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江非，有一眼千年的感觉。那天从三亚陵水，他和诗人陈波来还有另一位诗人（名字不记得了），三人坐我朋友的顺风车回海口。物是人非，那个开车的司机发小却是阴阳二隔了，这就是无常，这就是命运。

有一年冬天的雨夜，我打电话给江非，邀他出来喝酒。他说下班后坐环岛高铁回澄迈去了。他住在澄迈，而不在海口。我对江非的了解并不多，他说，自己不喝酒，还是从来不喝酒。但我见到他的经典形象是烟不离手。他手指上夹着烟的那张照片成为了他诗歌在新媒体上发布的文化标签。

我认识江非是得益于诗人安琪。安琪时不时晒一下江非对老子《道德经》的诠释。我对《道德经》是一知半解的。安琪每晒一篇，我都认真地阅读了一遍。感觉到很好奇：中国的写新诗的诗人还有懂《道德经》的？于是，我对江非刮目相看，继而开始尊重和致敬。由于诸多杂事缠身，江非对《道德经》的注释我一直没有看完，也没有找到他所研究、感悟的全部文本，这事就一直搁置起来了。但是我知道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老子是有研究的。

我在江非的面前很谦虚，只敢说读江非的诗，不敢说评江非的诗。只因为他有研究《道德经》的成果实打实地摆在我的面前，虽然他比我小几岁，我在他的面前谦虚一点点的保险系数和安全系数相对大一些。

为什么老子很伟大？因为只有老子表明了道与存在的关系，道与思想的关系，道与语言的关系。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是与东亚思想有一定隐秘关系的，特别是老子思想成为了海德格尔思想在古希腊思想之外的另一思想源泉。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憔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直，其中有信。”（1）（参见《道德经》第二十一章）道是德的规定，德是道的实现。故道是天地间根本性的存在。道看起来似有似无，若明若暗，神秘莫测。但道却是真实存在着，有物，有象，有精和有信。

“道”的统一是聚集的力量，它使事物统一于自身并成为统一体。只有通过道的统一，天才成为天，地才成为地，万物才成为万物。故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2）（参见《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万物得一以生。就此打住，在本文中我就不同江非论《道》了。

江非的新诗的异质感和他的表达方式是独特的。

大多数人一般觉得事物消失的

先后顺序是人类

地球、太阳，最后是太阳系

但事实上，却是太阳系

太阳、地球，最后才是人类

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是为何

人为何要如此绝望眼睁睁地

看着人类的一切结束

大多数人不喜欢痛苦

也不怎么过于喜欢各种幸福

大多数人都是早上起来

洗洗脸，然后去吃早餐

只有少数人，醒来想想自己的罪过

然后去吃早餐

——江非《大多数人不反对》

若干年前，我是一个历史迷，我读历史小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之后不读历史小说的原因是起源于熊召政所著的《张居正》，诚然，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目光，以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但你起码要写得有点“靠谱”吧？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同熊召政所写的《张居正》是判若二人的。当张居正借金学曾之手杀了民哲人士何心隐后，在一个夏天的雨夜我把一套宣纸版的《张居正》从十六楼拋入了蒙蒙的夜雨中。何心隐是谁？

何心隐是一个泰州学派的独立学者，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行动者，是王阳明学说的坚定拥护者。王阳明有一句名言：“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

何心隐的思想既不是传统的儒家伦理，也不是韩非法家的社会观。他的的思想和言行源于16—17世纪古老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国最早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时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他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冲破传统走向现代转型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在中国的思想史或说哲学史上，何心隐是一个承前启后较为独特的历史人物。史书上记载的是：万历七年（1579年），由于何心隐在讲学过程中，多有抨击时政之举，受到了权臣张居正的厌恶，被湖广巡抚王之垣以“妖逆”之名逮捕入狱，最终惨死狱中。

说实话，我近几年来，对诗坛是隔绝甚至是陌生的。虽然我有一些诗人朋友，并且有些关系的等级是“优良”的，但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诗歌研究者，也只是在这个领域里打打酱油。

当我读到江非新诗中“历史如何残暴，语言如何湮没”这样的句子时，我可以初步判断：诗歌也许还有希望，诗人还有残存的良知，这似乎是一团烛光般的火种，也许还可以熊熊燃烧起来。也许，诗人还有为，诗人还可为。现在的诗坛很热闹也很喧嚣，也许诗人们很风光，我并没有嫉妒之心，我只是想说一说，到底有几位诗人读懂了中国的历史，或说翻阅过中国厚重的历史？或说是完整地阅读过《诗经》和《离骚》呢？他们既不具备知识的储备能力，更不具备对世界文明的审美和反省的能力，只是擅长处在一个文化启蒙层面的表层阶段盲目的自我定位，而寂寞的学者们在青灯古佛黄卷、穷经皓首。

我对诗歌本身并没有意见，诗歌还是我的“祖坟”，我在文坛浪得几份虚名还是从写诗评开始的，我不可能自己去刨自己的“祖坟”，我还是一个诗歌的受益者，也是一个诗歌坚定的捍卫者、拥护者。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厚德载物，我只是厌恶那些无知者们井底之蛙般的飞扬跋扈。我只是一个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拒绝者、残障人士，但我绝不以任何姿态去妄议任何事物和人之间的关系。读江非的诗，可以让人在昏然欲睡的状况下振拔起来，可以瞥见另外的一线光或另外的一片风景。

“一幅关于世界的绘画/意味着永不能穷尽/他们只能抬着剩余的颜料/一起泼了上去/

最后得到的是一副/抽象的野兽派画作，有几个欧洲/知识分子的解释是/世界张着欲望的血盆大口/来屠戮吞噬一切。”（《世界的画作》）

知识分子是否堕落？知识分子是否还在捍卫着其公共性？捍卫着真理、自由、公平、正义、民主等有普世价值的内容？我不敢妄议。既得利益者的所谓知识分子同那些捍卫人类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的壁垒以及互相排斥、对立性呈现为一种撕裂的状态。当我们重返到萨义德对公共性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去：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应当是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要“对权势说真话”，“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诉求的（而不是叱责的）大众应该尽可能宽广”，应当有“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对现况提出异议，面对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奋斗的不公平处境”，但“不必是没有幽默感的抱怨者”，“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的两个必要特色”，等等。（3）[【美】萨义德著，单德兴译，2002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版）]

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主导殖民地的文化模式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萨义德的认同。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被萨义德认为是高瞻远瞩的、是基于未来历史社会现实的准确预期。此外他有志于造成文化运动、塑造文化形成的目标同样得到了萨义德的赞许。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箴言使萨义德感同深受，葛兰西告诫人们应该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反思的起点是自己，必须历史性地反思包括身份、文化认同、所受的教育等因素，并且保持一以贯之的批判意识。

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奥本巴赫对萨义德产生了持续而显著的影响。奥本巴赫主张在知识生产中使用‘综合’的写法，他的理由是过于专业化的学术著作会使知识分子在社会阶层中越来越边缘化，为此“必须发展某种新的综合思想模式和写作模式……《摹仿论》论及的所有作家，但丁、巴尔扎克、左拉，都尝试过综合思维和写作”。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防止文化分崩离析所导致的社会道德沦丧和非理性主义，确立新的‘综合者’，即现代精英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导地位”，这一点在奥本巴赫和萨义德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奥本巴赫是美国文学和文艺批评旗帜性的人物，而萨义德长久以来则被世界各地的同行们视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灯塔，两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现代精英人文知识分子领导者的地位。萨义德引入奥本巴赫‘综合’概念写作要表达的是：西方文化隐含的现代化工业和城市社会对东方传统的、穆斯林式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西方占据着的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正使得西方式的而不是东方原始的语文学得以确立，正逐渐改变、摧毁着东方穆斯林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人类在进入20世纪现代社会以来，以大学教授为首的知识分子专业细化的过程越来越明显，从前全知全能式的知识分子逐渐消亡，感觉到失去文化权威、社会权威的知识分子试图维护等级分明的精英统治，于是就使用手中还拥有的批评利器控诉越来越被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庸俗化的大众阶层，就像英国著名批评家约翰·凯里指出的：“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以看作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是围绕这样一个原则形成的，即排斥大众、击败大众的力量、改变大众的读写能力和否定大众的人性”。奥本巴赫相信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阶层能够维持与大众之间的差异，从而避免精英阶层的准则沦丧。

我同江非年纪相差几岁，在这种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群之中，我们的文化选择是尴尬的，不仅要阅读东方的，还要阅读西方的。我们的阅读趣味与历史感觉、文化认同如果要适应时代，同样会发生位移。我们不但要阅读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重复出现的名字，但答案更多地从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转移到了村上春树、波拉尼奥、伊恩·麦克尤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作家的文化场域之中，我们才能完成自我救赎。因此，永保自我进取状态、自我学习的先锋性和写作姿态的先锋性，我们才能呼应和回答消费时代中所面临的人类精神的困境，我们才有可能不被时代和人民、公民社会所抛弃。于坚、李少君、欧河江河等等卓越的诗人也正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姿态来回应这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并契入到时代的肌理和人民性中去。

上世纪九十年以来，全球化所带来的好莱坞电影、港台武侠小说、摇滚乐、二次元文化等等或许更隐秘、内在地影响了这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趣味。昆汀·塔伦蒂诺、克里斯托弗·诺兰等人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装置艺术、摇滚乐、3D电影、波普政治、后结构主义、后象征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艺术和数字化影像、人工智能等等使得我们的“知识接受论”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传统守旧走向跨界和其永不枯竭的先锋姿态和全球化语境。因此，形式技巧的本质化定义也需要迭代更新，任何一种文学写作的先锋气质都应当以自身的时代境遇和语言生态为坐标系，与现实保持紧张的张力关系。它是对陈词滥调的拒绝，对一种习以为常以至于麻痹神经的手势、姿态的反叛，对依附在舌头之上已经僵化的叙述成规、思维惯性、现实逻辑的抗议。这不仅是自身逻辑的先锋姿态，还是借由主动暴露叙述的不可靠性来引发读者呈现出的一种先锋气质，通过思接万物的想象来确立其作家、诗人自身的辨识度。

这个时代确实需要诗人，需要的是像江非这样有思想品质和精神质地的诗人。虽然江非是一个边缘知识分子中的逃离者，但他的“综合思维和写作”能力以及所秉承的良知，依然符合着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任何违背人性或说悖论于萨义德对知识分子定义，只痴迷于文字和语言游戏的所谓诗人们必将会被拒之于历史和时间之外。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