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点与焦点

李俊杰：刘老师您好，2022年是您从事学术工作的特殊时间节点。1982年，您的第一篇论文《小诗试论》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距今整整四十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我们一同回到作为起点的“1982年”，请您谈谈是怎样的契机，促成您以这篇文章进入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坚持了整整四十年之久。

刘福春：好问题！这真的应该说一说。我是1980年2月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几天后分配到现代文学研究室。前几天我还翻过日记，刚到现代文学室的时候我写了这么几句：“自己不想做研究，可毕业分到了研究所（当然这是好的）；自己对现代不感兴趣，却搞上了现代的研究。”我到文学所的时候，脑袋里边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研究。当时我是分配来的，觉得自己是比较对口的，我在学校里一直想当诗人，到了文学研究所还是想写诗。结果没想到要做研究，而且做现代文学研究。我当时对研究不大清楚，对现代文学研究更不清楚，就这么进来了。

现在想想，觉得有的时候改变一下，可能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但总的来说我没有改变——我喜欢诗，最后选择的方向也是研究新诗。从写诗到研究新诗，还是做了改变。另一个改变就是从一般的研究到后来专门做文献。我能够专门去搞资料，那也是之前没有想过的。但是我觉得“资料”确确实实成全了我。

如果我那个时候还一直写诗，那可能不会走上搞资料这条路。我在学校写诗，在我们班还号称“小诗人”。但那时的阅读质量不行，能读到的最好的就是李瑛的诗。应该是1979年底我才读到了一本《今天》，食指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读了真的是一震。到了北京才知道世界之大，才发现我的创作根本不行，毕竟是吃“草”长大的，所以改变成全了我。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尤其是做研究。文学研究所分配我给唐弢先生当助手，唐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有人劝我研究鲁迅。有一次我们单位的科研处处长专门找我谈话，他说“这样好的研究鲁迅的机会，你不用你干什么？”那时候就表现出我的固执：我就是喜欢诗，我要研究诗。

李俊杰：您说的“固执”，现在看来是难得可贵的“坚持”。您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才开始接触学术训练和学术工作，您最早受到的学术训练是什么样的？

刘福春：我当时真是一个空空的状态，或者说没有带一件行李、没有任何负担进入了文学研究所。当时连唐弢是谁我都不知道，不像后来你们都读过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到了以后有这么几个训练对我来说很重要，第一个就跟唐先生有关系。现代文学研究室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要去读原始报刊、原始资料。到了现代室后，樊骏找我谈过，他没有要我读什么书，这也养成了我的一个“坏毛病”，我从来不要求学生看什么必读书，我说书都应该读，读得越多越好。

现代文学研究室就是这样一个风气，刚来不大鼓励写文章，当然也不是反对，就是要去读原始资料。这一点给我带来的收益非常大。文学研究所的资料非常丰富，特别是现代的刊物。我就确立了一个目标，从第一架子开始读，一架一架读下来。那时候没有计算机，我就做卡片，现在留下的卡片有几大箱。我当时下了一个最笨的功夫，把每首诗都做一张卡片，记录诗的题目、作者和发表的刊物。现在看来当时很有远见的是，我还记录了每首诗的第一句，因为我发现同题诗太多了。还有一个就是樊骏先生带我们做的研究述评。

李俊杰：如果说您读那些原始文献和报刊资料是面向过去，而研究述评则是针对新近发生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向进行评述的，您在学术的开始阶段主要做的这两项工作，对您有怎样的学术意义？

刘福春：做述评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之前对现代文学研究不了解，对学科现状就更不清楚了。述评做了一两年后，我对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对整个现代文学界也不陌生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自觉知道的要比很多人多，所以我非常感谢樊骏那个时候带着我和比我早来两年的张建勇做述评。樊骏的要求很简单，当时文学所大部分与文学相关的报刊都订了，我们俩就在资料室里读报刊，与现代文学有关系的文章都做一张卡片，重要文章要做提要，每一年我们俩做的卡片能装满满一卡片盒。这些做好的卡片送给樊骏后，他归纳分类形成系统，当然除了看卡片，重要的文章樊骏也要读。

讲到樊骏，还有一个“传统”不能不提。述评是樊骏带领着做，初稿由张建勇和我来写，文章的大纲和很多发现都是樊骏提出的，也是他最后定稿，但文章发表他署名一定在最后，而且用的是笔名“辛宇”。这个“传统”到现在我还一直保留着，跟学生合作，我愿意把名字署在最后。

《小诗试论》对我来说是一个开始，也是我原始报刊阅读的第一个收获，初稿完成于1981年3月。我在原始报刊的阅读中读到了很多“小诗”，又发现似乎还没人研究，于是就想写一篇文章。文章的初稿我先送给现代室的主任马良春，之后又请唐弢先生看，很快唐先生就看完并提出了意见，主要是架子太大，论证不易充分。后来听唐先生夫人说，唐先生刚开始看还不断说好，可越看越觉得差。这篇文章前边主要是梳理，到后面的辨析，漏洞和不足就明显出来了。文章虽然没有写好，但我体会到了原始文献的阅读和独立发现的重要。

文章修改了一下我又拿给樊骏看。我记得樊骏好像没有像唐先生那样提出文章本身的问题，而且还推荐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不过有一点印象最深，就是当时我的文字上经常用“因为”“所以”，樊骏就说我是不是日语学多了，总是“ですから”。樊骏的这一提醒非常重要，后来我每写完文章都要再看一遍，把能不用的“因为”“所以”全删掉。

李俊杰：所以说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一方面是出于您对诗歌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因为和唐弢先生、樊骏先生这样的大家，有学习和合作的关系，才能够有较快的学术成长。后来在您的一系列研究中，您认定了一个目标，要将新诗史的史实做清理和辨析，将新诗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澄清和说明，将新诗的“家底”和“现状”做整理和保存。那么您从事的第一项系统性、规模性的新诗整理工作是什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刘福春：第一个系统性整理工作就是《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编撰，开始于1982年前后，这是文学所一个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丙种中的一种，有小说、散文、期刊等目录。小说等都是集体完成，当时因为自己本来就喜欢诗，也不清楚其难度，初生牛犊不怕虎，就一个人独自承担了。

做这个项目给我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系统地掌握了新诗集出版的情况。因为项目要求必须记录每本诗集的细目，我只能去翻原书。我先把文学所图书馆里的诗集找来抄录，也是做成卡片。抄完了就去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那时候在柏林寺，查阅原书很方便，我记得冬天还生一个火炉。还有首都图书馆，那时在国子监，它藏书的地方和阅览的地方离得很远，所以管理员希望你一次多提几本书。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情，我就开十几到二十本书单，工作人员给我一下子拿来，抄录的速度加快了很多。

还有北大图书馆。文学所的前身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以单位有馆际借书证，我每次就拿着这个证去北大看书。我查阅的都是诗集，大多很薄，没收多少首诗，提出来的书一会就抄录完了。记得有一次我提了几次书后管理员有点烦，就说“你要这么多！自己进去找！”虽然是被训斥，但那一次可以算是最让我快乐的寻诗之旅，后来去看书真希望那个管理员再发一次火，可惜再也没发。

李俊杰：这一项规模性的收集整理1989年的时候在前郭县印了一个内部资料，1993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项工作用了多长时间？在其中您发现了哪些学术问题？您现在的许多学术研究都与此相关，请您谈一谈。 

刘福春：当时把北京的图书馆查完了我又去外地继续找，大概共跑了50多家图书馆，是地毯式的搜索，1985年前后搜集工作基本完成。原本是这个项目的每一种书目都单独出书，后来出版有了问题。1989年我先印了一个小册子，这就是你说的《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是我的家乡以中国新诗研究中心和前郭县文联的名义印的。后来福建教育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书，但必须合在一起，这就是1993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我所做的成为其中的诗歌卷，到2010年才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单独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实际上这一诗集书目的编撰工作直到现在我仍然在做，不断地在增补和修订，但集中精力的工作是在1985年之前，大概用了四年的时间。

在搜集过程中我遇到了好多问题，比如有些诗集没有出版时间，有的诗人出版诗集用了不同的署名，还有我想了解这位诗人是否还出过其他诗集等等，于是我就开始了与诗人的书信联络，幸运的是那时候许多老诗人还健在。最早的应该是1982年写给汪静之先生的信，请教有关诗集《绮梦》的事，很快收到了汪先生的复信，这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信就越写越多。

诗集的查阅（包括报刊等原始文献阅读）和与诗人的联系，首先让我完成了《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编撰工作，而且我自信要比其他的同类书目做得好。此外更重要的，就是你讲的现在许多学术研究都与此相关。这不仅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是可以真正走进新诗的历史，发现问题，增强问题意识。正是这些原始文献的阅读，修正了很多以往研究成果里边的结论、史实，你会发现新诗的历史原来那么丰富。我后来撰写《中国新诗编年史》的一个原因，就是感觉一些新诗史著作把我读到的那样一个丰富、复杂的诗歌史简化了，所以我想尽量还原它的丰富和复杂，而这部书的完成更是依靠那些原始文献的阅读。

二、独特的路径与亲密的合作

李俊杰：在做新诗编目的过程中，您实际上开拓了今天看来非常有文献学和学术价值的几个路径，尤其是书信、目录学、史料辨析这几个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田野调查式的搜集过程，它既是深入图书馆，也是深入诗歌现场，和诗人直接对话。今天看来这样的一些文献学的努力都是有价值的。今天若能够发现一点新的材料，或和文学史现场的人有对话的机会，很容易就能获得写作的契机。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样的坚持和努力一定程度上是与当时的凸显思想的学术取向的整体状况有点格格不入。

刘福春：你讲得对，这些田野调查很有意义，还不完全是成就了我的一些研究，有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其价值。我们评价文献整理的意义常常会说填补了“空白”，其实有些文献的重要性更在于是“后无来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史料整理有一个词是“抢救”，那时“抢救”下来的一些文献我们现在能做吗？机会没有了。我有幸参与一些“抢救”工作，更敬重那一批投入文献搜集整理的学者。遗憾的是，对这一工作及其成果的评价并不高，正像你说的，与当时的凸显思想的学术取向的整体状况有点格格不入。那时候还不叫“文献”，也不叫“史料”，叫“资料”，用那时候的话说是“搞资料儿的”，能坚持下来不容易。

当然那时的史料工作也不是没问题，实际有些参与者自己也没有看重这项工作，成果不少都是“研究”的副产品。这促使我有了文献整理的“专业性”思考，也力求所做的成果更“专业”一些。比如我所做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与其他几种书目是不完全一样的。其他书目大多是将原书目录抄录下来就完了，我是基于原书目录对着正文进行校勘，目录与正文有差异的用注释注明，组诗或“诗几首”、“外一首”等都要录入作品的具体篇名，并不是原书目录的直接复制。有些诗集缺项，没有出版时间或出版单位等，我都依据我和诗人们的通信或其他资料补上并注出资料出处。可惜我这些努力在已出版的书目中没有完全体现，编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时因为体例要统一删去了注释，知识产权出版社单独出版时也没有要求修订。

李俊杰：您的学术编著工作有很多是和别人进行合作的，比如和马良春、谢冕、牛汉、林莽等都有合作互动关系，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但您又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您能不能谈一谈如何在这些集体的学术工作当中，在突出自己个性的同时服从集体大局？这应该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刘福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正像你说的，我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好在与我合作的都是亦师亦友，都能包容我，这也助长了我的个性。

跟谢冕老师的合作是最愉快的，我们俩相同点似乎特别多，好像不用坚持什么，或者坚持了也表现不出来。编谢冕老师的编年文集的时候，我主张一字不改并将能找到的文章全收录，谢老师表示同意，实际上还是有难处的。谢老师后来写了一篇《我只想改一个字》，痛心当年的文章中用了一些“匪”字，很想改掉，但最终没有改。

谢老师有篇“文革”时写的文章，当时没能发表，留下的是份清样。我将这篇文章编入了文集，谢老师也没有反对。这很了不起。许多文集对过去正式发表的文字都回避，而谢老师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值得敬佩。

与牛汉先生的合作也是愉快的。编《牛汉诗文集》时，牛汉先生除了提出以最后的修订版本为准收录，其他都听我的。我是真正的主编，需要的资料都给我，完全信任。牛汉先生的要求必须尊重，作品按最后的版本编入，但我为每篇作品都做了题注，注明作品初刊、初版、再版和修改等情况，这也算体现了我的个性。

李俊杰：您编了很多诗人的文集，《牛汉诗文集》之外还有《曹辛之集》《冯至全集》一、二卷等，编这些诗文集给您的新诗史研究带来什么积极因素？

刘福春：那当然有了，这都是重要的诗人和批评家，把他们的作品进行细细地梳理非常有意义。而且我编文集总要把每篇作品的初刊的时间、报刊，初收入哪本集子、有没有删改这些信息用题注注出来，这么做下来对作者一生的经历、创作就会有一个总的把握。像给谢冕老师做完编年文集，我对谢老师的认识和理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些时候我和李扬写了一篇研究谢老师《在新的崛起面前》的文章，探讨了谢老师写作《在新的崛起面前》跟他早期阅读的关联问题，这就是编谢老师文集时发现的。谢老师在中学时代特别喜欢后来被称为“九叶派”诗人的诗，像唐湜、辛笛的诗。联系起来看，谢老师的审美是一以贯之的，对谢老师来说《在新的崛起面前》并不是突然地“崛起”，只不过在之前被压抑了，或者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到了1980年机会来了。很多人和谢老师不一样，像章明，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写诗，可到了1980年前后很多诗读不懂了，是真的读不懂，因为过去就没读过。就像我当初接受的，“诗是投枪，诗是匕首，写诗啊就是战斗！”除了这样的其他都不是诗。

李俊杰：在四十年的新诗研究工作中，您既有新诗史的研究成果，也有新诗文献的收藏，都可谓蔚为大观。现阶段，您的学术重心是什么？可以谈谈您自己的诗歌审美观念吗？ 

刘福春：积累那么多年，我想对文献有更系统的整理。要做的还很多，比如书目我一直还在修订，一个是《中国现代新诗书刊目录总汇》，也就是前面说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还有《中国新诗书刊总目》，2006年出版后一直也在增补，我想到2020年做成中国新诗出版100周年的一个完整的目录。《中国新诗编年史》也在修订，可能的话我想修订之后做一本《中国新诗图文史》。

我收藏文献也需要整理，太多太杂，借用穆旦的诗句就是“丰富与丰富的痛苦”。我的学生帮了很多忙，但有些只能我自己来整理。

至于我的诗歌审美观念，我写过诗，也一直与诗歌创作界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都影响到我的审美观念。我的审美情趣是很宽泛的，奉行的是好诗主义，能让我回味、打动我的诗都喜欢，能使我一震的就更好了。我非常喜欢柳宗元的诗句“独钓寒江雪”，开始是欣赏诗的境界，渐渐又悟出其中的诗学意义。如果说我的审美观念，也可以用这五个字来表达。

李俊杰：您跟唐弢先生、樊骏先生的交往，给您奠定了这种学术气质，再到跟谢冕先生、牛汉先生他们这一代人交流，又构成一种学术精神，能不能谈谈对您影响深刻的先生们？

刘福春：你的提问让我想起了很多诗人的名字：臧克家、卞之琳、金克木、张志民、蔡其矫、曹辛之、杜运燮、绿原、郑敏、张默、袁鹰、邵燕祥，当然还有你提到的四位先生，太多了，每一个名字都是温暖的。我能走到今天是与这些名字分不开的，他们给予了我实实在在的帮助，将许多珍贵的文献送给了我。说到影响那是太多了，有学术的，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如何生活、如何为人吧，其实学术本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热爱、坚守、包容、认真、信任、快乐，这是我与先生们接触所感受到的，也是努力要学会的。你这个话题我也是经常想，但回答好很难。今年是谢冕老师90华诞，《诗探索》为谢老师开设专栏要我一定写一篇文章，我不能不写。我对谢老师还是很了解的，但写了很多文字总是不满意，觉得写得不到位。谢老师给予我的太多，需要重新来思考。

三、编年史与文献学

李俊杰：《中国新诗编年史》是您影响力巨大的学术著作，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2013年3月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您曾经用过一个表述叫编了30年。《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以后有很多相关的笔谈，也有学者对它进行评价。谢冕老师评价说这里面是有非常深刻的学术含量的，它是学术著作而不只是一个工具书，我也认为您在“选”与“组合”上，有独到的学术思路。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写作如果从我做的第一张卡片算起，起点应该是1980年或者1981年，原始文献读得多了渐渐就有了撰写编年史的冲动，到完成用了30年的时间。出版后学界对这本编年史整体评价不错，多数的评价还是看重我在资料上所下的功夫，并视为一本工具书。正像你所讲的，谢老师认为有非常深刻的学术含量，是因为认真读过，谢老师的《中国新诗史略》中就引用了一些。我是想把这本编年史做成问题史，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问题，而撰写本身的问题也不少。大事记和编年史有无区别？区别又在哪里？还有你提到的“选”也是编写中所遇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料都写入编年史，必须要有所选择。我担心因为我的疏忽遗漏了可能最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又害怕因为我的选择遮蔽了书刊的原貌。于是我制订了这样的选收原则：一是重要诗人的作品和被公认的作品优先收入，二是报刊头条刊发的作品和报刊重点推出的作品优先收入，后者是想以此来呈现该报刊的基本倾向。

为什么我说《中国新诗编年史》做了30年是优点又是局限？优点不说了，局限是30年的时间跨度太大，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又不可能对早期查到的文献重新再去阅读，对史实的处理会有差异。如果现在重新做《中国新诗编年史》，翻译诗肯定是要放进去的，因为我现在的理解是不能简单地将翻译诗视作外国诗，实际上它是汉语诗歌的一部分，和创作诗共同参与了中国新诗的建设。还有好多作品也没有放进去，只是提到了篇名，重做也一定会加进去。所以有人称赞《中国新诗编年史》做了30年，我觉得很多问题也是由于做了30年。

李俊杰：《中国新诗编年史》蕴含着巨大学术独创性和生命力，您作为编者虽没有站出来说明自己的任何意图，却通过客观史料的组合把学术意图隐藏其中，是一种文献学的创造。您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献学？它的发展方向、困境何在？

刘福春：我有一个比喻，我是一个厨师，做出的菜好吃就够了。理论的探讨不是我的长处，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谈文献很多都是“到经验为止”。到了四川大学以后，四川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二级学科，我要开课，不得不关注和思考文献的问题。我考虑最多的是现当代文献的特殊性，与古代文献的区别及整理方法的区别等，可能的话，我们学科团队会合作一本符合现当代文献特性的理论著作。我希望你们年轻人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我真是力不从心，如前面所说这不是我的长处，兴趣也不在这。

2017年在北京我主持过“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中的问题与方法”讨论会，参会人员都是从事文献整理相关工作的。会上围绕一个人的主题发言来讨论具体的问题，廖久明做主题发言。那次讨论的很好，但最后达成共识还是有困难。最近廖久明又写文章讨论现代文献整理中的标点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小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这是现代文献整理都会遇到的问题，如果不是疫情真想再开一次那样的会，不要都交论文，也不轮流发言，就集中讨论一个具体问题。

李俊杰：尽管您自谦在理论方面兴趣不大，但是我知道您还是在以独创性的角度进行文献学理论建设的相关工作，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来到四川大学后，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方面主要的工作？

刘福春：除了上现代文献课，我和李怡老师合作影印新诗集的工作一直在进行，至2021年已出版3辑共120册。此工作计划编收1949年12月前出版的新诗集千余种，按诗集出版时间分批影印出版。现当代文献与古代文献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纸张和印刷方式不同，二者受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再不重视现代文献的保护和整理，它们就会彻底消失掉了。所以好多年前我就提醒“历史正在消失”，这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纸质文献破损无法阅读，另一个是当时的参与者、亲历者这些“活文献”相继离世，亟需我们重视和“抢救”。“抢救”也有两种：一个是原生态的保护，再就是再生性保护，影印和数字化属于这个范围。

再生性保护也有一个“专业性”问题。比如我们影印新诗集，很重视诗集封面的完整，而有些影印或数字化的诗集见不到封面，或者印得很小。文献的完整是文献整理基本的“专业”要求，而且封面能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也是现代文献与传统文献的一个区别。现代书刊文献首先遭破坏的是封面，特别是文学书刊封面。图书馆为了宣示所有权先要盖章贴标签，流通一阵之后又会护上一层硬纸再来一次保护性损坏，因此找到一本好的诗集封面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影印诗集的时候有时是用几本破损的封面拼凑成原封面，尽量保持诗集的完整。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讲，不改原始文献，保持文献的完整是“专业”要求，整理者不要做“有没有用”这样的价值判断。我工作了40多年，许多我们现在认为重要的作家和诗人都没有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编选的研究资料里。所以做文献一定要完整，不能改动或删掉。现在网上很多书没有封面，有些广告也看不到，大概是整理者觉得这些不重要就删了。还有报纸中缝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很多也被删了。

李俊杰：广告还牵扯文学史的最初评价，那里边的一两句的评价和文学史的建构有重要关系，其他如定价、版权信息、出版时间等，每一个信息都是很重要的参照。所以现在许多文献工作仍有缺憾。

刘福春：缺憾有很多。文献整理应该更“专业”。

李俊杰：您近期“寻诗之旅”系列文章中既以通信展示文学现场，又利用文献澄清历史问题。能否谈谈您理想中文献类学术文章应该是什么样？

刘福春：撰写文献类文章需要多下些功夫。这两年我特别推崇段美乔，她的《版本谱系：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以〈日出〉版本谱系的建立为例》和《文化生活版〈日出〉“版次”》写得很好。她原本不是专门研究曹禺的，但要做就潜下心来花几年的功夫做得扎扎实实，这才是文学研究所这样专门研究机构的人应该做的。最初段美乔和我通话，问我这样做是否有意义。我说当然有，你就大胆做吧。曹禺的《日出》一共有28个版本，她找了27个进行对校，发现了好多问题，把之前曹禺研究的很多结论都推翻了。我希望多出这样的文章。

李俊杰：请您为您的学术工作总结几个关键词。

刘福春：我觉得“快乐”最重要。我能够坚持到现在就因为在其中不断地感受到了快乐。学习是快乐的，快乐是需要学习的。我最不喜欢的词就是刻苦学习，苦就别学了。“先苦后甜”也可能会有，我不大相信一个感受不到学习之甜的人会有一个快乐的终点，怕的是苦吃得太多无法感受到后来的甜了。快乐的重要也不是我的发现，孔夫子早就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术很重要，就是能够滋养我们，让我们丰富，让我们快乐。

第二个关键词是“坚持”。坚持不是刻苦，是要专注。谢冕老师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是一种精神，是热爱、敬业、求精，是持之以恒。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最好。从热爱开始，目标既定，永不放弃，并将其作为一项“快乐的事业”。

第三个就是“缘分”。我相信“缘分”。我就有“书缘”，想看的书几乎全能找到。北京潘家园有旧书市场，我原来住在劲松，离那就不远，后来搬家竟搬到了潘家园，你不常去都不行。当然“缘分”也需要积淀和等待。去年我写了一篇有关沈从文的文章，其中推断一本诗选不是沈先生所编，理由很充分了但仍缺少一个直接的证据。我总是找不到，又觉得应该有。今年元宵节我向远在美国的邵华强兄请教，我们微信聊天，忽然他记起早年所作的《沈从文著作集系年编目》手稿沈先生曾审阅并作有批注。我说快去找，果然他发给我了一份直接又有力的证据，文章在那一天完成了。所以有时候不要急，有缘千里来相会。

李俊杰：最后能否谈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现状和展望？

刘福春：现状了解一些，但不一定准确，展望就不敢了。我的看法，现在文献实际上有点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做文献，或者所有人都能做文献，这是值得考虑的。还有应该加强文献整理的专业性，建立必要的规范，建立学科的评价标准，这有助于学科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