵，而且绝大多数用其原题，和其词原意，其中佳构如《浣溪沙·春》、《西江月·赏春》、《鹧鸪天·春深》等。为追求与原作的相似，戴冠和词难免有凑泊之处。朱淑真《菩萨蛮》(咏梅)为陈霆所称道，其下阕哀婉而含蓄:“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独自倚阑干，夜深花正寒。”自怜抑或怜花，已无从分辨。戴冠和作则显得生硬而直露:“莫言人似旧。人比花尤瘦。寂寞苦相干。花寒人也寒。”戴冠较早关注到朱淑真《断肠词》，并全集追和，促进了朱淑真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二)专和某一首词者:《江南春词》《江南春词》是一部独特的词集，系明代中期以至明末吴中文人屡次追和倪瓒《江南春》词结集而成。关于倪瓒《江南春》本身的文体归属，学界历来意见不一，然明人既以《江南春词》名其追和之作，兹暂以词集视之。今据《全明词》及其补编以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江南春词》统计，明代追和倪瓒《江南春》词凡74家116首。沈周跋云:“国用爱云林二词之妙，强余尝一和，兹于酒次，复从臾继之。被酒之乱，不觉又及三和，明日再咏倪篇，不胜自愧，始信虽多何为也。”可见，唱和的起因是许国用得倪瓒手稿，而沈周为其中首倡者。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名家皆有和词，仇英为此作“江南春图”一幅，允为一时盛事。

    此次唱和一直从弘治三年(1490年)持续到明末清初。

    倪瓒《江南春》原作上片极力渲染江南春天独有之美景，笔致细腻轻灵，下片抒发被迫离开家园的哀伤之情。

    其中所描绘的江南风物既为吴中文人所熟悉，倪瓒晚年身世飘零的经历也容易引起他们的同情和感慨。这首词在明代获得如此多的和作，固然与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有关，更与吴中文化传统，以及吴中文人对于倪瓒的推崇分不开。吴门文人“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传统，都以文学艺术为安身立命之生业，又都崇尚自由放旷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对政治表现出一种疏离超脱的心理祈向”，倪瓒以自由超脱的名士风范与全面卓越的艺术才能，成为他们崇奉的不二人选。

    (三)全和某一词选者:张杞《和花间集》与陈铎《草堂余意》崇祯年间，张杞的《和花间集》与《花间集》在明代后期的盛行密切相关。《古今词统》认为，张杞和词起到了以《花间集》之传统词格来挽救晚明庸滥词风的重要作用，故而给予极高的评价:“西蜀南唐而下，独开北宋之垒，又转为南宋之派。《花间》致语，几于尽矣。

    黄陂张迂公起而全和之，使人不流于庸滥之句，谓非其大力与?”此论虽嫌溢美，但其从宏观的词史视角出发，看到张杞和词的意义所在，却是值得称道的。更多的学者则是站在和韵的角度，对张杞和词提出批评，如沈际飞云:“张杞《和花间集》，凡四百八十七首。篇篇押韵，未免拘牵，字字求新，变饶生凿，惟《甘州遍》‘鸿影又被战尘迷’一句差胜。”又如王士禛《花草蒙拾》云:“绝调不可强拟，近张杞有《和花间词》一卷，虽不无可采，要如妄男子拟遍《十九首》与《郊祀》《铙歌》耳。”全和《花间集》，对于张杞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明人俞彦曾感叹说:“小令佳者，最为警策，令人动褰裳涉足之想。第好语往往前人说尽，当从何处生活。”小令本已为难作，更何况和词受原作韵脚的限制，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古今词统》谓张杞《采莲子·步皇甫嵩韵》词“与嵩词工力悉敌，不复知年代之相后”。沈际飞所赏爱之《甘州遍·和毛文锡》一首亦是张杞和词中不可多得之佳作。总之，张杞和词首首次韵，从内容、风格到用语全袭《花间集》诸作，基本上没有个人情感在内，虽然堪称极像，终归得其形而失其神。

    成化、弘治年间的陈铎有词集《草堂余意》一部，今存有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汪廷讷环翠楼堂刻本，全称为《坐隐先生精订草堂余意》。坐隐先生为汪氏之别号。此集分上下两卷，上卷收词83首，下卷收词64首，初看去似乎为一部词选，其中选唐宋词人49人，加上陈铎本人，总共50家147首作品，实乃陈铎全和《草堂诗余》之作。“明人性好作伪，以己作伪古人之作，或袭古人之作为己作，往往而有;而所刊古书，割裂窜改，尤属见不一见”。陈铎如此做法，似欲借唐宋名家以抬高自己的声名。对于陈铎全集追和《草堂诗余》的行为，历来褒贬不一。《渚山堂词话》云:“论者谓其以一人心力，而欲追袭群贤之华妙，徒负不自量之讥。”陈霆虽然以为陈铎此举实乃策略上的失误，仍对其词中婉约清丽之佳句颇为赞赏。况周颐对陈铎词赞赏备至，以为全明不能有二，称“其词超澹疏宕，不琢不率。和何人韵，即仿其人体格。即如淮海、清真、漱玉诸大家，置本集中，虽识者不能辨。昔人谓词绝于明，观于大声之作，斯言殆未为信”。况周颐之所以给予陈铎如此高的评价，当与《草堂余意》一书因借与半塘先生而后不复可求的遗憾心理有关。

    陈铎《草堂余意》和周邦彦词最多，总共20首。这20首和作多从字面、典故、词意各方面极力模仿原作，虽难出其右，亦可见其不凡功力。其中或有与原作相颉颃者，如《氐州第一》(漫野萧条)、《塞翁吟》(小阁临清景)等。这些作品写景抒情均自出机杼，超旷之气尽显作者性情。陈铎和徐昌图《木兰花令》是为陈霆所称道的少数词作之一，《渚山堂词话》曰:“论者谓其有宋人风致。使杂之《草堂》集中，未必可辨也。”

    关于陈铎《草堂余意》追和词集的性质，况周颐《蕙风词话》、赵尊岳《明词汇刊》皆有所论及。 见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11页。明词综》所选陈铎《浣溪沙》一首体物入微，亦是清新婉丽之作。

    由上可见，唐宋词选本与后世词人追和实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花间集》与《草堂诗余》在明代盛极一时，《和花间集》与《草堂余意》正是这种“花草”之风作用下的产物。张杞、陈铎和作虽难以超越诸家名作，但由于取法乎上，却无明词曲化、俗化的弊病，这是《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作为唐宋名家词选对于明代词坛的积极意义。

    (四)专和某类题材者:周履靖《唐宋元明酒词》明代万历才子周履靖好为和作，且数量可观，其《唐宋元明酒词》分上下卷，次韵唐宋元明词人酒词共59首，其中和李珣韵者12首，和王世贞韵者8首。周履靖绝大部分和作从词意到遣词造句皆亦步亦趋，跳不出原作之窠臼。原因大致有三:一因受制于原作之韵;二受其本人思想境界及创作水平所限;三因一夕和成，漫和百绝，贪多求快，不经推敲锤炼的创作态度所致。周履靖《千片雪》跋曰:“髫年闻海粟、中峰二君倡咏梅花百首，心向慕之。

    甲午孟冬之华亭，登袁太冲书楼，得阅所作，欣然假归，漫和百绝，少畅平生嗜梅之癖耳。”由于仅将追和视为一种附庸风雅的行为，草率为之，因而所作毫无性灵可言，这是存在于明代文人中的一种恶习，也是明代追和词质量总体不高的重要原因。

                        二、明代追和词兴盛原因探微

    弘治、嘉靖时期为明词的中兴期，追和词的兴盛也大致始于这一历史（历史论文）时期。盛行于明代诗坛的复古摹拟之风，亦影响到词的领域，如廖可斌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中所说:“元代至明中叶，词一脉仅存，几成绝响。复古派作家王世贞等人在力图恢复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同时，也对词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探讨。可以说，经过两百年的衰弊之后，词的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个与诗的领域内相似的‘复古运动’。”明代词人对宋词抱有极大的尊重，以为宋词乃一代之盛，难以超越。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云:“窃意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宋人之词，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极，不相为用。纵学窥二酉，才擅三长，不能兼盛。词至于宋，无论欧、晁、苏、黄，即方外、闺阁，罔不消魂惊魄，流丽动人。”明代批评家往往以宋词为标准来评鉴当代词人作品，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我明以词名家者，刘诚意伯温秾纤有致，去宋尚隔一尘。杨状元用修，好入六朝丽事，近似而远。夏文愍公谨最号雄爽，比之辛稼轩，觉少精思。”明代词坛对于唐宋词的尊崇心态显而易见。这一心态在创作中的直接体现即是效仿追和唐宋词之风的盛行。马洪是明代专力为词的少数词人之一，当时颇有词名，其《花影集》自序记载:“予始学为南词，漫不知其要领。偶阅《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缘是求二公词而读之，下笔略知蹊径。”明代成就较高的词人如茅维、陈霆、陈如纶、易震吉等多有追和唐宋名家之作。

    除复古之风的影响以外，明代各类为数众多的词谱、词选、词籍的编著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明人的追和实践。至宋末词已有不可歌的记载，元人去宋未远，故词乐尚能不绝如缕，入明之后，则渐次失传。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明人对词乐属外行，但却极为重视词的音乐本体。他们创设词谱，作为填词的文字规范，使不通音律的人也可以填出抑扬中节的词。张綖《诗余图谱》、万惟檀《诗余图谱》、程明善《啸余图谱》等文字性的词谱即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

    张綖《诗余图谱》为词史上第一部词谱。王象晋《重刻诗余图谱序》云:“南湖张子创为《诗余图谱》三卷，图列于前，词缀于后，韵脚句法，犁然井然。一披阅而调可守，韵可循。字推句敲，无事望洋，诚修词家南车已。”晚明程明善所编《啸余图谱》比《诗余图谱》影响更大，万树《词律》自序指责其“触目瑕瘢，通身罅漏”。尽管存在许多疏误之处，但这些词谱在明代以至清初的影响却不容低估，清初倚声大家邹祇谟即云:“今人作诗余，多据张南湖《诗余图谱》及程明善《啸余图谱》二书。”从追和对象来看，明人很有可能是依据某种词谱来填词的。张仲谋认为，陈如纶的追和“集中慢调之作，大多有所规仿，而往往用宋人韵。……因为步韵既非一家，又多为名家名篇，陈如纶也许是依据某种词谱来填词的。”就词选而言，明人编选见诸著录者达二十余种，《草堂诗余》更是盛极一时。毛晋《草堂诗余跋》曰:“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草堂诗余》有分类本与分调本之分。分类本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地理（地理论文）、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等类，分调本则始于明嘉靖中顾从敬所编《类编草堂诗余》4卷，其编次词以调汇，调以字数之多寡挨次排列，于是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与宋人令、引、近、慢之称相异。此后按调分类成为词选编排的主要方式之一。饶宗颐指出:“自宫调失传，此种以字数排列之本，最便于文人浏览，故宋人所无之名(如中调长调之类)，乃盛行于明中叶以后，盖作俑于顾氏也。”按调分类的各种词选不仅便于文人阅读，也为他们学习填词提供了蓝本。陈匪石《声执》卷下云:“盖《草堂诗余》一书，在明流传极盛，填词者奉为圭臬。例如陈大声之《草堂余意》，即取《草堂诗余》而遍和之，一若舍此，别无足据者。”明代《花间集》的编排方式也有一些变化，如明天启钟人杰刊本将原书顺序打乱重编，按照字数多少排序;雪艳亭活字本(李一氓定为清初活字排印本)不按字数多少，也不以人分，而是把同调词排列在一起。

    很明显，这种编排方式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方便后人的，使他们在运用某一词调时可以参考多家，有法可循。这些词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词谱的作用，也是明代追和词数量众多的一大原因。明人在词的创作上无法与唐宋词人相比，然而，明人在词籍整理方面的贡献却不容忽视。明代有两部大型词籍丛刻:一为明前期吴讷所辑《唐宋名贤百家词》，一为明末毛晋所辑《宋六十名家词》。吴讷所辑《百家词》编录于正统六年(1441年)，起于《花间集》，终于明初王达《耐轩词》，共131卷。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原称《宋名家词》，收录自晏殊《珠玉词》至南宋卢炳《哄堂词》共61家词人别集，总计91卷，分为6集。这两部书前呼后应，对后来词籍的整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明人追和词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明代追和词的盛行与明人追和心态上的变化不无关系。明人对于和韵并不一味排斥，甚至以为和韵可以较才力之短长，徐士俊即云:“才长须以和韵见长，才短须以弗和藏短。”事实上，明人和词未必真正有意追和前贤，而往往只是针对临时社交场景而创作。

    明代词坛有影响的几次唱和活动均以追和前贤名作为形式。除次韵倪瓒《江南春》之外，追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虞集《苏武慢》三词之风气亦颇盛。明代词人追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作总计153首，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夏言37首、严嵩15首、孙楼8首、马邦良8首、费宷7首、陆深6首、周用4首、张璧4首、张邦奇4首等。明代次韵《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风尚，与嘉靖年间以夏言为首的台阁词人群体的唱和活动关系密切。夏言有《桂洲集》存词三百余首。沈雄《古今词话》引钱允治语曰:“词至夏桂洲、严介溪，俱以《百字令》、《木兰花慢》为赠答之什。如陆俨山、周白川，亦无不效之。但悉遵旧人之韵，千篇一律，了无旨趣。若桂洲闺艳小令脍炙人口，则又嫁名于无名氏。集中三百九十阕，应酬居多。”夏言以股肱大臣之身份与陆深、严嵩等台阁词人相唱和，词中多应酬次韵之作，尤好追和古人，有追和之作近百首，如《渔家傲·和欧阳韵一十六阕》、《苏武慢·次虞韵写怀一十二首》、《西江月·次朱希真三阕》等。夏言一人独作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词37首，掀起了明代追和此词的热潮。叶晔《明词中的次韵宋元名家词现象》将这些和作按主题大致分为扈跸渡河词、馆阁唱和词、赤壁本意词、金山登眺词、咏物词、其他抒情词六类，论之甚详，此不赘述。据《全明词》及其补编，明代次韵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共19家88首，仅次于明代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总数，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霍韬21首、张邦奇16首、夏言14首等。明代对《水调歌头》词的次韵风尚亦与嘉靖年间的馆阁词人群体有密切关系。崔与之虽不以词名，然《水调歌头·题剑阁》一阕极雄壮，论者以为虽苏辛无以过之，为岭南词之名篇。与其同时代的刘克庄即七用其韵。明嘉靖年间，经方献夫、霍韬等广东官员的追和而成为一时名篇。元彭致中编《鸣鹤余音》录冯尊师《苏武慢》20首。虞集曾和冯尊师《苏武慢》及《无俗念》1首，其词序曰:“全真冯尊师，本燕赵书生，游汴，遇异人，得仙学。所赋歌曲，高洁雄畅，最传者《苏武慢》廿篇。前十篇道遗世之乐，后十篇论修仙之事，会稽费无隐独善歌之，闻者有凌云之思，无复流连光景者矣。予山居每登高望远，则与无隐歌而和之。”由于虞集的地位和影响，追和《苏武慢》组词在明代词坛成为一大风尚，如林俊《鸣鹤余音·次虞绍庵韵》15首、凌云翰《鸣鹤馀音·偶阅道园遗稿》13首、夏言《苏武慢·次虞韵写怀一十二首》、姚绶《苏武慢·追和虞道园八首》等。据祝允明次韵虞集《苏武慢》12首序，弘治年间，朱存理曾将虞集《苏武慢》12首以及后人和作汇成一册。

    综上可见，明代追和词的兴盛与词坛复古之风密切相关，亦与明人词谱、词选、词籍的编著刊行以及明代词人仅以追和前贤作为唱和形式的心态有关。总体来看，明代追和词数量众多，质量不高。然而，追和之风的盛行却促进了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推动了明词的中兴，这也是追和词值得关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