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1970年生于天津，1989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后攻读中文系研究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文学、中国新诗等，出版诗集《洞中一日》《鸟经》《好消息》《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学术及批评专著《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历史深描中的观念和诗》《公寓里的塔》《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译著《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年代的中国小说》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王瑶学术奖青年著作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东荡子诗歌批评奖”、“金沙诗歌奖理论批评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等奖项。本文原题为《诗歌批评浓郁紧张的氛围，有助于激发写作和解读的新向度——姜涛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姜涛

崖丽娟：姜涛教授您好，感谢您百忙中给我机会完成这次访谈。去年诗人、批评家张桃洲教授《我特别希望树立起“姜涛的诗歌批评”这座标杆》一文引起关注。您从事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歌研究已经30年, 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张教授说“（姜涛诗歌批评）这个标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尺度，以之去衡量当下诗歌创作和批评，厘定诗歌批评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诚如张教授所言，在文学批评领域，恐怕没有比诗歌批评更充满争议的了。您进行诗歌批评的志趣因何而来，秉持的批评标准、原则是什么。

姜涛：丽娟老师好！桃洲的文章是一次讨论会发言的整理，感谢他的鼓励，但老朋友的表扬未免有点“耸人听闻”，千万不可当真的。我最初写一点诗歌批评，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写作中的困惑，也顺带整理一下阅读当代诗歌的感受。后来这件事做得还算顺手，就歪打正着，不断写了下去。但诗歌批评，在我这里仍然是某种“副业”，自己的主业是在学院里教书、做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可能正因为是“副业”，心态倒也放松，不必特别关注“现场”的种种，跟进什么最新的动态，更可推卸“表扬”的任务，只是在自己关心的问题脉络上，根据此时此刻的心境发言。

正像你提到的，在文学批评领域内，诗歌批评的位置有点特殊，这大概和当代诗的基本文化处境有关。怎么说呢，新诗这一文体的发生，虽然是传统士大夫文化下沉、解体的结果，一开始包含了平民化的面向，但由于先锋性、精英性的取向，也不得不一直扮演了某种文化异端的角色，处在重重争议之中。这种状况在朦胧诗之后的当代诗歌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用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诗歌写作和批评像一对“难兄难弟”，始终摸爬滚打，在共同的磨砺中成长，批评主要起到一种辩护、说明、保驾护航的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为诗一辩”的态度，也可能会导致某种内倾性、封闭性。比如，针对外界误解和非议的抗辩，对于诗人诗作的细致分析，如果缺乏内在的紧张感，难免也会陷入某种感知和观念的“舒适区”，变成对现代诗学一些基本原则的反复重申。更低级一点的表现，就是“诗歌批评”蜕变为“诗歌表扬”，无论什么诗集出版、什么样的诗人出现，出于私人情谊或诗坛关系，按需生产一些细读或评价的文字。这样的话，“诗歌批评”好像成了一种服务行业，只是寄生于看似热闹其实内卷的文学生意之中。

诗歌批评应该有更远大一点的抱负，在阐发诗歌形式奥义和独特文化使命的同时，也能澄清一个时期观念上的迷思，通过审慎的、有想象力的写作，来提供一种好的判断力，塑造更活跃、也更严肃的诗歌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也包括适度的紧张感，这就是说，能时刻对可能落入“舒适区”的感知结构、观念结构，保持一种反思的敏感。更强力的批评，是将当代诗的讨论放在更广阔的思想和文化视野中去展开，在诗歌写作、阅读与其他文学、艺术、人文知识工作之间，创造积极的内在联动，回应总体性的思想课题。正如常被人称道的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阐释那样，使诗歌仍能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经验中耀眼且深邃的部分。

崖丽娟：您刚才说，诗歌写作和批评像一对“难兄难弟”，的确如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诗人兼事批评成为风尚，有一个原因似可归结于批评对解读当代诗歌的无力。批评家、诗人冷霜在《分叉的想象》一书中对“诗人批评家”现象研究颇为深入。前不久，青年诗人赵目珍也把这一现象的研究课题结集出版《探索未知的诗学》。诗人的批评术语与批评家的批评术语确实存在微妙不同，为理解当代诗歌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视角。作为学者、诗人、批评家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姜涛：对诗人批评家的关注，确实不是一个新话题，冷霜的文章应该就是他20多年前的硕士论文。我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一般批评的无效、无力是其中之一，但不一定就是主要原因。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诗本身就是一种批评意识、反思意识极强的写作，诗人批评家更是不胜枚举。先不说外国的“洋大师”们，仅就20世纪的新诗而言，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梁宗岱、废名、艾青、袁可嘉，哪个不是重要的批评者。

诗人的术语和批评家的术语，确实会有微妙的不同，特别是诗人批评不必有论文腔、学院腔，往往更挥洒，更能凸显个人的才情。当然反过来说，这样的差异，我也认为不是什么本质性的，因为诗人的批评和批评家的批评，生成于共同的知识氛围和当代文艺的圈子中，引述的资源、依托的观念以及可能的毛病，或许都差不多。就像学院化的批评，常被认为是概念化的、笼统和没有才情的。在追求个人风格的诗人批评那里，这样的问题可能同样存在。一些所谓的诗人批评看似洒脱，实际也不免笼统、偏执，甚至更喜欢搬弄概念。不是说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就一定会避免思维的直观和僵硬。

崖丽娟：从青年诗人、批评家王东东主编的《雅努斯的面孔》诗歌丛刊专辑里的三篇文章题目《一份提纲：诗还有未来吗？》《诗歌何用？》《现代诗教漫议：何谓正常的写作？》可窥见现代诗学面临诸多自身难题，不得不引人深思：当下新诗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未来前景如何，其发展有规律可循吗？什么样的写作才是有效的，诗人何为？抱歉，每一个问题都太宏大，请择其一二回答吧。

姜涛：这些问题确实很宏大，也不太可能有明确的答案。但写诗的朋友们能不断提问，不断构想诗歌的可能性和文化位置，还是好的，说明当代诗的自我意识还是相当活跃，没有停留在前面说的“舒适区”里，只是依据一些现代诗的原则或“惯性”将当下状况看作是自明、自足的。我个人感觉，近年来确实有不少诗友在思考当代诗的新前景，比如，为了突破“现代性”逻辑提出“当代性”的问题；通过借镜传统或重申浪漫主义，希望能纠正现代诗的否定性、碎片化美学，赋予诗歌写作一种浑然的整体感和超越性；或站在尼采式的“反历史主义”立场上，强调诗歌与时代的对峙，凸显“不合时宜”的精神肖像；或者，希望强化与其他的人文思想工作的内在联动，破除那种直观化的“个人”感知，为当代诗的写作和阅读注入更多的思想力和现实感。这些思考选取的路径不同，所依托的对于当下现实情境的判断也迥异，彼此之间甚至是冲突、对立的，但这样的局面要好过大家闷头自顾自写所谓“好诗”的状态。事实上，现代及当代诗歌观念和美学的活力，都是涌现于观念和价值立场激烈冲突或发生转换的时刻，一种浓郁、紧张的氛围，往往有助于激发新的写作和解读向度。刚才提到的几种讨论，还是发生在局部，尚不能形成什么大的潮流，但局部也是好的，至少有一点制造氛围的效果。

崖丽娟：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同时颁给了学院派、民间写作的两位代表性诗人，由此而联想到九十年代那场影响很大的“盘峰论争”，现在回过头来看，与当下众声喧哗却语焉不详的网络批评声音（包括一些“网暴”现象）相比，这场论战在当代诗歌史上的积极意义大还是消极影响大？

姜涛：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好像有所关联。当年造成“盘峰论争”的原因很复杂，甚至涉及诗坛话语权和出版资源的争夺，有一部分是意气之争，不完全是诗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当代先锋诗歌内部的“共同体意识”由此瓦解了，这可能是消极的影响吧。但现在回头来看，相比于后来网络上的一些喧哗、乃至一些网暴，“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论战还是很有质量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并非只是泡沫的话题，像如何理解诗人的文化位置和角色，在一个市场化、世俗化的场景中，批判性的视角如何持续有效？如何理解写作和外来影响、理论话语的关系？如何理解诗歌语言的开放性和活力，也包括如何看待当代诗歌取得进展的同时自我封闭、固化的可能？这些讨论都包含了真实的诗学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而且，在更大一点的视野中，在90年代其他人文思想和知识领域，类似的论战或分裂也在发生，这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矛盾的显露有关。和80年代“改开”意识状态下，国家、社会和知识界有大致的共识不同，90年代中后期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向、文化的走向，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诗歌界的争论和其他人文知识领域的争论有某种同构性，都在一定程度塑造了后来的文学场域、知识场域的分化。还有一点，和其他人文知识领域发生的争论相仿，由于论争的双方你来我往，执着于各自的立场，有比较强的阵营意识、攻防意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虽然被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特别深入的展开。记得当时臧棣的一篇短文章，给周边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贴标签的话，臧棣应该算“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但他却认为“民间”一方对诗歌写作过度知识化的批评是有合理性的，诗歌和知识的关系并不是自明的，需要做更多的检讨，他进而提出“诗歌是一种特殊知识”的命题。这样的思考突破了论争设定的逻辑，将问题翻转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是论争中为数不多非常有启发性的发言。实际上，这个话题还可进一步延展：在一个专业化、知识和感受不断分化的现实情境中，如果“诗歌是一种特殊知识”，那么这种特殊性怎么理解？如果仅仅将“特殊性”理解为想象力、感受力，那是否一定程度还是默认了现有的知识分化格局？其实，在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浪漫主义的传统中，诗歌往往和人类更高级、更有整体性的认知能力相关，诗歌作为一种“知识”的“特殊性”，是否可以包含对现代知识分化格局的突破意识、不同认知领域的联动意识以及情感和认知更深层的综合意识？对于开放当代诗歌的问题视野，这样的讨论都有必要持续而且深化。

崖丽娟：从学术角度分析，诗人代际以十年来划分是否科学有效？如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这样是否更有利于彼此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辨识，抑或相反。女诗人安琪倡导过“中间代”；张桃洲教授对“70后”学人、诗人也有过精辟论述。对此，您有什么见解？

姜涛：代际的话题，时不时会被谈起，好像每隔十年，自动会有一代人登上舞台。这样大致说说，倒也无妨，可较真一点的话，“代际”的出现，并不是简单依据自然年龄的差距。“同一代人”的感觉和意识，更多还是由特定的历史经验来塑造，在社会状况和文化潮流剧烈变动的时期，往往会将一代人推向前台。而且，即便是同代人，由于社会位置的差异和不同的价值立场，也不一定就有共同的代际感受。过去了的 20世纪，因为是一个革命和战争的世纪、社会持续重造的世纪，变动的节奏很快，大概每过十年就会一大变，这样也形成了一种印象，每隔十年就会冒出一代人。但这种代际节奏，是不是可以持续，还有待观察。特别是在文学的意义上，能否构成一个新的世代，还要看是不是真的创造出新的文学可能，带来风气和观念的转变。

当代批评有一个可以检讨的积习，那就是喜欢频繁发明各种标签，身份的、性别的、代际的、阶层的。这些区分性、归类性的说法，不是不可成立，也会带来新的视角，但希望更耐心一些、更审慎一些，不必匆匆忙忙，只是作为一种标签随意张贴，或一个大个箩筐，将不同的人和事囫囵装入其中。这么操作会具有话题性，吸引一些眼球，实际价值却可能没有提倡者期待的那样大。

崖丽娟：以下问题同样困惑关心诗歌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化语境的变迁，尤其是自媒体的勃兴，极大改变了诗歌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现在诗歌写作非常活跃，日产量之高可以用盛世来形容；与此同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频遭质疑。积极看法判断标准主要是文本大量诞生；悲观看法判断标准主要是读者数量锐减。评价新诗有哪些基本标准？

姜涛：新媒介的发展，极大改变了诗歌的生态，带来传播、交流便利的同时，难免也会泥沙俱下，抱平常心来看待即可。本来，文学的标准在历史中始终在变动，像朱自清当年辨析的，文学阅读的传统标准是百读不厌，但在一个民主化、平民化的时代，雅俗共赏也可以是新的标准。再比如，古典诗歌推崇温柔敦厚的美学，但在革命、战争的年代，爱憎分明也会成为新的美学、新的标准。

至于新诗的标准问题，一直以来就纷纷扰扰，好像很难取得共识。希望能确立稳定的标准、规范，好让新诗编入唐诗宋词的中国诗歌家谱的，大有人在。深谙新诗“现代性”品质的诗人和批评家，却会强调挣脱传统给定的感受方式，不断自我刷新，才是新诗最值得珍惜的活力。这样的分歧不会轻易化解，保持一定的分歧和对话，也没什么不好。形成标准的共识很难，但这不是说，在具体的个人阅读和判断中不存在标准。一些基本的文学标准，也包括传统的文学评价尺度，还是起到支撑性的作用。诗人席亚兵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古人所谓“二十四诗品”，可以重新引入到现代诗的评价，比如，先有了“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不同的风格和功能设定，再来讨论相应的标准，这样避免了判断的单一，更有助于现代诗多元美学的成熟。这是一个可以玩味的思路。再有，从批评和研究的角度看，标准不完全只是形式和美学的，也会包含一些更整体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考虑，比如，一种写作是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位置和功能，或者在向更多人敞开的过程中，提供了一种新的人和人之间的链接。

崖丽娟：我发现您在做诗歌研究的同时，还做诗歌普及或诗歌教育工作。2010年您曾参与由钱理群、洪子诚主编的《诗歌读本》编辑工作，您编著的是“大学卷”。您怎样看待大学教育对诗人的意义？1994年您在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弃理从文，直接考了该校中文系读研究生，199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毕业后留系任教至今。您的经历是否可以佐证您的观点？

姜涛：诗歌“普及”的工作，我做的并不很多。钱老师、洪老师主编的那套《诗歌读本》分为“学前”、“小学”、“中学”、“大学”、“老年及儿童”几卷，贯穿的是钱老师提出的“诗歌伴你一生”的构想。这套读本面向一般的读者，目的不完全在诗歌的“普及”，更偏重于“诗教”的一面，强调诗歌对于审美感受力的开启、情感的教育以及健全人格的塑造作用。“诗教”是一个传统概念，现代诗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以个体内面的自由为前提，看起来与强调社会功能的“诗教”距离较远，可事实上，现代诗的阅读和接受，也提供了一种人格养成的方式，或者说，也包含了一种“现代诗教”的可能。前面的提问中，好像也提到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章。

我当时编选“大学卷”的时候，对于钱老师的想法领会不深，更多还是从现代诗自身的立场出发，视野虽然扩张到了诗歌阅读、诗人形象、诗歌翻译等方面，但主要还是面向现代诗的爱好者和写作者，更偏重“为现代诗一辩”的态度。如果有机会重编这个读本，我可能会多考虑一些“诗教”的因素，更多考虑诗歌和现代中国人精神形式、情感结构的联系。再补充一点，按一般理解，诗歌的“普及”和“教育”就是让更多读者接受诗歌、了解诗歌,这对于诗歌文化的培植而言，这自然很重要。然而，“普及”不完全是单向的，按照老套的说法，“普及”也伴随了“提高”，当你不只是在小小的诗人共同体内部思考问题，而考虑通过诗歌与更多的人建立关联，那么你的思考方向和感知方向，或许会有很大的不同。从“诗教”入手的思考，也会为诗歌写作打开新的面向。

说到大学教育和诗人的关系，我想这里的“大学教育”不是指一般的学院专业教育吧？物理系、数学系、计算机系的教育，哪怕是中文系的教育，与是不是写诗，关系应该都不大。大学能提供的主要还是一种阅读、交流和感知氛围，在当代诗歌的展开中，很多高校也是重要的策源地，这个不用多说。说到我自己，最初写诗确实和八九十年代之交北京高校浓郁的文学氛围相关，如果不是参加了校内的文学社团，人生的轨迹会有很大不同。我自己“弃工从文”，最后留在学院里以文学为业，只是个人的选择，其中有一些偶然性，并没有特别值得解释、引申的东西。

姜涛《洞中一日》

崖丽娟：前面我们用了较大篇幅讨论您的诗歌批评，现在请谈谈您的诗歌创作。迄今，您先后出版4部诗集。2020年诗人、评论家、学者周伟驰对您的诗歌创作进行过深入批评。除了诗歌批评，您的诗艺同样为同行称道。新诗集《洞中一日》与早期诗集《鸟经》比较，感觉创作风格变化挺大的，这种变化是人生积淀还是艺术追求？

姜涛：伟驰兄的文章写得非常细致，也很有洞察力。我觉得他的意图，是通过检讨某个人的写作，来回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诗歌青年”的蜕变史，顺便带出不同时期的文学氛围和群体心态的勾勒。这是我读的时候感觉最会心的部分。我写诗的时间应该不算短了，虽然作品数量不多，但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个人的轨迹和当代诗歌风气的转换也有一定的呼应。大学时代，最初习作的抒情意味较浓，喜欢用一些自然或宗教性的意象，还有祈祷的语气，这和当年海子的覆盖性影响，以及对里尔克的阅读有关。后来，转而追求修辞的密度和包容性，写了一批技巧繁复过于冗赘的组诗，这与90年代诗歌“综合性”观念的激励大有关联。大致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有了更多写作的自觉，主动降低语言密度，尽量写得更放松、更精准一些，也将题材范围，缩减至个人情感和周边的社会和社区生活，试图在“微讽”距离中形成某种洞察。这其中有特殊的个人趣味，可总体上说，还是在90年代之后“个人化”写作的惯习之中。这些年写得少了，甚至基本停笔，除了忙于其他工作，无力分身之外，更内在的原因是，那种旁观、冷峭、有点虚无的态度，已成了某种感受力的痂壳，不能激发新的写作欲望和活力。当然今后还会有写作的规划，希望那时能一定程度走出“个人化”的峡谷，在相对高一点、宽阔一点的地方，首先更新一下自我和世界、和他人的关系。

崖丽娟：北大是新诗的母校。其实，清华大学也有非常光荣的诗歌传统。北大诗脉与清华诗脉二者似乎互为渗透又各呈异彩。您的好朋友、诗人、批评家、清华大学教授西渡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百年清华诗脉》。你们的经历挺有意思的，他曾求学于北大，现任职于清华，您曾求学于清华，现在任职于北大。西渡的博士生、青年诗人王家铭主编“清华学生诗选”《那无限飞奔的人》刚出版，您和西渡都写了推荐语。理科生与文科生写诗的差异性大吗？

姜涛：北大和清华，互为隔壁，常被拿出来比较。北大是新诗发生的摇篮，北大百年诗脉也没有断绝。清华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50年代院系调整后变成一所工科院校，清华的文脉、诗脉即便没完全中断，还是受了不小的影响。我在清华读到大一快结束的时候，发现原来这里还有一个文学社，在比较枯燥的理工科环境中，还有一小撮终日无所事事，喜欢闲聊和写诗的人，感觉惊喜又意外。后来又进一步发现，这一小撮写诗人，基本都是校园里的“异端”分子，不怎么认同当时学校里的主流价值，也不愿意参与“考托”、“下海”等潮流，与其说是因共同的文学旨趣，不如说出于对周围环境不满、活跃的天性以及对更生动思想交流的需求，才凑在一起、抱团取暖的。这种状况和隔壁的北大诗友或许十分不同，特别是，这个小团体没有太多参与当代诗坛的意识和抱负，心境更为素朴、浪漫，文学活动更多以喝酒、唱歌、“秉烛夜游”等共同生活的形式展开。简单说，大家不太把写诗当成一个专业、一个可作未来“志业”的行当，更看重的，似乎是以诗为媒介形成的兄弟情谊以及某种热烈又严正的态度。这是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状况。后来清华的文科发展很快，校园内的人文气氛更为浓郁，文学活动的展开方式，应该有很大的变化，应该更丰富多样了。这是我不太了解的，家铭最新编选的清华诗集，收录的就是更为晚近的新世代校园作者的作品。记得两三年前，有一次参加西渡、格非二位老师组织的“青年诗人工作坊”，在清华文创中心轻奢又古雅的小楼里，一众诗友高谈阔论，当时就颇感慨：清华园中有如此高尚的、可以谈诗的空间，在20年前不可想象的。那时清华写诗的朋友，好像只配坐在路边、操场或草地上，各自抱了一瓶啤酒，在黑暗里说话。

崖丽娟：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新诗是从外国现代诗引进和演变的，不读外国诗写不好中国新诗。另一观点则认为，所谓的意境、意象、象征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翻译腔”无助亦无益于中国新诗发展。作为学者、研究者、译者，您在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方面有哪些具体感受和建议？

姜涛：如何看待外来影响和传统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新诗史上的一个老问题，翻来覆去，像一个解不开的连环套。这样的争议既是一种客观实存，又是一种认识的“装置”，有时需要绕开孰是孰非的判断，追问一下争议生成的特殊语境和文化逻辑。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郑敏先生批评新诗断裂于传统，观点并不新鲜，影响为什么很大，这和90年代初反思激进主义的文化守成思潮，就有很大关系。追问争议的生成语境，会在一定程度将中外、古今的关系理解为动态的、诠释性的，避免抽象、孤立地看待问题。无论“化欧”还是“化古”，都是新诗十分内在的要求，如果刻意构造对立，那或许是一种认识上的“强迫症”，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还有两点提醒：其一，外国诗歌的影响和传统资源的转化，对新诗的展开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否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从某个角度说，要把握新诗自身的主体性，还是要着眼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新诗人对于新的语言形式、新的想象力的构想和实验，离不开对外部和传统的参照、借鉴，但更根本的，还是基于“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基于对现代中国人自身历史经验的开掘和表现。其二，无论“外来影响”，还是“传统资源”，都不能作为一个笼统的整体看待，其中的差异很大，构成非常复杂，每一个具体的写作者只是在自身的脉络中转化、承袭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比如说到“传统”，一般的批评和解读的关注点，总落在文学层面，如象征、意境、意象等等。事实上，对于诗歌写作发生影响的“传统”并不局限于“古典诗歌”这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古典传统的存在，文学和审美之外，也涉及政治理想、社会伦理和人格修养多个方面。张枣在早年的一篇短文中曾说：“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是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这个说法隐含的态度，便不只是文学意义上，更指向一种文化和生活的整体，“传统”提供的是一种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顿自我、敞开自我，以及如何形成完满人格的路径。当然，这些看法都是很多朋友的共识，这里也只是大致说说。

崖丽娟：感谢您坦诚问答。

姜涛：感谢您精彩问题。

2023年1月24日春节。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世纪》杂志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