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下午,由《诗刊》社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联合举办的“修辞与修行,文本与人本”诗歌研讨会在京举办。《诗刊》社主编李少君,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诗刊》社新韵律诗歌朗诵团团长任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著名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欧阳江河,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笑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可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均,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扬,青年学者刘涛,《文学评论》杂志编辑罗雅琳,北京电影学院青年教师李啸洋,中华诗词学会企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班班,著名诗人朱涛,中央民族乐团著名歌手、朗诵家傅莉珊,清华大学博士王家铭、伯竤桥,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苏笑嫣;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刘林云,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现任社长刘博文,青年诗人陈雨吟、赵子莹、刘雪晨,青年演员、朗诵家单沐希等出席探讨会,并举办现场朗诵活动。
张清华对于活动主题阐释到,写作本身既是一场修行,也是一场修辞活动,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上,所有伟大的杰出的文本,都是语言首先击中了我们。但在语言的背后,感动你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还是背后的主体——修行者、那个人。古往今来,关于诗的理解是相通的,都是关于人的理解,关于对于人的处境、人的命运、人的精神世界、哲学处境的领悟、认同和悲悯,无论研究诗、还是读诗,都是对于文本背后那个人的处境的一种理解。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表示,常有人问我,现在的诗歌多种多样,标准那么多,如何判断一个诗人是个好诗人?我也想了很久,我认为,人诗互证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人诗互证的诗人是好诗人。当然,人和诗不互证的也可能是好作品,但是人诗互证肯定是还不错的作品。绝对的例子很多,像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现当代也有很多的例子。昌耀先生在1990年给董林写了封信,其中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诗歌)工夫不在于修辞本身,而在于修行。”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会文字,但是人和AI的区别,或者和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则是人有情感。智能机器人也会文字,甚至修辞能力很强,你给它一个题目,它可以很快写出几十首诗。但只有人能够把文字和情感结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智能机器人来势汹汹的时代,诗歌可能是人类最后的根据地。所以,我认为诗人应该修行与修辞兼修,人本与文本皆本,伟大的诗歌应该有精神导向和价值。
1990年,昌耀写给董林的信
程光炜围绕“诗在作品之外,诗也在文章之外”谈到,理解作品首先要理解人,如何理解一个人的处境,如何挖掘理解作者没有意识到的生命内涵,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最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从1970年回望1951年,副标题是‘萧也牧:两个不寻常的年头’。我阅读大量相关资料,忽然发现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充满着诗的东西,到最后,包容、理解就是诗性,因而这篇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取名为‘一个诗人的生与死’。”
夏可君指出,“修辞与修行”这一命题抓住了中国文论的核心,写作最终是修心,联系到处境和修行,我宁愿把它理解为心境,诗歌是心境最好的一种个人生命的表达,是一种生命诗学。如果说汉语诗歌有什么真理性的内涵,那就是绝对的文本,绝对的文本体现出绝对的心境,表现为两个方面:形式的意志与意志的形式,形式的意志就是修辞,而修行是意志的形式,你能够坚持到多久,取决于你的内心、你的心智。
杨庆祥表示,在前历史时代,写作和生活本身是同一的想象,导致了修辞的缺席。现代写作更多依赖修辞,而不是诗人本源的生活。这时候,我们通过文本去看到那个诗人,看到的是哪个诗人?这个诗人是真的,还是他的分身?当代语境里面,词语本身代替了生活,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困境。对于当代诗人的写作,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怎么去争夺词语和修辞,不是躲在词语的背后,而是怎么直接面对当代生活,面对当代生活词语的景观化。
欧阳江河表示,当我们谈修行、修辞以及人本、文本的时候,放在现代性和当代性语境里面完全是两个问题,这就是边界的问题。当代性语境是开放的,不像现代性语境将好坏都事先区分,提问题的能力已经没有了,只有答案。除非不在现代性的框架里面讨论问题和写作,不在这个方案里谈论什么叫修辞、什么叫修行,超出这个方案。当代性是开放的,没有给出答案。我想在超越现代性的语境和答案、在预先给定的神学假定之外思考问题、提出问题,然后从事我的写作,在写作中不断拓展边界。
刘笑伟表示,在AI写作包括ChatGPT这种冲击下,诗人应该有一定的信心。AI写作有修辞,但是没有修行,它有文本,可以研究学习文本,但是没有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AI写作最缺乏的是原创,它有模仿但是没有原创。它可以千篇一律批量生产,但是没有独一无二,而这正是我们人类所独具的。
陈均谈到,前段时间读到一篇讨论陶渊明文章,批评宇文所安笔下的陶渊明,宇文所安解构了陶渊明的诗与人的同一性,认为陶渊明的诗里面的形象带有面具,人和诗之间有一个中介,这样就否认了之前我们对于陶渊明的认识。这位中国学者不满于宇文所安对陶渊明的解构,认为是一种小把戏。这也提示我们,诗和人之间有各种关系、各种层面,我们讨论的时候需要小心,从各个方面去讨论它的逻辑和生发性。
刘涛表示,这个题目抓住了诗的本源,涉及到诗之古学和诗之今学的关键方面。在孔子那里,修辞和修行是统一的,到了战国纵横家,修行和修辞开始分离,逐渐只重修辞。汉代重新建立起修辞和修行之间的联系,宋代虽对汉代有很多怀疑,但对于修辞和修行的关系没有任何疑义,通过修辞走向修行。胡适之后,诗教变得清朗,修辞和修身完全隔离,诗歌变成个人情感的东西,是一次特别大的转折。今天的诗歌复兴有几个途径:一是从修辞走向修身,二是从言词走向现实,三是从个人才能走向伟大传统,四是从诗歌本身走向诗歌之外。
罗雅琳认为,当下重新提“人本主义”,是对于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现代主义影响下对于过度的技巧化的提倡,以及在新批评影响下文本自律性观念的过度扩张倾向的反思。对于诗人的重要性提倡,背后蕴含着一种对于技术统治的时代的反思。我们现在重提文本和人本的关系,重新张扬人本主义,和当下这样一个技术时代的语境反思是很有关系的。
李啸洋通过解读程继龙、赵应、大树、邱伟杰四位当代诗人的文本表示,当今写作资源非常丰富,写作路径也很多,在全球化语境当中,新诗不能够再以道德或者是某种理论去拆解分析,应从新的角度,从当代性的角度去分析诗歌文本。
王家铭谈到,自己长期以来对人文主义传统有浓厚的兴趣,愿意将其作为一种信念探索,不断加深对它的理解。另外,他在近期的阅读中从里尔克、昌耀、林昭的身上看到了忍耐、天真和勇气三项可贵的品质。
苏笑嫣表示,诗歌是这样一种文体,我们通过修行的方式,可以使诗歌拥有一个能够被阐释的文本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用这种直接了悟的形式,超越了一种庸常的逻辑,使诗歌具有不可阐释的向度。
伯竤桥表示,在AI的时代,人类主体不断被砸碎,只有不断被砸碎,慢慢回归于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主体,其实它也是一种考验的过程。ChatGPT的冲击下,作为年轻的写作者,我认为只有生命体验是唯一区别于AI的那条线。
刘林云表示,我们面对的是开放性当中的不确定性,日新月异的变动性,不管是AI写作还是对修辞的反思,90后诗人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多的。如何以诗歌或者文学进行自我证明,向古典或者西方前辈、经典进行资源的获取和学习,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刘博文认为,人工智能必将代替人类写诗,“德国斯图加特诗派是用人工智能写诗的一个诗派,它的用词、拼接基本不具有人类性,他们觉得这样的拼接真正实现了诗歌的纯粹,当然诗是给人看的,如果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审美,理解这样的诗歌的话,是否这样的诗歌是一种拓宽,是一种同样有价值的体系?”
赵子莹谈到,尽管我的写作受到翻译的启蒙,但语言的源头在东方,这是我母语的根,也是我灵魂的血地。如果没有家国情怀和足够的才情,无法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进入家国与母语的通道。
唐克扬介绍到,清华的未来实验室是一个真正做交叉学科的机构,我们做的工作是试图破除本来不存在的边界。诗歌是使灵魂能够解放的东西,欢迎各位诗人到未来实验室,真正将AI和诗歌进行交互。
会上,诗人们就“修辞与修行,人本与文本”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重新思考诗人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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