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3年出生，生活在一个相对平静、变化多但变革不多的时代。我写诗，身边也有不少同龄人写诗，简便起见我先称我们这些人为“青年诗人”——是的，这个称呼已经可以冠在“00后”的头上了。需要承认的是，囿于我的个人背景，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审美趣味和诗歌内核的理解可能较为偏颇，因为周身“学院派诗人”较多，就算不是学院派旨趣也多有相似之处；但就算能把握住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写诗者的特征，且这部分写诗者日后可能会在中国诗坛上发挥较重要的作用，那这篇文章也是有价值的。

于我而言，青年诗人和前辈诗人诗歌内核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个人性和文本独立性。两者乍看是矛盾的，一首个人化的诗歌怎能脱离个人背景探讨？对于青年诗人来说，可以。我们生活的这二十年的国家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变革，却有无数社会现象被发现、被讨论。青年人的困惑虽由外部引起，却是发自内在的，他们在对外探索、碰壁的过程中，只好向内伸出触角。社会上批评这代青年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论调部分正确，我们确实在“自己”身上放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关注。

我们的诗歌是个人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是独立的文学。如果说中国新诗在20世纪的发展中普遍表现为时代于个人的投影，那进入21世纪它就变成了个人于时代的投影，本质上还是个人的东西。

这样的诗歌具体表现为修辞高度陌生化、有越来越多的人工痕迹、对同一经验的表达空前多样。从表面来看是修辞上的精进和创新，但我不认为将其归结为修辞是完备的。每个青年诗人在这个时代经历的焦虑、迷惑都有细小偏差，这些偏差就从不同的光怪陆离的修辞里渗透了出来。从这个意义来看，修辞背后要有个人经验的实体支撑，而当代青年写诗本身就以将细微放大为特征。既然有个人在背后支撑修辞，为什么又说青年诗人的诗作有显著的文本独立性呢？因为这是一个读者比作者更“重要”的时代。

从我受到的新诗教育来看，文本细读往往比考察作者生平和历史背景更重要。我在中小学受到的新诗教育是十分匮乏和无体系的，这需要从大学文学系的新诗教育谈起。我是英语系学生，以中文为双学位。大一唯一讨论诗歌的课叫“文学形式导论”，我现在还记得第一节课的场景：我坐定后看向黑板，上面写着两行大字：“NewCriticism”（新批评），“Theauthorisdead”（作者已死）。随后在课上老师对每首诗进行了文本细读，伸发多种理解，而很少引入创作背景。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早上，我上了一门叫做“英诗选读”的课，阅读了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作，老师特别强调毕肖普是一位很私密的诗人，我们尽量不要从创作背景的角度解读诗歌。

是啊，诗人是私密的，过度强调建立和时代或个人背景的联系常常导致牵强附会。对于毕肖普的诗，诗人或诗歌的私密恰恰阻挠了我们从语境上的解读，因为其客观上近乎不可解，也因为诗人创作时的心理复杂性和不可溯源性。对于当代青年诗人来说，诗歌是私密的、个人化的，那么诗人是否私密？我自然不能说这是一个私密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大数据的强光下，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不真实的时代。信息在爆炸，没有充足证据证明任何事物的真假，因此溯洄作者创作意图比以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不真实性。同时，这些青年诗人和读者是属于同时期的，也就是当代，并不存在一个历史追溯的问题。时代背景的模糊（由众多社会问题不彻底解决的并行引起）就更让一个个诗作像油滴一样浮上汤表面，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圆环，和锅底产生油滴的物体断联。

在这样一个对待诗歌的思想形态下，读者承担了更大的解读职责。然而这个职责的沉重性却被减轻了，因为读者不再需要顾及诗人、创作背景、历史地理环境等等，只需对着文本产出自己的解读即可，甚至联系自身是被鼓励的。读者有了更大的权利，却有了更轻的责任。在一个“顾客是上帝”的时代，诗歌解读被大幅游戏化、娱乐化，而被娱乐者当然比娱乐者更重要。这些，创作者也知道，所以青年诗人们可以自由地创作私密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最终会脱离他们成为独立的存在。写诗就像造衣服，读诗就像穿衣服。为什么穿衣服可以保暖？因为它保存了人体本身的热量，并非因为它自己可以产生热量。上世纪的诗人造的是房间规模的、世界规模的衣服，它很大，且创作者走不出自己创造的房间、世界，只能邀请别人进来一起穿，一起感受热量。而当代青年诗人就在造一件贴身的衣服，造完就可以脱下来了，读者可以轮流穿，感受自己身体的温度。这便是文本独立性所在。

当代最能体现文本独立性的就是人工智能诗歌写作。这个工作从1959年就开始了，那时斯图加特工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卢茨就使用楚泽Z22大型计算机开发的机器作诗程序“随机文本”（StochastischeTexte）“写”出来了诗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着他的老师马克斯·本泽，世界上第一个机器诗歌团体——“斯图加特诗派”（dieStuttgarterGruppe/Schule）诞生了。这个诗派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没有人类的偏向性。一直以来人工智能诗歌写作被诟病没有情感，它们却以此为优势，创造出了词与词绝对平等、纯粹美学的诗歌。如果说新诗是在新标准下产生的，那么斯图加特诗派就可被视作一场颇具革命性的诗歌运动。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机器创造新诗正式进入视野是在2017年，第一部完全由机器诗人“微软小冰”创作的汉语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发行。当然，这部诗集是人机合作的：机器创作，人筛选。筛选人员从小冰创作的成千上万的诗作中选出了这么一本薄薄的集子，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收录了一些算好的诗作。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就算机器没有情感来源生产诗歌，读者可以自行构建情感和联系，并据其判断诗歌的好坏。这是诗歌文本独立性的终极体现。其二，人工智能写作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没有判断好坏的能力，需要费大量人力筛选出近乎随机生成的作品中好的那些，这正是人工智能需要努力改进的方向。如果我们让它进行更多诗歌分析、评论方面的学习，也许有朝一日它能自己筛选自己的创作，高效产出好作品。

作为一个写诗的青年人，我对人工智能的潜力不敢低估。未来人工智能也许会写出和人类一样好的，甚至更好的诗作，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敢否认。但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人类诗人做的所有尝试与创新也并非无谓的挣扎，而是英雄的、悲壮的、颇具进步性的努力。同时，就算机器能够写出好诗，诗还是写给人看的。我们拥有阅读、评价、审美的权利，它较于创作的权利只会随时代前进而越发重要。就让机器去制造诗歌的衣服好了，我们再暖暖和和地穿在自己身上。

（内容选自《诗刊》2023年第15期）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