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的合二为一，是新诗的美学路径和价值旗杆。词不是物的翻译和反映，词对物有命名权，但是物绝不是来者不拒的器皿，不闻不问来者是“婴儿”还是“脏水”。词与物之间是间性、共舞、“互洽”的。诗人江非的口语写作其辨识度极高，精神指纹清晰可鉴。在本文看来，其行为的内核就是在合一的道路或徐步缓行或衔枚疾走，是迈步在语言的还乡之旅之上。《自然与时日》可视为就是这种还乡之旅中的一座“时空”界碑。

直白与留白的合一。在海德格尔、本雅明等所忧心忡忡的机械文明到来，日常生活的直白化成为了某种不可逆转。艺术必须升格为一种形而上的留白，难以预知的、令人敬畏的、深邃无比的……诸种事物令一生劳绩、有限性十足的人们才有可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从技术层面上讲，江非是处理留白艺术的高手。譬如《野鸡》写是在果园里意外邂逅到一只野鸡，令“我”激动不已，在结尾部分写道：“人生中/遇上快乐的事情/期盼着可以重复两次”。哲人有言，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而“期盼”一语不仅化解了对全诗哲理作结的庸俗套路，还直入人性的呈现和对结构“余意”的保留，回荡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会回来”（沈从文《边城》）式的逸响。诗歌以“自然”和“时日”为集中性主题，诗集以“自然”和“时日”为命名，不难明白这是作者对诗学立场有声无声地阐扬——让自然发声、让时间自我现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外篇·知北游》），自然和时日在拯救日常生活上并没有隐藏，它没有人类重重机心，弄玄装魅，在“是”与“不是”上从不含糊其词，它的直白就是它的留白，它的直白不同于日常言说，只有谛听、颖悟才能抵达，“大言炎炎”与“小言詹詹”都是遮蔽和玷污。诗作《山中》——“没有什么响动，除了/枯木偶尔炸裂的声响//黎明/依旧漫天繁星”本身便是整本诗集在此问题上的注解和宣昭。白居易的“直白”和王维的“留白”在江非这里化合、发酵、结晶。整本诗集都在写日常，但努力不留半点庸常。

行动与心动的合一。《自然与时日》在质感上是流动的，“留白”割舍了更多的连词、助词等，“直白”更多是由动词所引擎。说它是行动的，主要基于叙事是诗作者所看重的，以及日常经验似是整个诗集的主要生长点。《自然与时日》中不少诗作是“劳动手记”，“立此存照”下自我在果园、田野中的劳作。一种类似于《瓦尔登湖》的美学云雾飘荡在其间。“整个早上田野/向远处延展/鸟/集鸣着/从前是我的祖父/现在是我/立于其上/带着光/打着露水/举着一把发光的阔嘴锄”（《锄草之日》），耕种时的皮肉之苦浑然不见，因农耕文明自带的恬淡与舒展倒令人欣然神往。这样的场景、意境令人“动心”，根源于诗作者是“心动”的。在这种意义上，我愿意将江非看成一个抒情主义者。都市文明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时，“回到自然，留住时日”，这即是牧歌，也是挽歌。“行动”是对现实和历史的见证、参与，拒绝了心造幻象和故作高深，但陷入“一味”与“忘我”，不过是鸵鸟钻沙堆与坐井青蛙谈昊天。“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人间词话》），“心动”是“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中撤退后的从容、优雅，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时的深情与隽永……行动与心动应是同一张皮，诗应是在行动中见出心动，让心动具化成行动。“周围的村子万籁俱寂/天上漫天繁星，我用手/拍拍身边熟睡同伴的臂膀/降下半窗呼吸田野深夜的寒气”（《夜行》），这样的“夜行”有几分寒气逼人、略显惊悚，又有几分温暖可亲、清幽旷远，“事”与“情”水乳交融。

人迹与神迹的合一。“雪”“鹿”“马”等等是《自然与时日》中较为多见的意象，古典气韵云蒸霞蔚，为不少的诗作笼罩了一层如烟似雾的神圣绛纱。正如江非在《犍牛》中写下：“当卡塔卡塔踏上厚实的冰面/疑惑的诸神才知道/谁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对生命、对万物、对大地的尊重，这是“神”的行为。在太多的时候，“神”是美好的代名词。人的自我生长和演进，是离不开乌托邦打来的光和亮。在世俗语境里，重提“神”，更多的是应对“人”的君临一切，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成灾，由此而来的是“人”的来时之路已经野草丛生、荒芜不堪，何以家为？兽性与神性的和谐统一，才是人性的丰盈与健康，希腊神庙由此得以重建。诗歌将自己的眼光落在人间，这样的眼光同时又是高于众人头顶的，才能担待起照亮和点燃的圣职。诗即属于“人”的，又属于“神”的。江非的《父与子》写的是父子俩砍树以作柴火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近乎无事，但又“若有其事”、“郑重其事”。不忍心“斩草除根”，将树枝和树叶都“一扫而光”和“一烧而光”，留下了新的生命破土而出、重头再来的可能，一如父子的相继。这不是所谓生态思想的“惺惺作态”，而更应是慈悲与自责的自然流淌。“雪”在洗礼“斧子”，更在洗礼“父与子”的“罪与罚”。《自然与时日》写的人间生活和“人”的生活，但整体意蕴上予人感觉干净、纯粹、温情与略带圣洁，原因大体上就在于作者始终不忘“求真、向善、善美”的人世间之存在。人迹和神迹在诗集是合一交互的。

言语形态上的“说”与“听”，内容传达上的“事”与“情”，人文姿态上的“人”与“神”的合一性，从本质上是以“词”与“物”的合一为内驱力，它给江非的《自然与时日》带来非同寻常的魅力，为当下诗坛的创作应有一些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