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1965年秋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集、随笔集多部。曾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等。

还原历史现场的鲜活生命

写尽诗词背后的曲折文心

一位当代诗人对十六位古代诗人的灵魂解读

一次沉浸式体验古代大师人生的诗歌之旅

诗中得见时代，纸上窥见苍生

一句判词，透视诗人的一生

天马之行

张执浩

选自《不如读诗》

但凡有任何别的出路和可能性，谁愿意做一个当代诗人呢? 如果说，在古代中国成为一位诗人是教育和造化的结果，是出于功利的考量，或者说是立命安生所需，那么，在当代做一位诗人则是一种自我选择，而且是，“非如此不可” 的选择，这一选择只指向纯个人的精神世界，固然美丽旖旎，却充满了风险。 而最大的风险莫过于，你以为自己听见了缪斯之神的召唤之声，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幻听，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当无用之诗在实用世界里日趋边缘的时候，生活的残酷性和生命的真相才逐渐显现出来，锤击和塑造出我们的精神形象。 具体到我个人的精神成长路径来讲，这么多年来，我居然会一直执迷和沉醉于“诗歌” ——这种我其实并不知道其为何物的东西，想必与某个人的召唤有关，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世人都耳熟能详的：李白。

在许多时候，“ 李白” 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他是一个特别的符号，一种声音，一类指向，一条道。 而事实上，随着年事渐长，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我个人的气质与李白不仅有龃龉和冲突，而且大相径庭。 我是在阅读了李白的诸多诗篇，以及后世若干代人关于他的注解、评传之后，才逐渐发现并沮丧地承认这一事实的。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是李白(当然是，而且只能是)，或者，可以成为李白那样的人(除了他，还能成为谁呢)，后来才觉悟出，我根本就不是他，或者说，我根本就成为不了他，当然也不想成为他。 每一个现代中国人在面对李白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于我这样的认知偏差，传播学和接受学在悄然塑造着我们，营造出某种莫名的幻境，让我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李白是谁?” 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个难以回避的美学命题，它早晚会迫使我们这些正行进在诗学途中的晚生者给出自己的答案。

按照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的编辑体制，开元十五年(727年) 左右可以被视为唐诗风格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年。在以这一年为中心的前后十多年间，一大批最具代表性的盛唐诗人粉墨登场，如王维、储光羲、綦毋潜、崔颢、王昌龄等均已进士及第，开始在长安诗坛渐露峥嵘ꎻ 还有高才落榜者如孟浩然、高适、王之涣等人，也时常蹿行在京、洛两地之间，初度在文坛亮相。相对松散的才士型文人群体，逐渐取代了唐代初期的侍从型宫廷诗词臣群，文学的功用也开始摆脱以前完全为生计、职场服务的实用性目的，部分呈现为社交场合上的才华展示，以及个人性情心志的张扬。总之，一时之间，长安城内真气鼓荡，超迈之情满盈于世，以至于唐玄宗无比自豪地以“英特越逸” 一词来盛赞开元文人的磅礴气象。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与文学的百舸竞流，虽非一直是三位一体，但总会有相向而行的时候，它们在此间角力，而后合力，共同昭示出大唐王朝强盛的国力。也许正是受到了这种世风的激励，新婚不久、原本“酒隐安陆” 的李白，决意昂然西向北上，开启了他“力抵卿相”、建功立业的人生之途。

公元730年，繁华的长安城内又来了一位浑身充满英特越逸之气的青年，他此行的目标是干求玉真公主。熟悉这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位身份特殊( 玄宗之妹)、早年入道( 王屋山仙人台下的灵都观) 的唐朝长公主，在京城文人圈里扮演着极其重要且微妙的角色。怀揣着一首真气充沛、文采斐然的《玉真仙人歌》： “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青年李白兴冲冲地来到了京都，他试图通过当时执掌文坛的宰相张说次子、时任卫尉卿的张垍求见公主，结果事与愿违，并没有马上获得他早年的精神偶像、前辈文人司马相如当年的那种礼遇和风光。李白被人安置在了终南山上的玉真别馆，蹉跎数日，终无缘见上公主一面。在留下了“ 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 ( 《 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的诗句后，他怏怏不快地离开了长安城。这一年，李白年届三十岁。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了广泛的游历，也积累了足够的名声，为这一生即将到来的腾达高举做好了准备，起码，他自以为如此：“ 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 (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

自负天才，胸怀天下，只需展翅一试，即可飞黄腾达，这在年轻的李白看来不过是早晚之间的事情，命运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才俊之士要想谋取仕途，只有两条路径可走: 要么高唱升平曲，行科举之途，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入仕晋身，但这条路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显然过于漫长了，只合那些安分守己者所用ꎻ 要么另辟蹊径，从军投戎，建功立业，像高适、岑参一样，虽说李白曾自诩“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侠客行》)，但若是真让他为搏名而搏命，直奔沙场而去，却是另外一回事情。因此，李白是断然不会选择上述两条路径的，他可是已经写出了“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 《望庐山瀑布》) 的天才，更是写出了惊世之作《乌栖曲》的诗人，据说，连当时的文坛巨擘贺知章，在读罢此诗后都不由得惊叹: “ 此诗可以泣鬼神矣。” 然而，人生终究由不得自己的谋算，所有的人算最终都要经由天算才有望达成，更何况他是一匹双翅生风行于冥天之上的“ 天马” 呢?

“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藉。” 这是魏灏在《李翰林集序》里对他赴江东初次见李白时的情景描述，在魏灏无限崇拜的眼里，李白绝非凡尘之人，飘然若天客一般。事实上，我们现在关于李白的各种想象，包括他的身世之谜、他的情态、他的家常、他的许多不合常理的行径，等等，很多都与魏灏的记述有关。而作为那个时代李白最忠实的拥趸，魏灏这些貌似贴身的记录也是疑云纷呈。因为这些记述，尤其是关于李白的身世和早年生活的记述，多半都是诗人在自说自话，充满了李白个人想象的成分，比如，他一会儿说自己是陇西李氏，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后裔，与大唐皇室同宗，一会儿又说自己是东晋凉武昭王李嵩的九世孙。尽管诗人的攀附之心昭然若揭，但世人大多不会计较，都会对此报以会心一笑，因为李白的个人才华足以抵消他的胡言乱语。宇文所安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传奇的李白有着丰富的资料，盖过了凡人李白贫乏的资料，而李白自己的叙述也是对前者的贡献远超过后者。但是在文学研究者看来，传奇远比真人重要，于是李白的多数作品都被用来帮助和美化传奇的形象。” 历代李白研究者在李白身世上下足了工夫，他们驻足于此，做了大量的考证，却得出了南辕北辙的结论，不仅没有澄清这一段历史，反而越掘越浑浊，而大河奔腾，水花四溅，这番景象倒进一步丰富了李白的个人魅力。“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赠张相镐二首》)。无论类似的疑云怎样在我们的想象中穿插，盘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李白的确身世不凡，受教亦不凡，更重要的是才华不凡，因此，他早年的成长经历注定要为他后来埋下不同凡响的传奇人生。

文学史上总是有两类写作者在并辔而行：追踪溯源的，和毁尸灭迹的。前者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出处，后者是为了神话自己的归宿。然而，李白似乎把这两类都占了。一方面他的出生、血统，甚至长相，都具有足够传奇的色彩，而他本人极度夸张、极度张扬的性格，又善于利用世人的好奇心，将这些传奇推向了虚无缥缈之境ꎻ 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执拗地强化着清晰的个人情貌: 他既是狂饮的酒徒、佩剑的诗人、狎妓者、笑傲权贵礼法的人、自然率性的天才，又是身怀大鹏之志却频遭“谤议” 的沦落之人。他显然是想通过清晰的文学风格对浑浊的个人身世加以澄清，但勇猛的力道反而加剧了河水的浑浊。而如此，就给后人带来了这样一种错愕：这个人明明栩栩如生，怎么倏忽一见，就转瞬即逝了呢? 好似晴天流云，夜空流星一般。李白的独特性正在于此: 他既是人们眼中的大诗人，又具足了人们心目中想象里的大诗人形象——这形象既清晰无比，直干云霄，又因其缥缈高远，令人望尘莫及。

公元730年秋末，李白在梦断长安之后为了遣怀去闷，游历至长安城西的太乙山，写了一首颇值得玩味的五言诗：《登太白峰》，诗中有“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 之句。在我看来，这首意味深长的诗不仅仅只是诗人奇思妙想的产物，更是他对自我的来历和去向的某种确认，至少是某种暗示。相传，其母梦见长庚星(即太白星) 入怀而生李白，是以“ 太白” 为其字号。而在这首诗中，山、星、人达到了高度吻合的状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自然格局。此时的李白正求仕无门，在走投无路之际依稀看见了天门已然向他打开，他也由此确定了今生要行于碧空浮云间的坚定意志。“ 谪仙人” 之说，据传源自贺知章初见李白，在读了他的《蜀道难》之后，如此称呼他的，这在《本事诗》等很多文献里都有记载。李白虽自幼生长在巴山蜀水之间，醉心于游历，却并不曾切身体察过蜀道之险，但诗人在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里所营造出来的意境，达到了一种高空俯视的视觉效果，仿佛诗人是在天上俯瞰大地。传说与现实、自然风貌与个人心境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处处荡漾着神迹与仙气。从文本上来看，这首诗五言、七言、杂句、骚体并置而错落有致，节奏爽朗，铿锵有力，突破了各种文体的束缚，真正达至自由大化之境。这种廓大磅礴的气象日后在他的《行路难》《梁甫吟》《扶风豪士歌》等诗篇中得以进一步彰显，无拘无束，纵横捭阖，蛮霸的想象力与昂然的生命意志浑然一体。

所以，历代李白的研究者们都喜欢用“天马行空” 一词来比喻诗人的行文风格，读者也许会眼花缭乱，但这匹天马却步态从容，步伐不乱。如果深究何以如此，可能还是根源于诗人早年的文学教养，和他不羁的放荡天性。对于像李白这样的诗人来说，能够约束他的唯有他个人的意志，即便这意志迫使他在遭遇挫折后有过短暂的收敛，但很快他又会以看穿世相的心态我行我素：“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 ；“ 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襄阳歌》) ……人生的虚妄感，与生而为人的局限性，得意与失意，万古愁与及时乐，各种极端的情绪在李白身上极其显豁、自然地呈现出来，我们因此看到的李白正是一副不断在挣扎，不停在空中蹬踏的天马形象，嘚嘚的蹄声正是那错落有致、排山倒海的诗句。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李白素来以“大鹏” 自诩，早在出川经停江陵时，在遇见道师司马承祯后，就写过一首« 大鹏遇稀有鸟赋»，中有“ 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 的自况之语，其扶摇云天之态异常从容，绝非他人能及。而事实上，貌似不羁的李白其实也并非那么离经叛道，在作于公元762年的绝笔诗《临路歌》中，他又一次以“大鹏” 自诩，在哀叹完自己坎坷的时运不济的一生后，他写道: “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他认为，当今之世，其实只有他才是夫子的真正的哭丧人，也只有他才真正理解孔子的内心世界。李白定居东鲁后曾写过一首《嘲鲁儒》的诗，这首诗被很多人认定他是一个反对礼法之制的人，但细读后你会发现，他反对的只是那些墨守成规、死读经书的儒士，“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李白想要的只是“ 时变” 的礼制，即，一种合乎时代气象的礼制。如前文所述，李白是那个时代所有文人的集体化身，身上杂糅着各种相互矛盾的因子，亦庄亦孔，亦道亦儒，游弋在庄孔之间，只不过，在他身上庄子的成分体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但只要有一点机会，他就不会放弃兑现“ 大鹏” 之志的宏远，不会轻易放弃“达则兼济，穷则独善” 的儒家信念，哪怕“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侠客行》)。

就在李白“诗战” 鲁儒两年后的公元742年，玄宗皇帝改元“天宝”。这一年秋天，李白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入京》)，其狂喜之情溢于纸端。而这一次李白的闻达，应该与他常年习道修仙有关，当然也归功于玉真公主的推荐。

李白是一个道缘很深的人，早年习道，诗里行间满是紫霞云翳之气，佩剑走江湖是可能的，但像他自言“ 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却断不可能，他至多也就是以诗为剑，“杀人” 于无形之中罢了，就像他力战鲁儒、逞口舌之利那样。李白一生中结交过至少两位对他人生前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道士: 司马承祯和元丹丘，而这两人都与玉真公主交好。倘若说上一次入京干求未遂，令他心灰意冷，生发出“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赠孟浩然》) 的感慨，那么，这一次奉诏入京，则让李白“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南陵别儿童入京》)，积年的悲喜至此倾泻而出，如脱缰之马来到了心仪的辽阔草原。

后来李白曾自述过这段遭际: “ 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 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李阳冰在« 草堂集序» 中描述了玄宗皇帝接见李白的场景:“降辇步迎，如见绮皓” “ 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还说: “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至此?” 可见规格之高。现如今，我们听到看到的所有关于李白的离异传奇，几乎都集中在了他这不到三年的翰林待诏生涯里，什么“李白一斗诗百篇” “ 天子呼来不上船” 啦，什么醉草“ 吓蛮书” “令杨国忠研墨，高力士脱靴” 啦，等等。由于李白身上寄寓了我们对诗人形象太过丰富的想象，所以，当放浪形骸的诗人与肃穆庄严的庙堂连接在一起时，人们总能从中找到戏剧性的时代张力。

在写了一些诸如“ 云想衣裳花想容” “ 可怜飞燕倚新妆”(《清平调》) 之类的升平曲之后，我们的诗人终于渐渐意识到昔日自己朝思暮想的腾达，不过是一场绮丽繁华的大梦罢了，他自己在朝堂里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没有他期待和想象中的那么有分量，这种近乎帮闲的身份，离他心目中的济世济民的理想实在是相去甚远，而诗歌不过是君上高兴时的玩物，诗人不过是宫廷政治的玩偶。“ 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 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在一场场沉醉之后，唯有这一次，李白终于不再醉眼蒙眬了，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为之努力的事业，在人家的眼中竟同“儿戏” 一般。公元774年，李白送别了告老还乡的贺知章之后，敏感地意识到朝堂氛围的变化，在一片谤声中他决定主动上疏请辞，抽身而退，玄宗也正好顺水推舟，诏许“赐金放回”。这样的结果反倒保全了诗人的体面，当然这也是盛世大唐的体面。

在李白离世后的一千多年间，不断有史家学者在不停地爬梳着吉光片羽般的史料，寻找这匹天马在人世间的活动轨迹。有一位名叫松浦久友的日本学者就发现，李白身上有一种对白色的、闪光的、亮色调元素的始终如一的憧憬。这种憧憬和迷恋伴随着一种辽远恢宏的气势，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色彩上的变幻。从早年的纯白，到中期明亮与荫翳交替，到晚年的明晦对照甚至对冲，白云千载与浮云万里相互叠加，这番景象唯有置身于盛大开阔的云端天际，才能一睹真容。所以，几乎没有人怀疑过李白是天才，甚至是“来自天上的人”，人们毫无疑虑、心甘情愿地把“诗仙” 的美名冠在他的头顶，以寄托世人尘埃般卑微的情怀。被放大的李白也天然地吸附了世人所有的目光，这目光里满含钦羡，完全忽略了诗人曾经遭遇过的种种狼狈和不堪。譬如说，在我们牙牙学语的阶段，一首《静夜思》几乎就成了唐诗的代名词ꎻ 又譬如，只要端起酒杯，李白就会不请自来，化身为我们身边的“ 邀月人”。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现实，我们还得回到李白的文本特色上来。

李白是一位特别擅长吸收他人之长，并拿为我用的诗人，自出蜀后，一路游历，在荆楚、吴越之地学习当地的民歌曲调，化雅为俗，雅俗并举，这使得他的部分诗作完全不似唐代文人盛行的典雅与规矩，民歌中极度夸张、率性、直白、极其坦荡的抒情性，在他的很多诗句里得到了进一步彰显。不拘常理常情，却又在变幻无端中猛然劈开人世间的幽情、迷情，直达深情。可以说，李白是盛唐诗人群中最具口语写作气象的诗人，他的绝大部分诗篇都使用了口语化的表达策略，尽管他也擅长用典，但尽可能化典为言: “ 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巴女词》)；“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渡荆门送别》)；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金陵酒肆留别》)； “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越女词》)；“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宣城见杜鹃花》)；“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 ……这些信手拈来、信笔写下的诗句，在李白流传下来的1100多首诗中占去了大量篇幅，后世的读者在争相诵咏的同时，也大量仿制，以至于很多人考据出，李白“留下来” 的许多诗篇“存伪” 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清代大诗人龚自珍甚至就断言，其中只有122首是真品。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佐证出李白之诗巨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的晚年基本上是在四海漫游中度过的，盛名之下，酒薄愁深。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诗作都呈现出极度失望与极度亢奋相互交织的情绪，既有“拔剑四顾心茫然” 的仓皇感，又有“长风破浪会有时” 的希冀，更有“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的傲骨，和“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 的自省。失望却不失态，这是李白向世人展示出来的最后形象。他的游历诗超越了他早期心仪的“二谢” (谢灵运、谢朓)，也改变了中国山水行旅诗的走向，将游历发展成了游仙，大大提升了这类诗篇的精神气度和内在格局。西出巴蜀，东至泰岳，北至幽州，向南差点就被流放至夜郎，白云苍狗之间，诗人足迹行色遍及大半个中国，雄关漫道，马不停蹄，他或许是中国古代诗人中行程最为密集又最为遥迢的诗人之一。所谓“ 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李白身上也得到了具体显现。

随着安史之乱的到来，诗人的内心世界也同样经受了由天上到人间的变乱过程。从大约公元755年开始，李白的生活就进入了深陷泥淖的困顿期，战火在身后催逼着他一路南奔，从河南到淮南，到吴越，隐入庐山屏风叠。时局每况愈下，但他仍心怀报国志念。后人经常将李白入永王李璘幕下这段历史当作他人生的败笔，但在我的感觉里，这应是诗人一生从未弃绝过的“大鹏” 信念的又一次实践，而与此相印证的是他此间创作的《永王东巡歌》(11首)，充满了扬鞭策马、气干云霄的宏图意志，倘若撇开这些诗篇的政治意图，我们仍能感受到诗人意气风发、激昂高蹈的生命力量，而且这些诗章将唐诗的七绝进一步推向了极致，真正达到了“ 青青翠竹，俱是法身。漠漠黄花，无非般若” 的佛学境界。天真，不谙世事，报国心切，却错失良机，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看似令人费解的作为，始终延续着李白不渝的精神志向，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他在濒临死亡之际还会写下那首标题很长的诗: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试图做第三次这样的尝试: “ 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如若不是病体的原因，他一定会再度请缨，追随李光弼北上平乱了。清代赵翼« 瓯北诗话» 曰: “ 青莲虽有志出世，而功名之念，至老不衰。” 此言诚哉。

从玄宗皇帝的座上客到玄宗老儿的阶下囚，所幸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不然李白将客死夜郎国无疑。遥想当年他送王昌龄诗句有云: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再对照李白随后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我们不由得感叹: 冥冥之中，万事天注定。

公元762年，李白死在了他族叔当涂令李阳冰的家里。关于他的死，与他的生一样，也照例充满了各种谣诼，溺死也?病死也? 无论哪一种传说，都应视为后世之人对这匹精疲力竭、倒在人间的天马的深情回眸。

让我们重新回到前文开篇的那个疑问：但凡有任何别的出路和可能性，谁愿意做一个当代诗人呢? 如果我们仅仅将李白视为唐代诗人，那就意味着剔除了他的当代性，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不承认，李白不仅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内心世界中，而且广泛地参与了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如果我们乐于将李白视为我们当代的文学同道，那又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置身在他万丈光芒的照射之下，而无限的阴影也将随之为我们撑开，将我们笼罩。李白的唯一性已经一再证明，他不需要追随者，没有任何模仿者摆脱过必死无疑的命运。我们阅读李白，从他的诗篇和跌宕的人生里找到生而为人的最大阈值：自由，和赤诚。如果我们真能找到这些，那么，但凡有一点可能性，谁又不愿意做一个当代诗人呢?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