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诗歌”确实是面对现代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它是在现代生态文明观念影响下的一种诗歌。我们对“生态诗歌”概念的基本定义是，生态诗歌是一种现代社会反映人和自然关系，追求二者和谐的诗歌。它作为一种诞生于现代社会，反思生态危机及其产生根源的一种文化现象，与通常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人的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的诗歌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把人与自然放在统一的位置，从“生命共同体”互为依存和影响的整体角度来体验和感受，并以对灵魂的反思和生命的体验来调整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关系，同时构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诗境。     

生态诗歌不是简单的生态加诗歌，也不是观念先行，从概念到概念的诗歌。生态诗歌探索的关键是生态题材和生态思想的诗歌“内化”，它首先是诗歌，而且是一种体现生态美学追求的创新的诗歌。因而在创作和评论中，除了重视形而上的生态思想之“道”外，应着力于生态诗歌的审美创造。生态诗歌具有批判性、体验性和梦想性（或想象性）的美学特性。它既能发挥危机警醒、现实警示批判的作用，又能引领人们寻找正在消失的生态美，特别是对于启悟人们重回自然的怀抱、体验自然的整体性和神秘性，恢复人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实现心灵与自然对话和交融的主体间性审美，再造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审美境界具有独特的意义。

具体谈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态诗歌的审美问题。生态诗歌的审美不同于传统的自然诗歌的审美，首先体现在生态审美的主体间性上。生态诗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客二分的关系，而是放在统一的主体位置。在生态文学（包括生态诗歌）中，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关系，也可以说是主体间性关系。

二是生态诗境的重构问题。生态诗歌通过对当代生态危机及其根源的揭示，具有唤醒生态意识的现实动因。但这仅仅是起点，并不能到批判性为止，在破的同时还需要立。在生态价值的认知上，应从人与自然重构和谐关系切入，用整体性的观念重构生态理想，并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实现生态审美的可能性，从而构建具有创新意义的生态诗学。在这个构建过程中，实现的路径可以概括为批判、体验和梦想。批判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紧张，反映人类对于生态困境的焦虑，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观念。体验是重新回到自然，在具体的地点重新与自然建立联系，让人的灵魂安居。而这种回归和对自然神秘的重新体认，在现实中面对巨大的落差和鸿沟，甚至难以逾越，由此便产生出梦想的可能，即通过诗歌语言来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由对立而复合的诗意栖居，或者说一个由想象而创造出的整体性的世界。批判和体验、梦想互相关联，既有逻辑上的逐层递进，又以实现生态整体审美作为共同旨归，从而共同构筑人与自然主体关系的诗意栖居。从生态诗歌自身发展而言，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当代生态诗歌如何处理与中华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和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关系？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山水田园诗歌渐成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谢灵运开启的对永嘉山水自然的倾心到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怡然自得，再到以盛唐气象呈现的人与自然“相看两不厌”并在自然中神思梦游的诗意世界，山水田园诗的诗脉源远流长，以至宋、明、清依然余波回响。然而古典山水田园诗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生态诗歌，它可以追溯为当代生态诗歌所接续的重要的民族诗歌传统。王维、李白们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他们主要面对的是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不同于我们当下生态写作是因为严峻的生态问题和人与自然疏离对立的精神状况；他们本来就在自然中歌吟，当代生态诗人是由生态问题而走回自然，在诗歌中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诗意栖居，让破碎的诗境重新修复。生态诗歌既承接上中华“天人合一”的大道本源，又从古典山水田园诗歌中汲取源头清流，从而探索当代生态诗歌的审美重构和诗境再造，同时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实现对山水田园诗歌传统话语体系的现代性承继和转型。我们倡导的生态诗歌，从传承的角度将接续这个诗歌文脉传统，并以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生态观为统摄，面对当下生态问题，重新与自然中的地点建立心灵的联系，也重新与古典自然诗歌建立“家族谱系”的根脉联系。

三是生态诗歌地方感的问题。诗歌中的生态关系，是从地方感的建立开始的，一个地域的生态既包括自然地理的，也包括人文地理的、历史传统的，特别是与地域共生的历史风俗文化因子以及与自然一体的生活形态，它们与自然的形貌、气候、物种等等一起构成了一个地方生态诗歌中的元素和气息。生态诗歌普遍具有地域性特征，我们可以探究一下背后的原因。为什么生态诗人要守住一个地方或找到一个地方来写作？因为这个地方是诗人找到的心灵安顿之所，这是安身立命之地，是容得下肉身放得下灵魂的“家”，也是生态写作的源泉。我们清远生态诗歌的成长过程就是清远诗人在诗歌中重构地方感的历程，我们的生态诗歌不仅有清晰的地方标识，而且就是在这一方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清远既是我们生活的家园，也是寄予我们生态梦想的“写作发生地”和“精神栖息地”。

地点在生态诗歌写作中至关重要，而且在地点（处所）空间中浓缩了时间，而这个时间既是当下的，也连结着过去和未来，正是在时间中，人与自然构成了共同主体关系，在诗歌中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态审美关系。作为一位异乡人，我在清远的笔架山、静福山、江心岛找到了自己生命安居、灵魂落地的所在，在诗歌中产新建构了自己的“故乡”，在空间中让时间得以还原和延续，并以想象的力量呈现对于未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构想。而清远众多的诗人也一起参与了这一生态写作实践。他们分别在诗歌中重构自己的地方感，如唐德亮、唐小桃诗歌中的故乡瑶山，李衔夏、韩学早诗歌中的江心岛。我们清远的诗人以个性各异的语言方式还原了与具体地点相关联的时间记忆和生态梦想，让自己的心灵在清远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宿”。我们通过参与建设江心岛的“岭南书院”，把生态、人文、生活融合为一，让生态诗歌落地，赋予一种精神的“根性”。所以，我们说生态诗歌是大地上的诗歌。

生态诗歌地方感的重构，与笼统的地域诗歌概念还不是一回事。如果更直接地说，这是要建立起这个地方的生态诗歌地理和自然历史。它首先根植于地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并由此元素出发，以富有想象力的重构，在诗歌中创造一个“生物多样性”和“生命共同体”诗意栖居。当然，它是由诗人的心灵与这块土地上的自然生物、生活形态的对话交融呈现出的“诗意生活”和“未来梦想”。就如清远生态诗歌一直所追求和亦已具有的“实践性品格”一样。在这里，生态性与地方性是融合为一的。我们认为，没有地方感的生态性，那是没有根性的，很可能只是从概念出发的一种语词演绎，或者说只是主观情绪性的表达。而没有生态性的地方感，不是真正生态诗歌建构的地方感，生态性既来自于现代生态观念，更是对具体自然生态的审美体验和生态命运的表达，而且是把人与自然作为共同主体整体性地建构的“家”。

生态诗歌中地方感的重构，在生态写作中既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精神性的归宿。沉淀于一个地方山水地理中的是历史文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这个地域人的生活。因此，生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界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把环境和人二元并置的表述，现代生态观念应是把人和自然放在一个生态整体中观照、考察。同时，生态也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是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万物共生、动态平衡的状态。因为是整体性的、动态的，我们的生态写作视野，既可以回到对生态变迁历史的追忆，也可以呈现当下矛盾变化的状况，更应当由地方感的构建指向另一种未来的可能——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梦想性”想象，从而成为以语言建构的精神性的家园。所以说，生态诗歌，是“诗意栖居”的诗歌，也是指向未来的诗歌。

“生态诗歌”不是个人的向壁虚构和玄思冥想，它应始终以大地之上的生态实践和变化为写作基础，致力于表达人与大地重新建立的心灵联系和生命整体场域，指向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梦想”，并以向伟大的古典自然诗歌传统致敬和承继发展的姿态，持续探寻当代中国生态诗歌前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