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诗压卷之争，众说纷纭，分析之下，须得是具有“盛唐气象”，即具有雄浑悲壮的风格，不仅艺术成就高，且要表现社会现实，承担社会责任的作品。绝句诗最能反映一个诗人的创作水平，而七言绝句诗则是最能代表盛唐时代风气及诗歌发展水平的诗体。王昌龄时称“七绝圣手”，对比其《出塞》和《长信秋词》，前者作为唐诗压卷更为妥当。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古往今来无数的优秀诗人留下了无数的优秀诗歌作品。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从文体演进的角度，对于唐代的诗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可见，唐代的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确实占有一个至高的地位。

    文学史家通常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盛唐诗歌。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就曾倡言“文主秦汉，诗观盛唐。”虽然此说颇为后人指责，但足可见盛唐诗歌实乃唐代诗歌的精华所在。又据林庚先生对《全唐诗》的统计：“初唐诗人约为270人，作品约2757首；盛唐诗人约为274人，作品约为6341首；中唐诗人约为578人，作品约19020首；晚唐诗人约为441人，作品约为14744首。”若单论诗人数量和作品数量，盛唐时期远不及中唐及晚唐。然则何以成为唐诗之脊梁？林庚先生一语道破——质量。盛唐诗歌质量之高，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仅见。

    故若要找出唐诗压卷之作，自然应在“盛唐”诗歌中寻觅。诚然，此处所指之“盛唐”诗歌，并非单纯世代意义上之“盛唐”，乃是指具有“盛唐气象”的诗歌。

    “盛唐气象”（或称“盛唐之音”）一说，最早见于严羽的《沧浪诗话》，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并没有完整地提出“盛唐气象”这一概念，只是在叙述诗歌发展史和诗歌品评标准时反复强调“盛唐”和“气象”两个概念。后代学者赞同其说者，融会贯通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即“盛唐气象”。关于“盛唐气象”的本质，众说纷纭，近世虽有争论，然较多采信林庚先生的观点：“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即“所谓‘盛唐气象’，是前人对盛唐文艺尤其是诗歌所反映的那一时代、社会的精神风貌总的概括。”这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

    具体到“盛唐气象”的艺术特征，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有过精辟的叙述：“……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辩》‘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此处的雄浑、悲壮是严羽自己的《沧浪诗话?6?1诗辨》中所论述的“诗有九品”中的二品，分别是九品中的第六品和第八品。在《沧浪诗话 诗辨》中，严羽并未就此“诗有九品”作详尽的阐释，可见严羽认为此“诗有九品”乃是熟用概念，毋庸赘述。

追源溯流，以此二品评诗并非严羽首创，唐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开篇一品即是“雄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对于“雄浑”，我们一般看作是“雄壮”与“浑厚”的结合，近代学者基本都同意此观点，即“雄浑”诗风是“盛唐气象”的最重要特征。而对于严羽提到的另外一品“悲壮”，近世之学者却鲜有专门论述（仅裴斐先生的若干文章中有所论述）。愚谓“悲壮”一说亦非严羽首创，其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悲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司空图的“悲慨”说即是严羽“悲壮”说之滥觞。所谓“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对比司空图“’雄浑”、“悲慨”二品，我们可以发现，“雄浑”说所言，绝大部分为诗歌的艺术特征，而“悲慨”一品除了论说诗歌的艺术特征外，还提到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和社会功用。即“大道日丧，若为雄才”，《诗品集解》解释此二句为：“……则是悲天悯人之怀，为天下之公所引起的感慨。若，犹怎也，谁也。究竟若为雄杰之才，可以担荷斯道呢？雄才而不得志于时，则壮士拂剑，慷慨不平，亦徒增其悲哀而已。”可见，在品评诗歌时，不仅要看其艺术成就，还要看其表现的内容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压卷”一词，源出何处，已不可考。《辞海》解释为：“对最好的诗文或书画的美称。谓能压倒其它的同类作品。”据《辞源》解释：“指诗文书画中最出色的作品。”其引用到了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九〈渭南集〉》：“唐渭南尉赵嘏承佑撰，压卷有‘长笛一声人倚楼’之句。”可见，宋时，压卷之说，已经流行。由于压卷之旨在一“最”字，故自宋以降，压卷之争时见于各家诗话，仁者见仁，各诗家以不同标准观诗，兼之个人喜好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结论。较为集中的论述唐诗压卷出现在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原文本是王之涣《凉州词》旁批，原文如下：

　　“李于鳞推王昌龄‘秦时明月’为压卷；王元美推王翰‘葡萄美酒’为压卷；王渔洋则云：‘必求压卷，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愚谓李益之‘回乐峰前’、刘禹锡之‘山围故国’、杜牧之‘烟笼寒水’、郑谷之‘扬子江头’。气象虽殊，亦堪接武。”

本段材料记叙了李攀龙（于鳞）、王世贞（元美）、王士祯（渔洋）以及沈德潜本人对于压卷唐诗的看法，共列举唐诗十首。我们不难发现，此处沈德潜及其他三人所列举的压卷唐诗均为七言绝句。何哉？

    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中曾有论述：“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八句即律诗）。可见绝句诗在众诗体中是最为难写的一种。绝句诗共四句，一般为五言或七言，纵使七言绝句，全诗也不过二十八字而已（所谓二十八字诗是也）。因此，“绝句是传统汉语诗歌最短小的样式”。绝句诗由于受篇幅和字数的限制，可承载的信息量较之其它诗体要少很多，能够用这样极其有限的篇幅，完成诗人主观意愿的传达和诗歌意境的构建（即大信息量的传递），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国学大师胡适说：“要看一个诗人的好坏，要先看他写的绝句。绝句写好了，别的诗或能写得好；绝句写不好，别的诗一定写不好。”由此可见，绝句诗已然成为判别一个诗人好坏与否（艺术才华）的试金石。

    又为什么一定要是七言呢？首先要从诗歌的协律性上寻找原因。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诗歌是可以入乐而歌的，这样的特性就要求诗歌必须拥有符合歌唱的特点，即节奏鲜明，便于停顿换气。五言的节奏一般是“二二一”，中间换气两次；七言的节奏一般是“二二二一”，中间换气三次，较五言多换气一次。这多出来的一次换气使得整个诗歌的节奏更加悠长和从容，更加容易为人们接受和传唱，有更深厚的发展潜力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此，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 唐诗的语言》中亦有精辟论述：“七言与五言比较起来，是一种更显得俚俗而易于上口的诗歌节奏，这是因为五言的上半行还具有四言的节奏性质，所以就更文雅些、持重些。而七言的彻底性正是语言的一种进一步解放，诗歌形式的真正意义，本来是一种语言的解放，它的规律性、统一性、节奏性，乃是属于一种掌握法则后的真正自由。则这个法则又是建立在日常语言的现实上的。”“七言本质上既是更单纯更彻底的‘三字节奏’诗行（这从‘三三七’的关系上也很容易看得出），它的比起五言来更俚俗而豪放的特点，在这里也就更为便于表现。”

七言绝句较之五言绝句另一大优势在于每句都多二字，使得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大大增加，能够适应更广泛的题材内容。而从后来的文学发展史实看，七言绝句的发展较之五言绝句的发展是后来居上的，“这种后起的体裁，确是最富于生命力和艺术潜力的诗歌体裁”。因此，沈德潜等四人推举七言绝句诗为唐诗压卷之作是有其道理的，即绝句诗的创作水平最能反映一个诗人的创作水平，而七言绝句诗则是最能代表盛唐时代风气及诗歌发展水平的诗体。

    因此，若要寻找能代表一唐之诗歌水平的压卷之作，不妨在盛唐诗人的七言绝句作品中寻找。然而，盛唐时期，诗人以百计，七绝诗作以千计，水平普遍甚高，于其中选出一首压卷之作，实在让人难以取舍。

    我们得以将筛选范围一步步缩小，盛唐诗歌——七言绝句——具有雄浑悲壮风格——不仅艺术成就高，且要表现社会现实，承担社会责任的作品。

    我们不妨回头看下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列举的这十首绝句，它们分别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和《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李益的《城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刘禹锡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这十首诗，都可称得上是流传千古的名篇，唐诗中的经典。在十首作品中，有两首是王昌龄的作品，一人能有两首流传千古，堪称压卷的名作，足可见其在七绝诗体上的造诣。

    《唐才子传》中这样记载王昌龄：“昌龄工诗，绪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盖尝为江宁令”，更曾被清代诗论家潘德舆誉为“七绝圣手”。可见无论是当世还是后代，王昌龄的七绝诗歌都受到了极大的推崇。比较他的《出塞》和《长信秋词》，我认为《出塞》比《长信秋词》更适合作为唐诗七绝的压卷之作。

    首先，从表现内容上看。前文已述，唐诗压卷之作须得表现唐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体现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众所周知，初唐至盛唐时期，唐政权与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多有和战。正因为如此，唐代形成了边防屯兵乃至驻节度使的制度，暂且不论此制度之优劣，这确实是唐代的社会现实，大量边防屯兵也导致了唐诗中出现了大量的描写边塞风物、军旅生活的诗作，并且出现了很多以边塞诗著称的诗人，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形成了边塞诗派。王昌龄正是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出塞》一诗，描写的正是边塞风物，军旅生活，表现了诗人对戍边将士的深厚同情和对古代良将的向往，高度赞扬了将士昂扬的爱国抗敌精神并对庸懦误国的边将作了委婉的讽刺，对于鼓舞将士斗志，谏刺统治者视听具有积极的意义。符合我们分析的压卷诗的表现内容的要求。而反观《长信秋词》，王昌龄写的是宫廷妇女的苦闷生活和幽怨心情，即描写的宫怨题材。撇开艺术技巧不论，单纯表现内容上就比《出塞》描写的边塞风物、军旅生活相形见绌，通俗而言，略显小器了。

    其次，来看两诗的艺术特征，我们说压卷之唐诗须得具备“盛唐气象”，即具有“雄浑”的诗风，《出塞》一诗描写边塞生活，首句即横绝千古，“秦时明月汉时关”，只描写了“明月”和“关”两个意象。但是此句使用了“互文”的辞格，“明月属秦关属汉，互文也”，以两个遥远的时间限定词加于这两个意象前，形成了一种雄浑苍茫的独特的意境，使读者把眼前明月下的边关同秦代“筑关备胡”，汉代在关内发生的一系列战争的悠久历史自然联系起来。而秦汉至唐代的战争对象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使读者顿生历史轮回之感。而且诗人所描写的这两个意象，明月高悬天上，雄关横亘眼前，自有一种雄壮气势。与前面的时间修饰词搭配，时间与空间的描写相互交错，从时间和空间这两大领域给读者以震撼的感觉。

    紧跟而来第二句，“万里长征人未还”，紧承上句的历史轮回之感，所言就决不仅仅是唐代的征人了，而是总写了自秦汉至唐的所有的戍边征人。无数征人埋骨边塞，至死未能还乡，这已使人肝肠欲断，这种情况更是持续了千年至今，甚至还要继续下去，更加使人不忍再读。在这里，诗人表现出了对戍边将士的极大同情，对于结束这种情况的希望，诗人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即下面两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希望边塞能有象飞将军李广那样的良将镇守，就不会让北方少数民族的军队越过阴山来侵扰了。

    整首诗情绪慷慨，语言明畅，格调雄浑，表现得深沉含蓄而耐人寻味。比较之下，《长信秋词》则显得谏刺有余而雄壮不足。所以，《长信秋词》虽谓名篇，然作为压卷唐诗，略显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