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先必须被当作严格的艺术来追求……

——诺瓦利斯

仅仅只有个人的激情和经验的流露，还不能算是诗，只有当它们赢得普遍的同情时，才能真正称得上是艺术，这正是根据其美学的特定含义来讲的。

——阿多诺

一切都变成屏幕，在这样的一个技术-逻各斯的情境中……

——斯蒂格勒

一

我将试图谈论四个问题：技术、书写、真理与历史。这是自从新诗开端以来就存在，却并未获得广泛理解的问题。四个问题的核心指向了老生常谈的新诗现代性问题，这大概是新诗史上被认为研究的最为全面广泛，实际上却是充满误解与盲目的问题，从当代诗的角度看，对此一问题的重新反思与探究，意味着开启一种未来诗歌的可能。

关于技术问题，诗人张枣的博士论文《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郑毓瑜教授于2017年发表的《姿与言：诗国革命新论》这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一问题有效的历史参照，在此基础上重新去理解新诗的现代性及其现代主义逻辑；所谓的书写问题，是对敬文东的长文《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以及人工智能小冰的《阳光失去了玻璃窗》两个文本的解读，来完成新诗现代性问题另一个角度的阐发；真理问题，显示出诗与时代最为紧要的关系，整个新诗史上，海子对此有着最为重要的表述：“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①他的《诗学：一份提纲》是对这一表述的全面展开。在这部分我通过处理海子与但丁的关系进入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种关系只有在19世纪以来的但丁重构的努力之中才能得到更为真实的理解，也就是小施莱格尔、谢林、雪莱以及艾略特、庞德、曼德尔施塔姆等人试图重塑一个新但丁的历史构想之中，以此实现历史的超越；关于诗与历史，或者说诗歌的“语言-历史”机制与历史想象力问题，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与其对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接受阅读是讨论的关键，长堀祐造的《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则为理解这一问题给出了重要的启发。

我将试图以此为起点，去谈论一种未来的诗学，也就是一种还未真正开始的写作。这是当代诗在今天的历史情势和历史势能中，被迫要开始的自我反思，这种被迫源于它自身具有的困境。我将这种困境描述为“现代主义的贫困”，与张枣等人将“现代性的追寻”视为是新诗目标的看法相反，我的理解是，新诗必将在某个时刻反对这种现代性的理想观念，而试图终结其现代主义的逻辑。所谓“现代主义的贫困”，也就是对“日日新”的迷恋、对语言本体论的执著，对绝对自我的追求，以及审美的新奇主义与历史的虚无主义等等。困境的另一面则是在“当代性”名目之下得到初步的展示。诗歌何用？所要追问的正是诗与历史的新关联，也就是深陷于技术-逻各斯的情境中的21世纪历史。

然而，当代诗必将要翻开新的一页，因为它的现在几乎无法提供未来的可能性，我们深陷于某种无能为力之中，但试图完成这种转化仍充满着困难。诗歌批评与研究应当为此负有责任，两个明显的缺陷在维护现有诗歌体制的同时，也阻碍当代诗获得严肃的自我意识，过去二十年的种种诗歌命名以及讨论，很少有值得认真对待的命题，尤其是70后、80后、90后等命名，显露出历史意识的匮乏以及智识上的缺陷，参照德勒兹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或者缺陷究其根源可以被描述为：“其一，人们只是在极其局部的、界限分明的小系列内部构想严肃的研究。其二，更为糟糕的是，更广泛的研究被交付给了不事研究的想入非非者，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②学科内部的、局部的、小范围的研究，再加上对历史的实证化推导，即从所谓历史事实的逻辑推理，无法拓展对历史的认知，反而加固我们对以往历史的成见。新诗的历史应当在一种更为宽广的历史意识中被重新书写，首先必须要直面这种历史分裂症。另外一种想入非非的研究，乃是脱离历史的无思无虑，但有着诸多其无法消化的对立面和反对者。

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首先是词语的，其次是现实的，我们无法想象另外一种语言不同于此时此地的。词语的困境在于，我们的诗中充满了无关痛痒的“主观性”话语：基于个人经验的平铺直叙，不知道现实与历史为何物的臆想言辞，表演自我的遣词造句和夸夸其谈，不知所云的神话虚构与历史戏说，充当各种现代主义诗学代言人的博学雄辩，以及为各种立场与意识形态所占据身心的词语实验等等。这是“主观性”写作大行其道的时代，越是个人的、内心的、私密的，越是晦涩的、特殊性的，越被认为是真实的。人们并不在意所谓“客观性”为何物，以及事物的真理性内涵为何，愈是个体性的，愈被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新即真，“日日新”就是真理本身，可是这个“个体”实际上是因失去了与总体性历史的关联，而带有“历史分裂症”的特征，人与人之间因而有无数的对立与差异，自行运转于区隔的禁闭中。

现实的困境以巨大的压力和焦虑烙印在每个人身上，其最真实的景象并不是无路可走，而是我们根本无法把握和真实地理解这一切，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以孱弱的形象示人，并执著于有限的修修补补。真实可见的是，现实中通用的历史感是“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表述则是：“按照我们的社会科学，我们在所有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都可以是聪明的，或者可以变得聪明起来，可是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就得退回到全然无知的地步。我们对于我们据以作出选择的最终原则、对于它们是否健全一无所知；我们最终的原则除却我们任意而盲目的喜好之外并无别的根据可言。”^③与之相伴随的是，对“后真相”的依赖，即事情的真实与否取决于我们对其投入的情感与信念。

回过头来看，姜涛2010年发表的《巴枯宁的手》，可以看作是向着历史突围的重要一步，试图使当代诗回到历史的现场，加入到当下价值重构的戏剧之中。2011年5月，姜涛组织的“重建诗歌的出发点”研讨会，则是寻找重回历史现场的具体路径，是对历史困境的直接回应，尤其是试图应对诗歌批评的颓势。我对当代诗“诗歌体制”的反思，对其贫困的现代主义逻辑的指认，对带有“历史分裂症”特征的历史意识、语言的本体论意识等问题的探究，正是在姜涛的《巴枯宁的手》启发之下而变得清晰的。我的思考是回到历史现场的艰难或者说不可能性，并期待那正在发明、尚未发明的诗歌来实现存在、语言、主体和历史之间的循环流通。我后来将这种诗称之为“作为一种普遍性知识的诗歌”，来反对作为特殊性知识的诗歌。欧阳江河的《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臧棣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张枣的《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等文章中均可看到对这种“作为特殊性知识的诗歌”的不同表述。

二

2010年，我在参加上海大学与《天涯》杂志社合办的“首届博鳌青年思想沙龙”时，切身地感受了这一问题，更为直接地触发了我对上一问题的思考。为期三天的密集会议讨论中，学者们在奋力爬梳各种文献，煞有介事地解决各种问题，回应现实与历史，引经据典，但却是重复着既有的结论和主张，无意义地消耗于立场之争，重要的是对当代存在境况、对历史以及主体与真理模式构建的总体性观照一直是缺席的，或者说是无思无虑的。当我们将头转向窗外时，现实的荒谬与荒凉和意志的挫败感以绵延而爆破的形式凸现着。历史的思想应对尤其需要完整的现实视野，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显示的，完整的现实视野和对这一视野的批判，是思想的前提，总体性观照就是在这样的遭遇中生发出来的，唯有如此才能打破学术机器的空转，以及对我们的损伤，因此着眼于现实与历史的困境，新的诗歌发明才有可能。

如此说来，一种不可能的诗学，仍是在思考某种艰难与不可能性，着眼于时代的晦暗与复杂、急难与困境、脱节与失衡，探索新的历史契机与奇迹，以激进的想象力来构筑某种新的语言空间，诗的困境也正是历史的困境，那么，语言的拓展必定暗中挖掘历史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不可能的诗学相似于诺瓦利斯所说，诗首先必须被当作严格的艺术来追求，而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或者德勒兹的“少数的文学”（MinorLiterature），一种文学内部的革命力量，是对未来的革命机器的接续。而这一切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命题：诗在我们时代的异常艰难，在于诗之真理的晦暗不明。

关于诗的真理，很容易就淹没在哲学关于此问题的各种讨论之中，因为人文学科的从业人员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多是寻求理论的帮助，但实际上任何哲学理论并不能给出最终的答案。诉诸于诗歌的经验，首先，诗的真理是一种感官与知觉的真理，是在历史情境中生成的真理，它对既成与僵化保持距离；其次，诗的真理显示为一种历史驱力，它是对历史困境和时代难题的探究与回应，并在自身之中回答了诗人何为与诗歌何用，从而将自己标记为必不可少的历史元素；再次，从时代角度，诗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一样，就在于其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力量，正如阿多诺所言，它不仅仅是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它证明自己的普遍性。此种普遍性能够塑造主体的行动，通过审美、伦理和政治的维度，并因而能够创造历史。只不过相对于科学与技术、政治与经济的强普遍性而言，诗所具有的是一种弱的普遍性，它通过感性的分配而实现。然而，这样一种普遍性也是隐而不显的。我在《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校对与重置》中，曾有过这样的思考：

诗歌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如何可能？这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所蕴含的最核心的问题，但也必然是引起诗歌争论和分裂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诗歌到语言为止”，或是诗歌是情感、形象的表达等等诸如此类的定义，而太久忽略诗歌与真理的关系，正如我们对“真理”一词已经漠不关心或者抱有敌意。

因而，诗在我们时代的异常艰难并非是重复诗的无用或边缘的古老话题，就像奥登所说：“诗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也不是在谈论诗歌的小众或无人问津。波德莱尔对此有“信天翁”之喻，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波德莱尔和奥登都无法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我们时代的困境。今天看来，异常艰难是指一种诗歌写作的不可能，诗在重复着它的过往，它无力开拓新的疆域，套用拉库-拉巴特的话，“我们不必再处在诗歌的热望之中。”因为到处是人工的、控制论的、提线木偶般的、材料加工的，“对人和动物来说很陌生的那种自动化的摩擦声”的诗，配合着技术与资本无穷算法的全面统治。在这里，文学史的权力高于诗歌的主权、诗人的声名大于诗歌、诗歌运动高于诗人的独创、现状大于历史。优秀的诗人比比皆是，但一种真正的诗歌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犹如保罗·策兰在1950年代不得不使用德语写作所面对的不可能性，也就是除了重新开始，似乎并无别的道路可走。最重要的理解应是启用卡夫卡的说法，1921年他写给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坦诚真正写作之艰难，在于时代与历史的巨大压迫以四种不可能性围困着我们，即“不写之不可能、用德语写之不可能、用其他语言写之不可能。几乎可以加上第四种不可能性，即写之不可能”^④，这是每一代人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都会面对的难题和绝境。

参照德勒兹对此的解释是^⑤，必须通过文学来抗争，因为那种微弱的、无法直接显现的，那些必须自我辩护、自证清白的等等，都只能而且必须通过文学来呈现，这就是不写之不可能，写乃是不可替代的行动。不写之不可能，也是诗人这一主体形式的不可替代，是弱的普遍性之不可替代，套用格洛伊斯的表达则是：“成为诗人不再是一种独特的命运，而是成为一种每日实践——一种弱的实践，弱的姿态。然而为了维持这种弱的、每日生活层面的艺术，人们就必须不断地重复艺术的减法，去抵制那些强的图像，去摆脱那长久作为强图像交换场所的现状。”^⑥所谓用德语写之不可能，这是对现状的感叹与焦虑，当下的德语是与民众脱节的，以一种非历史化的方式，是一种人工的、控制论的、为了发表而写作的语言，它失去了历史的驱力而毫无目标；写之不可能，是对历史的绝望，也是对语言的绝望，现在所写的必须被擦去，被替代置换，被将来所遗弃，写因而是临时的和应急的。没有比这更艰难的表达，用本雅明的说法，这是对失败以及失败所呈现真实的赞颂。

事实上，“一种从所有方面看来都不可能的文学”，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无能，恰恰相反，此种不可能性乃是文学的新生，其中必然蕴含着一个新的开端，文学向来是不可能性的实现，而非“日日新”的差异原则，一种不可能之实现即意味着一种历史之发端。1917年以来的新诗，不正是古典诗的不可能性吗？新诗的每一次自我革新以至于成就历史，不也是不可能性的突破吗？在《当代诗的政治性与古典问题》中，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将近百年的现代汉语诗歌勾画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阶段或者说三种不可能性的实现：1917-1949的新诗、1949-1976的社会主义诗歌、1978年开始至今的当代诗，并试图指出一个古典的维度内含于新诗发展的始终。

这里所谈论的古典，并非仅仅是古典文学所描述的古典，它首先强调的是与现代的对立，尤其是现代所尊崇的内在性的、个体性的原则，具体表现为非社会性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政治哲学所描述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或系统性的个人主义；其次强调的是与现代主义的“日日新”原则相反的维度，它所寻求的是建立历史的关联以及民族的教化，而不仅仅是语言的花样翻新，这个古典维度着眼于诗与共同体、诗与总体性世界的关系，因此所谓历史的关联以及民族的教化，就是歌德所说：“一个知道自己使命的诗人因而需要不懈地为其更进一步的发展工作，以便使他对民族的影响既高贵又有益。”^⑦同时也是米沃什宣称的，诗人必须站在“人类大家庭”的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诗的见证》蕴含了一种新诗学的最初原则。

但是比米沃什设想的还要更为艰难，这种古典维度在我们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一个技术-逻各斯的情境中，诗歌因为无力而必须屈服于强普遍性的逻辑，诸如技术、资本、权力等等，技术-逻各斯的当下性超越以往任何时代，今天的诗人拥有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曾有过的“现代性”，此乃是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一主题的延续，但本雅明的视域也不能完全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历史情境，一种新的历史诗学仍然必须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重新被发明。

阿兰·巴迪欧的《哲学与欲望》表述了与诗歌同样的历史境遇，哲学面对着同样的一种不可能性：“我认为，当代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们努力思考和改造的世界，对哲学的四个维度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所有四个维度都在世界面前走上一条艰难漆黑的道路，哲学的命运，甚至它的存在，都陷入危险之中了。”^⑧也就是，从当代性的角度，诗的不可能性也深刻地显露出整个人文学科深陷其中的历史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如此真实和贴切，在这一问题之下，时代的晦暗与复杂、急难与困境、脱节与失衡因此分外明了，“一种从所有方面看来都不可能的文学”，是对过去的背弃与展开，它敦促我们寻求在当下历史中对这一问题的重新理解与再阐释，从而探究与发明诗与历史、诗与时代的关联。

三

在今天，诗与历史、诗与时代的关联是如何可能的？历史的势能、主体的觉醒、言语契机以及艰难的情势是如何塑造一种崭新的诗学的？何种历史的想象力或历史的计算法则在给出我们企图寻找的未知？诗歌何以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牵引着我的注意力，但却是苦于自身局限，无法获得有效的答案，现有的研究大半也不能提供可靠有效的帮助，我只能在历史与理论的边缘地带寻求一线生机。在写作关于陈超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文章时，我突然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可能恰恰是要超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不正是我一直批评的“个人性”原则的一种表现吗？在这一原则之下，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所打造的“个人化”诗学，通过“先锋诗”“实验诗”“纯文学”“文学本体论”“审美自律”这样的标签取得历史合法性的同时，也将当代诗置于困境之中。

道理显而易见，我所说的超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并非是试图取消“个人化”，而是筹划着个人与历史的联通。那么，一种真正的“历史想象力”是必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得不在场的、未知的甚至是尚未生成的历史显现或表象出来，这并非是对历史的个人化虚构和戏说，乃是个人经验的历史性转化，是从内在感发中升起的绝对之物，是历史自我展开的表象。米歇尔·亨利的《显现的本质》（TheEssenceofManifestation）与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的《社会的想象建制》（TheImaginaryInstitutionofSociety）这两部著作以及本雅明、卢曼等人的一些主张，在理解诗歌的历史想象力方面，为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和启发。

《历史与隐喻——论新诗的历史想象力》作为一个写作计划在这时被构想出来，我在2018年写作的两篇文章《论穆旦诗歌的“黑夜”一词》《论昌耀后期诗歌的“白色书写”》正是这一计划的产物。写穆旦的文章试图表明：“身处历史黑夜之中的穆旦凭借诗人的天赋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困境与深渊，并通过诗歌语言的独特构造方式，将这一困境与深渊转化成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经验”，根本在于“黑夜”意象融合了浪漫派与现代派的历史意识，并在具体历史境遇形成一种新的历史构造，这种融合、转化、构造背后乃是一种历史想象力的运行与创建。写昌耀的文章，是将昌耀放置在1990年代诗歌的对立面的位置上，透过昌耀后期写作来看到当代诗开启了一种新的转换历史经验的方法，即内在的感发性在灵魂中升起超凡之物，诗人借助这种转化的力量而守护并等待新的开端与契机。

除历史想象力之外，历史的势能与历史驱力是另一种必须要考虑的要素。若是没有历史驱力的强力推动，策兰所说的“提线木偶”的、控制论的诗将遍地都是，当代诗历史困境的直接显示，则是历史驱力的消失，历史因而在语言中失去了设定的价值与目标，当代诗自我革新的动力也更多地指向了诗歌自身，循环于体制化的结构之中，日显封闭与孤立，以“无用论”的面目示人。《诗歌何用？——论当代诗的历史驱力》一文是在此一问题的驱动下，试图去做一点探究的工作，找寻当代诗的历史势能与历史驱力，以“当代性”作为核心问题来查看诗与历史的连接点：

从观察可知，当代诗写作者的最大驱动力是经典化谋求，此种谋求是以挤进中国新诗史或世界诗歌史为现实考量，他们在主题、形式、内容、经验、观念、历史等方面的考量皆是旨在追求一种经典化语言，这种经典化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参照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语言范式与审美姿态而制作的，当代诗无论在批评和写作的层面都存在对标这样一个经典文本的书写态度；另一驱动力为身份的谋求，成为一个诗人或著名诗人，意味着种种现实利益的可诉求与自我欲望的实现，或者按照霍布斯的说法，究其根本乃是对权力的欲望，所以他们在主题、形式、内容、经验、观念、历史等方面的考量是权衡现实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作品充斥着权宜之计和妥协投机的痕迹，他们深谙诗歌体制之道，并执著于名声的累积和权力的获取。这些人都是“无用论”的坚持者，因为他们无需诉求诗歌真理机制，无需反思的立场和回到语言源初的努力，依靠成规和惯性来维持诗歌的写作。

那么真正的历史驱力是什么？若没有这种历史驱力所携带的历史势能，诗歌便无法真正实现其自身？追究起来，所谓诗歌的历史驱力，是很难通过还原而再现的，它无法被准确客观地计量，说起来倒是有种神秘的意味，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历史。浪漫派所推崇的创造力概念、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说法、艾略特的传统意识等均显示出历史驱力的强大推动。毋庸置疑，历史驱力是诗歌自我革新的强劲动力。从新诗史看，新诗的发展与自我更新也同样是这种驱力的结果。但无论我们怎样具体地追踪这种驱力的构造与逻辑，都不能离开这一基本含义，即历史驱力乃是试图超越当下历史的企图。自浪漫主义诗歌以来，这种企图表现为对现代世界的超越，这是我们所处身的历史阶段决定的，在这样的历史情境里，语言对于革命的诱惑、对真实的激情与改造现实的渴望、对于救赎的幻想，对于艺术形而上学的执念就从未断绝过，这也是现代世界对诗歌提出的基本要求。恰如哈姆雷特之警醒：“时代脱了节，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一箴言恰如其分地彰显出现代诗的历史驱力。

具体说来，哈姆雷特的洞察和哀叹首先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之中，被作为一个诗学问题深刻而真实地表达出来，因而也正是在席勒那里，现代诗以“感伤的诗”之名第一次获得了真实的表达，即在现代世界，分裂的、不和谐的、脱节的自我试图恢复只能在观念中表达的统一和一致，第五封信和第六封信与卢梭对现代世界的批判是一致的，然而为了克服时代的分裂与脱节，为了将碎片的人与异化的阶层拯救出来，实现充分的人，席勒借助康德走向了审美救赎之路，“唯有在审美状态中，我们才感到好像挣脱了时间，我们的人性才纯洁而完整地表现出来，仿佛它还没有由于外在力量的影响而受到任何损害。”^⑨审美被赋予了类似宗教的功能，正是通过审美，人才摆脱异化而走向自由，审美独立地具有弥合分裂与对立的强大属性，世界只有作为一个审美的世界才能恢复其完整的存在。审美的强大救赎功能，在叔本华的用来克服盲目意志的“优良意识”与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中获得更为哲学化的表达，尼采将狄奥尼索斯与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在这里，在这种意志的高度危险中，艺术作为具有拯救和医疗作用的魔法师降临了；唯有一事才能把那种对恐怖或荒谬的词在生命的厌恶思想转化为人们赖以生活下去的观念。”^⑩而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艺术自律”的坚固基石，没有这种艺术自律，也就没有现代艺术，这也就是我当年试图讨论的诗歌主权问题。

因而，在历史驱力问题，我认为席勒的判断至为重要，重建诗与历史的关联，以与时代相匹配的普遍性，这是现代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难题，语言的实验与思想的创建同步而行，也就是自浪漫主义诗歌以来，语言的发明就必须担负起历史重建的重任，试图通过语言的救赎功能完成对现代世界的救治，今天的诗歌似乎也无法逃出这个框架。

但是大体来说，历史驱力主要体现为审美的、伦理的或政治的三种，也就是试图连接艺术和生活的驱力，当下与未来之间的驱力，奴役与解放之间的驱力，现实的更迭、展开以及淤积所唤起的审美、伦理和政治诉求，也必然呼唤承担起诉求的主体，一种普遍性的诗歌在这个意义上获得真实的历史形式。按照帕斯所说，诗歌对于历史的构建，意味着重新启动一种诗与生活的关联，从而诞生一个新的美学的、政治的、伦理乃至信仰的主体，通过语言改变现实，这即是所谓的审美救赎之力。

无论是浪漫派还是现代主义都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清晰地表明，诗与时代，诗与历史的关联，既是审美的，同时也是伦理、政治的，但在一首诗中，三者不能单独而成立，如果诗歌不够政治，那在审美方面也一定是不够的，如果一首诗具有足够的审美革新，毫无疑问必定唤起新的伦理、政治感知。因而，这里所说的审美、伦理与政治都是在动词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意味着并非是对某种审美、伦理或政治立场的维护，而是去审美、去伦理、去政治，去促成审美、伦理、政治的实现，将其视为一种创建的力量与解放的过程，它培育也召唤具有行动力的主体。

（选自《诗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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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海子简历》，见《海子诗全编》，西川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

②吉尔·德勒兹《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42页。

③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4页。

④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7卷），叶廷芳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1页。

⑤见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第34页。

⑥鲍里斯·格洛伊斯《走向公众》，苏伟，李同良等译，金城出版社，2012，第153页。

⑦《歌德谈话录》，1827年4月1日，转引自《巨人与侏儒》，张辉选编，华夏出版社，2003，第113页。

⑧阿兰·巴迪欧《哲学与欲望》，《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5页。

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见《席勒美学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第273页。

⑩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60页。（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