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境有县治，始自秦一统。东周公国地，肇作巩县城。
迨至东汉末，南迁小平津。三国曹魏年，移址坎邑城。

大业之元年，治所设洛口。李密据洛仓，将其徙月城。
时隔仅年余，搬又归原址。唐代承无变，县城仍老城。

北宋欲迁都，皇陵傍洛水。新设陵台县，永安并巩城。
金兵灭北宋，芝田代永安。元又废芝田，县城唯老城。

洪武三年时，张庸值县丞。籍元之残遗，葺旧换新城。
清代城处低，水患不堪命。多次补无救，民国迁鳌岭。





巩境有县治，始自秦一统。东周公国地，肇作巩县城。
迨至东汉末，南迁小平津。三国曹魏年，移址坎邑城。

注释：
    巩境有县治，始自秦一统：巩境设立县治的历史，是从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的。据清乾隆十年本（乙丑志）《巩县志·卷之一·沿革志》载：巩县“属三川郡，为洛阳东境。” “肇”，意指开始。
    东周公国地，肇作巩县城：这里的周朝“公国”故地，指的是周威公小儿子“根”，因兄弟不和，在赵、韩二国唆使下，独立于巩境的原巩伯国旧地的“东周东公国”。其是相对于雒邑王城的“东周西公国”而言的。秦一统天下后，推行郡县制，巩境初置的之县治治所所在，即设立在巩境原来的“东周东公国”的故城之内。
    迨至东汉末，南迁小平津：东汉未年，由于桓、灵二帝统治的腐朽，社会阶级矛盾被彻底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黄巾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地方上的割据势力，朝中宦官、官僚，相互间斗得你死我活。先是司隶校尉袁绍将两千多名太监杀死，接着，并州牧董卓乘乱进驻京城。赶跑袁绍后，立刘协为汉献帝，把持住了政权。献帝初平元年（190），袁又联合关东割据势力对董卓进行讨伐。因力不敌袁，董便劫持汉献帝、朝中文武官员、京城百姓一同逃往长安。临逃之时，其纵兵大肆烧掠，洛阳周围200里内建筑尽成瓦砾。此时，属于京畿地之巩县城，也灾劫难免。为避难，巩县治便由邙山南搬至邙山北黄河边上的小平津（今巩西北之裴峪渡）。迨至：及至，等到。
    三国曹魏年，移址坎邑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国，都于洛阳。巩境仍为“畿县”，即京都近旁之县。此时的“小平城”，虽然是县治所在地，但毕竟偏居一隅，且有邙山阻隔，交通不便。为便于施政，巩县治又由黄河渡口处的小平津，再次迁址于洛水南岸被称之为“古坎欿邑”的老城。

大业之元年，治所设洛口。李密据洛仓，将其徙月城。
时隔仅年余，搬又归原址。唐代承无变，县城仍老城。

注释：
    大业之元年，治所设洛口：隋朝时，为下江南之便，炀帝于邙山头洛口处设立庞大的造船机构以打造龙舟。同时，又在洛口东南原上建起了一座大型粮仓“洛口仓”，以蓄积各地由水路运来的粮食备为国用。为便于管理这些事务，隋大业元年（605），巩县治又由“古坎欿邑”老城处搬迁至洛口。
    李密据洛仓，将其徙月城：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公元617年3月21日，瓦岗寨起义军二号人物李密，以七千人兵力偷袭洛口仓成功。占据洛口仓后，除了开仓放粮，李密还将仓城作为义军根据地，筑垒为“月城”，以扩大防御范围。同时，还把巩县治也搬到了“月城”之内。关于“月城”，民国十八年本《巩县志·卷之四·舆地志·古迹上》载：“李密临洛筑偃月城，与仓城相应。既而与王世充战于洛北，败走洛南。余众东走月城。唐武德三年，世民伐王世充，分遣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今县东有洛口驿。”
    时隔仅年余，搬又归原址：唐武德元年（618年）九月，李密与王世充大战于北邙山，由于轻敌，加之义军内部叛徒出卖军情、军机作内应，瓦岗军连战连败，最终被瓦解。李密见大势已去，只好率残部2万余人，进人关中投降了唐王朝。其余将帅和州县首领，则多归附于王世充。至此，作为瓦岗军根据地的洛口仓“月城”失陷。居于其内的巩县治之所，在历时一年另六个月后，又搬回至“古坎欿邑”的老城原址。
    唐代承无变，县城仍老城：唐朝建立后，巩境被划归为河南府洛阳的畿县。县治所在地，仍然是“古坎欿邑”之老城。

北宋欲迁都，皇陵傍洛水。新设陵台县，永安并巩城。
金兵灭北宋，芝田代永安。元又废芝田，县城唯老城。

注释：
    北宋欲迁都，皇陵傍洛水：北宋建国后，为了以后迁都洛阳、皇室祭祀皇陵之便，赵匡胤遂将皇帝陵寝选址于巩境的洛水南原之上。
    新设陵台县，永安并巩城：因皇陵选址于巩境的原因，为便于管理陵寝，宋廷遂割巩县、偃师各一部分设“镇”。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升“镇”为“县”，名“永安县”。当时之县治，在今芝田镇芝田村一带。此时，巩境内有了两座县城：即“巩县城”及管理皇陵的陵台县“永安城”。  
    金兵灭北宋，芝田代永安：北宋亡国后，巩境被金兵所占领，陵台县“永安”也被改为“芝田县”。其称谓“芝田县”，缘于当地曾产过灵芝。
    元又废芝田，县城唯老城：忽必烈建国后，元统治者不久就把在金统治时期所设之“芝田县”撤销，将原归属于“永安县”的“偃师”、“巩县”地域，回归宋之前所属。至此，巩境域内县城仅存老城。

洪武三年时，张庸值县丞。籍元之残遗，葺旧换新城。
清代城处低，水患不堪命。多次补无救，民国迁鳌岭。

注释：
    洪武三年时，张庸值县丞：明洪武三年（1370）时，张庸值任巩地县丞。
    籍元之残遗，葺旧换新城：由于洛水泛滥，时常为灾，原据于台地之上，五百四十亩规模的老县城，因周围泥沙沉积，地势高出，则变为易遭水淹的低洼之地。加之元末的兵毁，城貌破烂不堪。洪武三年（1370），张庸任巩县丞时，在元城旧址上对其又进行了重建。关于此，民国十八年本《巩县志·卷十一·职官志·名宦》载：“县丞张庸，洪武初年任，时草味甫定，城廓、公宇概经手创。卒，视名宦，贯无考。”之后，嘉靖三十一年（1552），知县陶承祖又对其进行修葺。三十二年（1553），河水泛涨，尽为冲塌，知县周泗重修，焕然一新。万历十三年（1585），分巡丁惟宁檄加砖石，知县李再思、汪本英先后修周围角楼三座，窝铺、墩楼三十座，门五：东曰“迎恩”，西曰“瞻洛”，南曰“玉川”，又曰“望嵩”。南门二，北曰“纳洛”。另一“小东门”，在“玉川”门东，为旧城东门。万历四十年（1612），知县程宇鹿择城垣高处另开一门，又筑土堤五百丈以卫城脚，树巩简公甸坊一座，与新门对峙。城上建砖石高楼一，沿城加修，倍异前制。崇祯十年（1637），知县宋文瑞复增高五尺，十六年（1643），流寇攻陷倾圮。
    清代城处低，水患不堪命：清朝时，巩县治之所仍在老城低洼之处。顺治六年（1649），知县徐梁修补。康熙二十年（1681），知县蒋征猷复加砖石增修。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大雨连旬，黄冶山水并洛水暴涨，城垣几近倒倾。知县多时琦冒雨抢救，幸保无虞，后又复裁柳树百株以护城第。东门逼近洛水，每值泛滥，灌入城门，官舍民居多受其害。多时琦复于瓮城圈门两边镶石制木闸，才使得泛滥之水难入城内。不堪命：即（水患之多）无法忍受。
    多次补无救，民国迁鳌岭：民国时，县治之所仍为老城。民国七年（1918），山洪暴发，与洛水汇合后，浩大水势将西城墙冲开约50米宽口子灌入，城内除西南隅无水外，其它皆为泽国。县衙、祖师庙首当其冲，倒塌殆尽。幸存房舍，颓垣断壁，一片凄惨。至此，老城彻底失去了其作为县治之所的基本条件。之后，在迁于何处问题上，巩境“上五区”与“下五区”之间又形成了意见相持的两派，持续十几年争论后，河南省主席冯玉祥最终做出决断：县治之所迁于“鳌岭”。关于“上五区”与“下五区”，当时巩境分为十个区，县西的五区即：芝田、益家窝、回郭镇、嵩峰、候地，被称为“上五区”。“下五区”即：城厢、柏庙、小关、寺湾、焦湾，被称为“下五区”。“鳌岭”：是相距老城东二三里的一个高岗，因其状似鳌背而是名。鳌：即传说中的海里的大龟或大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