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想到浙江的东海与新疆的天山，想到海洋文化对江浙文化的影响，想到以天山为主，沙漠、绿洲对新疆人的潜移默化。因而从地域的角度来说，东海之滨，黄海之侧的浙江是水乡泽国的海海世界；位于中亚腹地的新疆则是一片远离海洋干裂缺水之地。海为龙世界，云乃鹏家乡。一方水土一方人，一片地域一处诗。一边是秀丽温婉的江南，一边是剽悍粗旷的塞外。浙江诗人的诗里多水意多柔媚，这种多恰恰是新疆诗人的诗里所缺失的一面，而新疆诗人诗中充盈的东西也是浙江诗歌需要借鉴的元素。因此这种对话交流非常必要，也十分有益。不仅是一种补充学习，更为我们的写作另劈一条蹊径，另生一只眼睛来重新审视、认清我们的写作，使我们的写作更有效，更能切中诗歌的本质。天下诗人皆兄弟。对我们写诗的人来说，诗人这个词是个美好的、温暖的词，因为人最好的样子应该是诗的样子，是诗人感受到诗意的样子。让我们敞开自己，如无话不说的兄弟一般，来彻谈诗歌，磨利诗笔，写出我们梦想的诗篇。

学术顾问：沈苇 彭惊宇 郁笛 江离 霍玉东

发起人：卢山 尤佑 余退 北鱼

参与诗人：尤佑（浙江嘉兴） 余退（浙江洞头） 北鱼（浙江杭州） 林宗龙（福建福州） 王静新（浙江洞头） 萧楚天（浙江杭州） 赵学成（江苏南通） 老点（新疆阿拉尔） 董赴（新疆阿克苏） 吉尔（新疆库车） 卢山（新疆阿拉尔） 刘二伟（新疆阿拉尔） 曹戊（新疆乌鲁木齐） 王世虎（新疆乌鲁木齐） 耳南（新疆阿克苏） 肉孜·苏皮（新疆阿克苏） 拓野（上海）

主办单位：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联、浙江温州市洞头区文联、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作家协会、浙江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1、诗人沈苇有从江南到新疆、又从新疆回到江南的履历，他曾说：“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你如何看待当代汉诗中的地域局限与无限？

林宗龙：我一直觉得，在汉诗的谱系中，所有的定语和后缀，都是它的局部。或者我们永远都无法触及到它的整体，就像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我们只是作为一根渺小的芦苇，去感受那不知从何处吹过的风以及照射进来的光。“地域”作为汉诗写作的局部，它可以让我们去触及到汉诗创造中的某种边界，这种边界，一定是随着诗人的心灵和感受深度，不断在扩大和蔓延，这或许就是它的无限性。而如果过分强调它的地域性，而忽略了诗歌里情感密度和认知广度，导致“意”与“义”之间的错位，很可能就产生某种局限。

肉孜·苏皮：诗歌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只不过地域性对诗歌的影响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由于诗人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表达方式，写作风格的不同，一个区域所孕育出的诗人也不同。所以说，不同区域孕育出大不相同的诗人。我认为，地域是给予诗人灵感的子宫。因为，地域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因素，地域从来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诗人所生活的地方会决定诗歌的地域局限，如果一个诗人思想被地域习惯所限制，其写出来的诗歌自然就有地域性。当然，有很多伟大的诗人，胸怀宽广，其思想可以影响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自然也就有了我们所说的无限性。其关键，如何在常见的书写领域中展露出不一样的特质，如何将个人化的经验与情感通过艺术转化生成独特的诗歌文本。

董赴：地域、风俗、语言和视界的汇流与认同，产生诗群、圈层、文化的濡染自足，由此不免带来孵化机制的片面及文本模式的局限、苍白，甚至缺乏争鸣的勇气。网络自娱的狭隘，群体习性的浅尝辄止、点赞者的捧杀、话语权共享的矜持；并不能取代来自北岛、食指、顾城、昌耀、杨炼、章德益等“影像的怀疑者，词语的坚定信仰者”(韩子勇）的果敢煅造。资讯滥觞的撷取，思想星空的浩荡、无穷幻象交织的经纬、新鲜的草根的攫夺、深入骨髓的涤荡，回归家园的执念、旷野里无拘无束的啸吟、民间涌动的悲悯良善，才能真正回到“诗歌最初的模样”。

尤佑：我理解的地域性更接近本地特点。诗歌一定有本地特点，因为即兴、习性、语言环境、人性都与时域相关。沈苇厌倦的“地域性”是标签化、坐标式的、民族化的陈腐之物。这也是地域性或诗人本身的局限。真正的地域是突破时空的心灵诉求，它可以偏狭，可以辽阔，可以收放自如，但一定是自由。前不久，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短频区间探测”现场，设备简陋至极，只有一根电缆接着一个旋转的铁骨支架，支架上有一根避雷针似的东西。我探问操作员情况，他平淡地说，这家伙可以测定不同区域发出的电波。不知他的回答是否敷衍，但我惊诧之余感到神秘。那虚无缥缈的空中幻化出无数的信息。如今，真正局限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消解在每个人对本地性和人性的接触之中。而人对生活的感知和想象则构成了地域的无限。

卢山：我为存在发言。我的存在就是我的风格。地理位移的转变、风俗环境的变化，势必会对一个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山水、人文、风物、经验都会促成新的视野、刺激新的体验、形成新的诗歌美学。当然，这也与诗人的敏感度和吸收能力有关。我曾在西湖的宝石山下工作过几年，被江南山水人文豢养教育，诗歌里流淌着缱绻愤懑和湖光山色。评论家赵思运老师指出，“《宝石山居图》是典型的江南文化地理，却又镌刻着卢山独特的精神纹理，浸染着极具个人色彩的生命体验，这是属于卢山一个人的‘宝石山居图’。”从宝石山来到天山，从西湖来到塔里木河，被辽阔的塔克拉玛干收养，我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人沈苇说：“新疆是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新疆是中国唯一一个具有世界文化融合的地区，塔里木这片土地太丰富了，太辽阔了，也太动人了。我要交出怎样的诗篇？它的寂静与辽阔，神圣与庄严，都深深地征服了我。有时候我大言不惭地问道，国内哪一个诗人能和我相比，你看看我拥有塔里木河与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种气场和能量，唯有李白和王昌龄可以一较高下。一个诗人要有把地域的“局限”变为“无限”的能力。大地赋予你能量，关键是学会接收这种恩赐。如果我再次回到江南，我该如何写作？我甚至不会写作了。蹲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写作，与行走在戈壁滩和胡杨林里的写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世虎：对于地域的局限和无限，我想我们首先要考虑清楚什么是地域？从我们的出生地、长期居住地以及游历过的山河，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身上的地域性，这种影响或深或浅。诗人沈苇说，他厌倦了做地域的二道贩子，这是有意识地思考和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写作历程的某种体现。在当下大多数诗歌写作者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而一些写出过优秀诗歌作品的诗人，也常常停留此间，止步不前，成为了地域文化的代表者。而往往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一往无前，冲破地域的枷锁，为自由、爱、美和真知而作，再冠之以意象、回忆和赞美之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的灵性是我们写作开始的根源，这是无可质问的。愿我们在写作的平行世界中，都拥有无限的禅思和虚构。

老点：沈苇老师是我的诗人兄长、诗歌榜样，他的写作为我提供了一种诗学的维度与借鉴。我和他相似，同样是从内地流落到新疆的人，写作同样要来通过这个地域的隧道。其实，人出生就带着他的地域性，他的家庭，他的地方，他的民族，他的国家，甚至他的星球（如果一个人从外星球来到我们这里，他的眼光肯定与我们不同），可以说你从那里来，经过那里，你携带的记忆、文化、经验直接或简接地在你的表达中映现出来。可以说地域性占据了一个人大部分的经验，对我们至关重要。一个人没到过冥王星，如果让他表达这颗星，他只能通过想象。然而，虽然我们的出生不同，经历迥异，我们的肉身一样，血液一般红，都是在地球上活动的生物，那种对爱与寂寞，悲伤和恐惧的感受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相同。也许，我们外表上看似有着文化、身份、民族之别，但我们的内心、向往确是共同的。因此，我们只能看见问题，认清问题，追根问题才能化解问题。地域的局限和无限问题说到底也是一个人的眼界目光，襟怀见识问题。境界大于技巧。为什么那些大艺术家，大作家顺手写下的一纸便笺都那么美，杜甫从早期 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境界变了，还有苏轼，到了晚年，他的诗书画三才皆成，这样的例子更有米沃什，沃尔科特，弗洛斯特，他们无不是从地域出发，又打破地域性，超越地域性，鸣唱出人性永恒之音的诗歌大鸟。也有借住地域之壳，写出人类共有意识的大作家，如咱们的莫言，美国的福克纳等。因而，地域性不是问题，写作者的个人心灵才是问题，“文学无边无际，它存在于一个人之中。”（博尔赫斯语），如何让我们更敏锐，更深邃，更开阔才是问题；怎么让我们如何大又如何小地看待我们的生活才是问题。

刘二伟：与关注地域对人和诗歌地塑造相比，我更在乎现实是如何击中一个生活于斯的人。与个体体验的独特性相比，地域的万象经一代代人的赋意、赋能，已被层层包裹、层层茧化，先期抢占了语义和感受的一个个制高点，弱化甚至剥夺着我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我们见过部分西部的诗歌，里面丢满了地域性的词汇躯壳，他们在有意识地去标识地域中，丧失着自我的感知能力，我想这就是我认为的地域局限，这是我一直在防范的陷阱，这也是我更关注诗歌的现代性表达的原因，更注重重新梳理面对自我与现实景物事物的关系，摆脱那些意义的躯壳，重新去挖掘新的表达可能，在更广阔的语言和生活空间里将地域重新开垦成“处女地”。

吉尔：我认为地域的局限性是不存在的，局限是诗人给自己的局限，而非地域和诗歌本身。如果说地域写作局限了什么，那么是人自己筑起的思想、认识、形态自我的藩篱。我们都在写自己熟悉的，都在写“生活在那个地方的我”，那个地方的性格必然存在。就像东北的诗人会不断地写雪，江浙的诗人写到雨。他们会写黑龙江、西湖，我们会写天山、塔里木河一样。但诗人如果刻意地把自己放进地域写作，而不是在地域之上写作，也可能会陷入“地域”。

余退：“生于斯长于斯”，地域作为空间的存在，有着强烈的惰性，对人的性格和差异性文化的形成有着生生不息的影响。谈论汉诗中的地域性，实质上讨论的是地域文化与现代汉诗的互动影响。我想诗人沈苇说“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有着对地域原生性的内在要求，他是希望能够不只是所在地域的“养子”。对于我个人而言也一样，因为生活在海边，总是容易写到海洋，进而自觉地将海洋作为写作的一部分。“地域局限”其实更多表现的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它因为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不同而具有它固执的一方面。但是因为经历漫长的时间，它本身又自洽而显得是丰富无比的。就像妈祖信仰一样，妈祖慢慢被奉为“海神”，本地海泥陶器创始人想建一个窑口时，他想到的窑神依旧是妈祖。只是城市化对地域性的冲击是巨大的，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已经很小，其背后的价值观更是日趋统一。目前而言，拥有边疆的人依旧是幸福的，有未被破坏殆尽的海和天山的诗人是幸运的，这是一种得益于天然的赐予，因其独特性多少还保留着。

赵学成：这个问题我谈到过，这里直接复制吧：一个写作者应该如何与他身后的那片土地建立起一种血肉联系，并让这种血肉联系在风格和美学的演进中显现为一种关涉自我与存在的命运？当下诗学讨论中频频被提及的“地方性”，在我看来有一个容易引发谬误的暗示，那就是似乎这个“地方性”只是提示和申明了一种对某一个地域的精神皈依和心灵扎根，只是单向度的投怀，把自己种在那片土地上，却往往忽视了诗人头顶还有一片天空，以及外面更浩瀚的宇宙。中国诗歌界的“地域性写作”，很多时候就很不幸的沦为了那种小家子气十足的自足与自恋的乡绅式写作，还拼命自诩在书写什么“地方志”，同时还喜欢拿福克纳和莫言来鸣锣开道。这其实是挺可笑的。在他们眼里，约克纳帕塔法县就是约克纳帕塔法县，最多再添加一个历史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简直几乎成了物自体——他们就是这样理解福克纳的——为什么就不能是美国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世界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宇宙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时间洪流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死者眼里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眼界（可能还有天赋）决定层次，世界始终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以诗为一个地方立传、树碑，或者问路寻乡、还乡，既不是要一头扎进某个谵妄的乌托邦里顾影自怜，也不是在一场自以为宏大的招魂仪式中顾盼自雄，或者完全被它吸附进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影子或者桃偶，而是勇敢置身在历史的倾覆现场，以见证者与建构者的精神姿态切入对时代与现实的理解之中，唯有如此，诗才可能是有效的。显然，搞文化投机、贩卖情怀，与此是背道而驰的。“地方性”倡扬的“扎根”伦理，所谓精神地理，所谓心灵籍贯，其意义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但还应该始终将它置放在诗与现实（时代）的关系框架和结构中，赋予它繁密的肉身纹理和宏阔的精神视野，而不能成为作茧自缚、自造牢狱的借口。

拓野：地域性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基点，但除了这个基点外，我们或许更需要一些系之于这个基点的一些别的东西。我自己的经历是从合肥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上海，也算游走在东西之间。沈苇老师的话，我印象中是我的朋友佳桑很喜欢的一句。佳桑是一个云南的彝族诗人。他的诗在17-18年几乎和地域性无关，更像是童话诗。而19年-22年，他开始处理自己身上的一些地域性的因素。写了很多有关观蟒山和身边亲朋好友的诗。他的公号甚至就改名成“观蟒山”。观蟒山其实是和他精神气质蛮切近，但距离还是有一些的一个地点。他观“观蟒山”，借“观蟒山”的“观”，再观别的东西。的确是地域性，但绝不仅仅是地域性了。

北鱼：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地域对诗人品性和诗歌风格的影响，大概也是因为此时此地的山与水，以及山水蕴育的、先于诗人存在的地域文化。因此，我觉得，应该将“地域性的二道贩子”尊称为“地域文化的采撷者”，而最终采集到什么样的诗，则取决于诗人本身的仁与智，或者也可以说，受制于为诗人本身的局限和无限。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否假设诗就是诗人和山水相互作用的产物？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汉诗作为语言世界的一块领地，它的地域性也自然成立，并同时伴随有局限和无限的属性。这两种在整体上得以共存的属性，作用到诗人个体上，根据受影响的大小，则产生了多重的差异。就我个人而言，这种地域所带来的影响不算太大，在诗歌题材上或多或少有点，其他方面则切实不多。

王静新：个人认为，地域首先是一个关于时空的概念，是一个客观存在，是诗人无法回避的一种生存场域，它有其局限性。地域对写作的影响表现在语音腔调、事物人情，地域提供了一个写作的原点、观念的原点。很多时候，异域是对这一个原点的脱离，反过来，也是对这一个原点的再认识，从这个角度看，地域是具有无限性的。我相信，此域和异域之间的时空反差，会激发感官的盛放，会触发很多诗意的喷涌。当然，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异域，阅读对观念的更新则更深入。经过观念关照之后，尤其是步入中年期写作之后，或许，地域对写作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写作本身高于一切，地域性只是写作中的一个因素。

2、用几个关键词描述下你生活的地方？这种地域性特征对你的诗歌写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曹戊：诗意的富饶，生活的充实，体态的丰盈。这三组词相应对照的是：我的故乡陇南，读大学的成都，工作的乌鲁木齐。故乡是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地方，我们在远离它的过程中又无限向往回归的生活，每次接近故乡，那种澎湃的诗意便像海浪一样涌过来，击中我。尽管今年回家没有写诗，但我相信诗在等一个契机，因为它的诗意来源足够富饶；成都，在此之前，我生活的全部的归宿地，学生时代的诗歌起源于此，各种美味的食物来源于此，仅此足矣；乌鲁木齐，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地方，特别是体态的变化，今后多年的生活和工作将在这座充满雪意的城市度过，这种可期待的生活就是对写作最好的回馈。三个地方，从南到北再到西，这样的跨度完美更新着我生命中全新的体验，这种体验，体现在诗歌中就是诗歌的内在质地有意无意的转变，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耳南：我生活的地方实在太过辽阔，足够配得上所有华丽或朴素的词语，在这其中，“我”的存在更显得渺小。如果一定要用几个词描述它，可能会是：包容、厚重、希望。它的包容使我能够同时拥有甘南和阿克苏两座西北城市的不同色彩，如果说甘南给了我沟壑与草原，那这里给予我的一定是山脉与深雪；它厚重，历经无数沙尘侵袭，仍然能够在茫茫沙海中巍然不动，并保持坚定的神色，它让我无比敬畏，它让我的笔端正直，让我的写作落在大地上；它充满希望，辽远的天空见证过古道西风，如今，它也容纳着更多的变迁，它会不断向前，而我的写作也将如此。

萧楚天：我现在生活在杭州，我想到的关键词是：古典，雅致，清幽，互联网，未来，城市化。可以说是两组词，而且表面上给人一种天然对立的感觉，但是一旦提到今天的杭州，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是的，杭州就是如此神奇的一座城市，既是东亚古典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之一，也是互联网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之一。上一个给我如此印象的地方是伦敦，在那里这两种极端的相融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我认为那种相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条可行之路，来到杭州之后，我相信杭州也可以做到。人的存在肯定是地域性的存在，生活的模式千变万化也离不开具体时空。我们选择和领受各自的地域性存在，也就选择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同时需要自己去学会的，写作的声音。具体到我个人的写作，我觉得杭州让我开始敢于尝试慢下来，在语流节奏和词汇控制上。在杭州，我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传统也有了新的认识，不像之前长居英国时。当然，我依然有不少扎根于求学西方时的写作题材和灵感，但“杭州”作为一个新的背景，甚至语料库，也在我的潜意识里不断更新我的写作手法，调整我的写作姿态，这种潜移默化我是欢迎的，毕竟是我主动选择了来这里，被这里改变。

董赴：南疆的荒旱辽远之于北疆的雪岭云杉草原，阳光、戈壁、沙漠给予的暖意色彩凸显着蓬勃、热烈、甚至倔犟坚韧的地域生态。数千年角逐、拉据的风云凝固，熢燧、古城象形的碰触，孤岛式的绿洲“距离被无限放大，以至完全抛离了‘受体’和‘听者’”(韩子勇)，孑孓独行的游牧和不为世俗裹挟的旷达，流动的光影，丰厚物产的馈赠，以巍巍昆仑、托木尔峰、龟兹文化的神示与标高，流溢着不可比拟的边塞雄浑和清澈。

林宗龙：我生活在东南沿海的一座城市：福州。虽然我在这边生活有十多年之久并且今后将长期居住在这里，但它确实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情感和写作依附。它对我来说甚至是一种“模糊”的状态。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现实，把我罩住，让我经常有强烈地想逃离它的情绪。所以，每当短暂地离开这里，去往另一个地方，我就能强烈到感觉到进入一种梦幻一般的时空。或许这种隐性的冲突感，让我的诗歌，显示出一种游离、交织、晃动的气息，像火车的汽笛声在旷野中响彻。

肉孜·苏皮：我出生在阿克苏，生活在阿克苏。我在阿克苏初中毕业，考上了巴州师范。三年后分配到和田，在一所希望学校教书整整五年，又回到了美丽的阿克苏。看来，我与阿克苏真有缘！我离开阿克苏，在外那么多年的读书教书，除了孤独，只有诗歌形影不离地陪伴我。作为阿克苏的诗人，我把自己最好的诗要么留在心里，要么写在水上，因此，在我的眼里，阿克苏是水和诗最多的地方。阿克苏真的很美，美得如水！阿克苏真的很美，美得如诗！诗意阿克苏，我一辈子也写不完。我在每首诗里，默默地倾诉着对她的眷恋……

尤佑：我现居浙江嘉兴。毗邻上海、杭州，由此决定了嘉兴的枢纽地位。如果用几个词来描述它，我想是：通达、温湿、平旷、水网密布。我看地域性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动态的，有时甚至是旁观的。长期驻守某个地方，有利于深入了解它；而以闯入者身份审视地域，结论更贴近真相。当然，绝对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我非土著，而是新居民。当我从山水九江迁居杭嘉湖平原，我身上的水性未去，却多了几分甜度。嘉兴给我的诗意，集中在城居者的琐屑和小日子的美好。一组组矛盾让我的写作烟熏火燎、贴地翔集。

卢山：塞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我的写作就是我的履历表。从故乡安徽石梁河畔到成都求学，从成都北上金陵南京深造，再次南下杭州谋生成家，最后又来到新疆落脚，这些年诗歌纪录了生活的奔突现场和心绪的辗转反侧，形成了个人的生命诗学。故乡的石梁河是我写作的起点，我的文字里永远站立着河边上的那棵大柳树；成都和南京宠爱了那个不可一世的白衣少年，誓言和牢骚漫天飞舞；杭州山水安顿了我躁动的青春，并在一地鸡毛的职业困顿中给予我深刻的教诲和温暖的佑护；新疆塔里木为我的生命赋能，释放出了那只被生活囚禁的猛虎，得以暂时的驰骋在塔里木的星空下。感恩于每一次遭遇和相见，这片土地用万里寒光、天山积雪和大漠孤烟来教诲我，让我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成为一个“敢于吃螺丝钉/肯硬骨头”的硬汉。作家周涛说，新疆是自己的情人。地理位移的变化，气候、饮食、习惯等是第一关，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文化认同感。没有大地就没有大文章。我多次在与诗友聊天中说到湖山对人的塑造，我期待可以将塔里木河像围巾一样裹在脖子上，帮我度过这北风凌冽的中国边疆。一年多来，陆续有诗友说我诗歌里的“水分”逐渐被蒸发掉了，意象和主题也更新了，关键是格局和气场有了。这让我感到不小的惊喜和欣慰。一个诗人要不断的自我革命、自我否定和自我突破，否则永远都是一个无效写作的牺牲品。

老点：我生活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塔里木绿洲，辽远、广阔、粗砺、本初、自然、混沌是我想要描述它轮廓的关键词，但主要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大字。脚下的土地可以装下上海、北京像这样的大城市好几个还绰绰有余，简直像把几粒石子装到盒子里一样。还有这里的食物，一端上来就是大盘鸡、大盘鱼、大盘肚子、大盘拌面，更有维吾尔族人烤制的像脸盆子那样大馕饼。人们大块啃羊肉，大碗喝烧酒，乐此不疲。这种“大”直接影响到人的性情，这里的人豪爽、仗义、粗放、心机不深，热情好处，你若久住，必受浸染。在这里生活，你必然感受到人的渺小，尤其是你在与大自然接触中，当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独坐，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特别强烈。在这样巨大的时间与空间中，你只不过是一粒沙子而已。如此环境，势必影响你的诗学，短暂与永恒，个人和整体，大与小，轻和重，这些思想也必定会介入你的写作，使你的写作会呈现不同的样貌。可以说，这片地域是产生大诗人、大艺术家的地方，然而羞愧得很，我至今还没有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东西，看来我的修为和功力还不够。

刘二伟：什么样的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人是艺术的核心。在新疆几乎每一座山、一条河、一粒沙都指向广阔宏大与星辰亘古，而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又是如此的卑微与渺小。我的诗歌和绘画面临的问题正是如何阐释这种矛盾，找到自己心中的山水，构建自己的艺术面貌。创作中，我没有地域性的既定概念，而且可能会首先摒弃我是河南人、新疆人，摒弃在河南、河北、北京、新疆的生存经验，但摒弃的是与之相关、且已有的或自我能见到的表达方式，我会集中精力在更宽的范围内去寻找那些走在前沿的人或曾经走在那个时代审美前沿的人，寻找那些能打破我固有意识、拓展想象空间和表达空间的艺术语言，寻找那些纯粹愉悦着艺术本体语言的东西，去吸收欣赏借鉴那些，去背叛、反对、远离地域性不经意间可能已赋予自己的符号，并保持远观的状态去审视身处地域中的自我，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挑战自己既定的事实，去努力将自己当下的状态转换成笔下的诗句和风景，转换成自己生命真实的、保持成长的状态。

吉尔：慈悲、苍凉、神性、孤独、桀骜、博大。

赵学成：我所在的海门刚刚并入南通大市，由一个县级市变成了一个区。关于它，我想到的关键词是“张謇”（此人对此地的影响深入骨髓）、“基础教育”（高考“业绩”驰名全国）、“富裕”（有钱人比较多，人们头脑灵活）、“湿润”（典型的南方气候）等。这种地域性特征对我的诗歌写作几乎没有影响，因为骨子里我是一个北方人，尽管在此地已生活十多年，并在此结婚成家，户籍也迁到了这儿，但我的客居心态从未改变。比如我拒绝扎根，拒绝学习本地方言，拒绝被称为“海门人”。甚至可以说，我写诗，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反对自己成为一个本地人。

北鱼：烟雨与尘雾、怀旧与梦想、柔波与潮涌。眼下的杭州，已不完全是我们传统记忆里的旧时江南，从建国之后的工业化热潮，到改革开放是民营经济浪潮，再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狂潮，它似乎一直在试图打破人们的固有印象。早几年刚来杭州的时候，漫天的雾霾、蛛罗的高架桥、哄抬的房价……几乎遮蔽了我对杭州所有的想象。也许是出于写诗者的“天然叛逆”或者更恰当说出于“心灵保护”的需要，我到杭州最初几年的创作是在类似“包裹”的状态下进行的，也就是我把自己放在过去的江南，来写当下的杭州。那些习作自然是符合了某种内在的需求，与实际的杭州是脱钩的。但“地域性”的影响是不可能仅存在于记忆或者印象里的。出于人本能的适应性也好，又或者像卢山所言“与这块土地的链接”也好，当我们从不得不面对到见诸事习以为常，直至认同它“眼下的应有样子”，作为一个诗人，不得不去思考是这种发展着的新的关系。就好比，陪你逛街看电影的女友，如今已经是为你煮饭教娃的夫人一般。我不得不选用一些更为生活的词汇，来为我的诗换一种可能的方式。我觉得这可不仅仅是地域的关系，更多的可能是光阴的磨砺。所以，影响我们的，可能是时空。

王静新：如果一定要用几个词语来形容，我想用以下四个关键词：辽阔、神秘、莽荒、无常。辽阔作为海洋表面的特征，带来的感官感受毋庸置疑是很普遍的和整体的，在诗歌中呈现为一种大海青蓝无际无涯的印象，但在这个表现的内部是各种力量，海流、涌浪、暗礁、乃至入海的河流等形成的各种力量的博弈。而在更深的海底，是各式各样的神秘的鱼类世界。这些鱼类世界都是以科学说明文的形式出现在书籍中，它们的神秘也几乎未被诗歌所发掘，而或许也没有人愿意在那些稀奇古怪的造物中去挖掘诗意，那是一个潜藏着的莽荒的世界。人们总是说，落水鬼是最悲惨的，亿万个鱼卵中能够长成大鱼那是非常低的概率，每种鱼类既是猎手，也是猎物。在海水内部，隐藏着无数这样的无常。而作为海边生活的渔民的孩子，我对这种无常的感受是更真切的。

3、作为一名创作中的青年诗歌写作者，你想写出怎样的诗歌作品或者有怎样的诗歌抱负？

耳南：除去年龄的界定，我一直拒绝将自己定义为作为青年诗歌写作者，原因有二：一是我个人的诗歌创作一直处于一种随心的状态，虽然我也曾给自己立下定时练笔的规章，但实际上常常陷入一种感知迟钝的状态——这与普遍意义上的青年创作印象不同；二是我极愿意积累日常所见，然后将其糅合、提炼，因此，诗歌产量并不算多。但我同时相信量变所产生的未知。在这种纠缠状态下，能写出怎样的诗歌作品，事实上我自己并无把握。至于想写出怎样的诗歌作品或有怎样的诗歌抱负，我认为我能做的，只有把自己与脚下的土地、山川、明月、河流、树木积极融合，而时间会不会记住我，则并不重要。

萧楚天：我时不时会想到魏晋诗与唐诗的关系，英国的新古典主义诗与浪漫主义诗，维多利亚晚期诗与现代主义诗，甚至现代主义诗与自白派诗的关系。我总隐隐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像一个类似的转折点。诗在中国和英美都变得越来越小众，越来越成为学者、文科大学生和诗人同行的精巧的玩具，但唐诗宋词依然在中国长盛不衰，就像莎士比亚、但丁、济慈和叶芝的书依然摆在英国很多书店的显眼位置。诗会不会变得小众是我们无法决定的，就好像巴赫曾被人遗忘后来又被捧上神坛，但他的音乐还是那样的音乐。可诗不应该把自己定位成小圈子玩物，像邪典电影或者同人文学，诗有着伟大的传统，桥接时代语言和时代精神，能产生巨大的能量，无论东西。这样的思考让我想要写出在语言上足够当代和自信，在主题上能处理多领域议题，在表达上探索个人与命运的关系的作品。更具体来说，我在尝试写一种叙事诗，我希望它不被流派和技巧束缚，也不媚俗，我希望它的语言流畅，足以让非现代诗爱好者欣赏，同时有明晰的结构、主题和方向。我希望它能让人想起惠特曼的自由诗，拜伦的长诗，更远一点的，莎士比亚的诗剧。中国的诗歌似乎缺乏这种传统和实践，有的话我觉得会是好事。

林宗龙：我想写出一种能够听到心灵吟唱的诗歌，具体来说，就是当我在六十岁时，面对三十岁时所写下的那些文字，依然能够被三十岁时所折射出的“自我”而打动，那“自我”里，有那个时空所经历的、感受的、触摸的最为真实和深刻的复杂体验，而除了被打动之外，可以平静地凝视那个“自我”，不问候也不致敬。我希望将这些不同时空的“自我”串起来时，能够听到那个声音，在某种完整的形象里回荡着。那个声音，要告诫我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声音，是我真切而真实的声音。

肉孜·苏皮：从小到大，我一直很喜欢诗。小时候，我是几乎每晚都听爸妈讲的童话进入睡眠的。还记得，我儿时听过的其中一篇童话是这样开头的：

很久很久以前

大山就是大海

很久很久以前

大海就是大山……

这是多么优美的诗句！说心里话，当时我早上起床也被诗叫醒，因为对我来说，窗外的鸟声也是诗歌，这是我至今靠听觉作诗的原因之一。一首诗是一次生命的觉醒，也是一次语言的自觉。我一直想在诗歌当中找到更加真实的自我。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的精华。中国是诗歌王国，诗是艺术神圣的殿堂，是艺术高耸的峰顶，是我们精神的家园。因为我是个诗性很强的人，在巴州师范上学开始一边更加努力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边大量阅读汉语诗歌。每次遇到好诗就译成维吾尔文，给少数民族诗歌爱好者分享。至今翻译发表了海子、顾城、汪国真、北岛、沈伟、王妍丁、老点、苏德新、张映姝、吉尔、绿野、刘康平、张立江、卢山等诗人的300余首诗歌。近两年，我把自己以前用维吾尔语创作的诗歌开始用汉语再次创作，已有了200多首。

尤佑：青年，意味着活力、革新、可能。对我来说，我希望写出紧贴生活的诗歌，比如威廉·卡洛斯、罗伯特·勃莱、沃尔科特等人的创作，就是如此。诗歌千姿百态，但生活缺位的诗，一定寡淡无味。或许是写诗，兼做评论的缘故。我企图用诗学来归类诗人的创作构想。青年诗人要写出怎样的诗，等于在问青年诗人有没有考虑自己的诗学问题。诗学不拘一格，但重复前人走过的老路，肯定行不通。青年诗人之难就在于要快速脱离模仿的同时建构属于自己的诗学，如若不能，他将失去精微创造的内驱力。我期待用透视法写出泥沙俱下的生活，用纯正汉语写出人间百态，用思辨的眼力审视现代社会的表与里。

王世虎：优秀的诗歌写作者，对于诗歌创作都有自己的考量。有人认为，诗歌是良药；有人认为，诗歌是修行；有人认为，诗歌的救赎；也有人认为，诗歌是竹篮子打水...我想，对于不同的人，诗歌对我们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是相似（一致）的。好的作品，读来让人动容。当然，这也取决于读者的文化水平、学识修养等等。曼德尔施塔姆说：“诗歌的空气是意外”，好的作品需要很多（机缘）。我们要认识到，有些诗歌是诗人活（过）出来的；有些诗歌是生活的真相...而天才的诗人，从来不缺乏这些。对于一名青年写作者而言，坚持阅读、坚持写作、坚持思考，是最好的回答。至于写成什么样，时间会给出明证。而诗歌抱负，那是我们的情怀，是热爱，是熊熊大火。

老点：看到青年这个词，令人为之一振，也为之汗颜。我已过青年，将至中年末端，可我的写作依旧青涩，仍然昏暗不明，但我这股“诗歌的血不会冷！”（卢山语），我心目中的诗歌不藏恶，不虚美，从容而有力，自然又不隔人，朴素而陌生，洞穿表象又直至本质。好诗是一种秩序、一种平衡，必须要心灵的参与，是理智和情感的交欢，水与火的共舞。我渴望通过写作和人世修炼，使：“一扇门在体内打开/我进入清晨的明澈”（米沃什语），写出如博尔赫斯的《界限》“有一行魏尔兰的诗句，我将不再记起/有一条邻近的街道，是我双脚的禁地/有一面镜子，最后一次望见了我/有一扇门，我已关上了它直到世界末日/在我图书馆的藏书中（我正望着它们）/有某一本我再也不会翻开/今年夏天，我将有五十岁了/死亡消磨着我，永不停息”；如罗伯特·潘·沃伦的《世事沧桑话鸟鸣》这样的好诗。写出“东关酸风射眸子，忆君清泪如铅水”（李贺诗）这样的好句子。若我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好句子，一首即可，两句也行，足以抚慰平生，也算没白来一趟尘世了。

刘二伟：最渴望的就是，在创作中不断地背叛自己、忘掉自己昨天的表达和观察方式，朝新的可能性迈出步子。

赵学成：我希望我的诗能够面向这个时代，并能够穿越它，触摸到永恒。在这个时代，仅仅从每天的新闻里走过，都会有劫后余生之感。我每尝想用一个幸存者的心态来写诗，用一个死者遗嘱执行人的心态来写诗，用一个被告、一个受辱的人、一个病人、一个落伍分子的心态来写诗。我并不是掌灯的人，但我有自己的伦理和尺度：干脆，直接，准确，有锋芒但不粗暴，有温度但不温吞，有对语言延展性的高度自觉但不迷恋修辞，有细节并且在抵达细节的过程中控制好节奏但并不堆砌，不媚俗也不媚雅，高度自治却也战战兢兢。

拓野：我想写一些青年应该写的诗，比如写生活、感情之类的。会以日记的感觉去戳中击中我的一切物事。但我更想写一些按道理我这个阶段本不应该能写出来的东西。比如一些对人类族群整体的观照、对语言之迷雾的缭绕究竟能到什么地步的探究、对一种最低程度的未来感和科幻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对男性的女性主义写作的可能性等等的追问。我倒没什么抱负之类的，只实现自在地在经验之流和文本的美中东走走，西逛逛。我的抱负就是此处不应生抱负，抱木负薪不如张开双手。

北鱼：要么流行，要么传世。当然，优秀而经典的作品是兼具两个属性的。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与这两项都不沾边。好在，这似乎也不一定是我一个人的难题，也可能是当下不少汉语诗人所处的困境，以至于我还保留了一丝“同志仍需努力”的勇气。但从内心深处来讲，我在诗歌写作方面，没有上限，唯独祈求能活到老、写到老。能一直写下去，就够不容易了吧？！

4、青年诗人该如何处理好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曹戊：生活和写作，在我看来生活是高于写作的，你可以不写作，但你不能没有生活，而在某种程度上，生活的广度构建起了写作的地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点点滴滴都构成了写作的素材，以诗歌为例，当在生活中某种场景触动我们的时候才有写作欲望的呈现，而这种通过文本再现生活的过程就完成了写作的第一次跨越，尽管这时候的文本呈现已经远远高于生活本身，但“吃水不忘打井人”，我们又要回馈生活，所以去写作。写作只是构成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的生活，绝大多数人是不写作的，但他们依旧生活得很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在大学时代写作，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多多少少都会写一写，但进入社会之后，有一部分人放下了写作的事情，完完全全地投入生活，所以青年诗人应该生活得很好，然后去谈写作，两者并不矛盾，两者之间没有必须要完成的关系。

耳南：说到生活，我就想起苦难。在我人生的前22年，我生活、学习的地方缺少水源、亲情，缺少世间的大多数美好之物。两年前，我又来到新疆阿克苏，开始了与干燥、辽阔相关的生活。这并不是逃离，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生活是苦难的，我又划着我的断桨出发了”。我的写作大多数都来自于我狭小的生活，正是生活给了我写作的勇气，它让我能够更早的明白，我的生活怎样，我的文字就怎样。因此这二者并无先后之分，更无高低之别。等我老去的那一天，我愿意这样和所有人告别：耳南，生活过，写作过。

萧楚天：我个人的观点是，生活与写作是无法分开的。哪怕我们可以戴着“路人甲”的面具在个人生活里，一个诗人对生活的观察和对写作信念的坚守依然会在生活中产生回响。如果一定会互相渗透，我们希望生活与写作互相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而现实是，我们往往无法做到圣人所倡导的“中庸”，或者用一个西方谚语：我们不可能既要留住蛋糕又要吃掉它。我们笃定的东西会决定我们的选择，如果选择的关头来到，我们的选择又迟早会深刻改变我们的写作。无论如何，一个有着艺术自觉的诗人，一定会把选择权留给自己。

林宗龙：我一直觉得生活和写作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生活中所要面对的庸常、琐碎、惯性、局限、贫瘠，其实也正是写作中所要面对的困境，前者更为具体，后者则是抽象的，但它们都是一种“劳作”，都需要处理现实与非现实的问题。而对于一个对生活和写作都充满困惑的人来说，我常常提醒自己：去认识它们，去感受它们，然后尽可能地去化解它们，不被它们所异化。或许，去感受生活中那些善意和朴素的部分，才可能找到写作的通道和秘境，而在写作中去了解自身所在的生活处境，或许才能更好地发现生命的本质。

肉孜·苏皮：很多时候，有人认为从事写作和个人生活会有很大的冲突。当然有道理，就说我自己，白天忙于上班，下班后做饭、陪孩子做作业，只有深夜一点的时间才属于我。但是幸而有诗歌串联起琐碎无序的生活。我无法想象没有诗意的生活，更无法想象没有生活的创作。从我个人的生活实际来讲，我一般一边生活，一边写作。写作能够给我生活的灵魂，生活能够给我写作的精力。我用美好的诗句装饰我平凡的生活，给我的爱化妆。我觉得写作的人更应该认真去生活，认真去写作，认真去爱身边的人。在我的眼里，生活就是爱，写作也是爱，写作就是爱的粮食，爱就是写作的支柱。我写诗应对生活的琐碎、焦虑与挑战。

卢山：诗人也是社会化的产物，但是要逐渐的抵抗日益焦灼的社会化对写作的侵扰。无孔不入的广告娱乐商业炒作，价值观的悖论和认知的庞杂，诗歌的火焰还能在浑浊的冷风中坚持多久？写作是一种过瘾，也是一种宿命，在写作和生活的双重答卷中，如鱼得水的不多，东倒西歪的大有人在。头破血流之后，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世界。每个人都有很多社会角色，可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自己对“诗人”这个角色的认同感是至高无上的，也是致命的。写作是一种对自我生命的修炼，也是一种暗无天日的悟道，当我们足够通透和辽阔的时候，就有了举重若轻的本领了。诗人于坚早年说过，世界在上面，诗歌在下面。但我相信，“下面”的力量是无比庞大的，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心脏的地火。这“地火”让我们勇敢的活着和爱着。

王世虎：生活是面包，写作是精神的食粮。这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呼应，相辅相成。从我过去的写作经验看，那些我写出的还不错的诗歌作品，无不是在生活极不如意，充满困苦又悲伤的时刻，那时候诗歌是另一个我。而现在，工作以后，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写作却是平平无奇，从一条大河成为小溪，这是一件让人很头痛的事情，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他。如何处理好这两者间的关系，我想还是需要一些中间的物质，比如：阅读、旅行、思考、保持对身边一切的敏感并坚持真我。

老点：相信这个问题是困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人之为人无不背负着沉重的肉身，诗人们更不例外。年少时，可以无牵无挂、不管不顾地写，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爬坡上坎的载重卡车，可见弄顺当两者关系，互不妨碍，十分必要。我们也不是王勃、李贺、叶赛宁那样的天才，扔下一堆光耀千古的诗篇就转身走人了。我相信，我们活得越久，会诗艺渐成，越写越好。至于怎么处理好生活与写作的关系，我相信各人有各人的法宝，各人会看好自己的孩子，养好自己的小家。安家立业，安身立命，唯安心才能从容，愿我们都能在这个浮躁喧哗的时代安妥身心，养护好我们诗歌的这条命。

刘二伟：我是个没有诗人身份自觉和写作自觉的人，诗歌也好绘画也好不过是你会说的另一门“外语”，这门“外语”的特点是它无法掩饰你的内心，它会赤裸裸地呈现你的状态，仅此而已。对于我来说我一直也坚定地否认“诗人”这个词汇和自己嫁接在一起，我既没有用诗歌去针砭时弊反映广泛意义上的苦痛喜乐，也没有用诗歌去洞悉人性怜悯众生，更没有把生命热爱成诗歌的样子，他仅是自己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和其他高尚的符号，都没有关系，因为在我眼里，诗歌一旦剥离了那些使命感和表达能力，“诗人”这个标签，它更像件衣服，一件让有的人舒服或有的人难受的衣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去写长短句子、去画画，仅仅是因为我有表达意见、表达喜恶的冲动，并试图用艺术的形式去发现自我另一种生命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我偷懒，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

吉尔：连生活都不爱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谈爱世界。

余退：生活与写作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我最希望能通过写作触摸到生活中的隐秘部分，那些看不见水下冰山。虽然这个世界表面上很雷同，信息的获取异常快速，但是因为心灵的存在，每个人眼中的世界依旧是决然不同的。我的祖母那一辈中的女性，可能有些一辈子都没有踏出过海岛，对于他们来讲西北、东北，更别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了，永远像是传说，是不真实的。前段时间和一位诗友聊天，他说他儿时暑假，有一次他的一位伯伯抱着他上了卡车，带着他过了一段在卡车上的奔波生活，晚上就和他的表妹一起睡在大卡的后座。而我儿时看到的是木船，暑假扑到海水里游泳，勇敢的孩子会尝试潜过木船的底部。不同的生活记忆现场在某个共同场域交汇了。但是，更多的生活对于他人而言是真实的，而对我而言依旧只能是想象的，就像我无法直接体验到一位日夜在矿井下开采的旷工的心态，或者一位在远洋船只上工作几个月不上岸的年轻人的孤独感。生活交叉的依旧只是一小部分。我们或者永远只能写出我们所认识的那部分生活。但是因为触碰，有些连接发生了。因为写作，有些生活被重塑了，具有了微弱的意义。

北鱼：请允许我把这个问题做个精分：如何处理好有质量的生活和可持续写作的关系。这样，可以让这个问题的讨论显得不那么伤感。事实上，我们这一代的青年诗人，有许许多多因生活的原因而渐渐失去写作的动力和方向，我更希望他们是为了追求更有质量的生活而暂离诗歌，而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远离诗歌。就我本人而言，诗歌与生活的关系，确实也曾给我带来不少的困扰。这种困扰来自于我对持续写作的不放弃和亲人对我过度热心于诗歌事业的不理解的对抗。好在，人都会长大，生活除了磨砺，还有诸多的馈赠。当我们有时间、有能力并有具体方法把有质量生活和可持续写作统一起来的时候，一切都迎刃而解。此时，生活会让写作更没有顾虑。我和卢山一起创办《诗青年》的时候，提了两个标语：“诗歌的血不会冷”这是致敬诗歌；“寻找诗意生活的现实蓝本”，这是诗与生活的融通。

王静新：通俗来说，于我而言就是生活养育诗歌，或者说，有余力则以学文。每一首诗都要全部的热情和智力去增加其碳火。

5、改革开放背景下，你如何看待文化“移民”的混血特质？

耳南：从我个人来说，文化移民并不意味着选择哪种文化或者追求哪种文化。“混血”这个词语非常准确的描述了这个过程，“移民”并不等同于放弃原有的特质，正如第一个话题中我提到的包容一词；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文化移民”也不代表用原有的事物代替后来的事物，反之亦然。我认为，“文化移民”能够很好的将不同的地域、习俗、价值等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的认知。这对于打开潜在的、全新的视野是有好处的。“混血特质”极有可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塑造了更为细腻且全面的感知力，当然，这还需要我自己去逐渐发现。

董赴：限制的打破，人口的流向，环境的异化和包融，被置放在时代潮流的册页。故土仅仅作为曾经的注释而存在。“漂泊”和“移民”式的混血特质被省略、简化在都市利欲扰攘的片段、时间散碎的层面。相对偏远的“移民”则在应对自然、时间、历史鸿沟等场域跨越之中，开掘尘封千年的廓清、孤寂中延续着民族、文化“混血”带来的勃勃生机和蛮野冲撞。扎根的汲取，沾染着异域、故乡的双重的距离与审视，迸射着迷离、强悍的解构、嬗变和重生。

肉孜·苏皮：诗歌创作也需要不断创新，就像改革开放。我认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新诗吸纳西方诗歌艺术中的思辨方法及各种表现手段是应该的。我们应该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这样才能回答时代发展的要求。当然，诗歌创作不需要过度的具体目的，不过它需要诗人应该看透时代的总体面貌。没有开放思想的不是好诗人，没有与时俱进的不是超越自我的灵魂，没有了这种灵魂，写作是商业的附属品，不是灵魂的归宿。我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这种变化就有了更具时代精神和意义，更有先锋模范的诗人和诗歌。

卢山：地理位移的改变带来了新的乡愁和诗歌美学。诗人在两个甚至更多个故乡之间游离、徘徊，成为回不去的故乡的影子和幽灵。“混血”亦是多元，“移民”也是再造。你得在沙漠里找到金子，你得在沙漠里种下苹果树。

刘二伟：主要还是看现实给创作者施加了什么样的影响力。地域的切换，其实质应该是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让创作者远离了生活的舒适区，为接下来远离创作舒适区提供了平台。如果生活没有变化，人生际遇没有变化，苦痛喜乐没有逆向性切换，那地域变换不过是切换了块布景，继续舞蹈，它为创作带来的只能是更加生分的、油和水的感觉，也根本无法带来新的视角、无法给生活赋予新的意义、更无法形成“混血特质”。

余退：从我这位岛民的视角而言，移民是一直存在的，混血是我们这个种族的生命特质，根本就没有纯种一说。像我所生活的叫“洞头”的小海岛，始迁祖中约一半多来自福建等闽南语系地区，另外一半来自温州地区。小海岛一度因为明清“海禁”和“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仅存留一些海盗或者流民。我所理解的人类史就是移民史，不管是否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只是有时停滞了，有时又加速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非洲裔英国移民作家阿卜杜勒，他的作品就是主要以殖民主义及流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身份危机为题材的。我的一位朋友说他自己没有故乡，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兵工厂里。他的祖父、父母都来源于不同的地域，他还十分羡慕我这种世代生活在海岛的家庭。

北鱼：“移”，向着“禾”“多”的地方去，汉字多么富有诗意，我们应该为用汉语写作感到更多的美好和幸福。“移民”自古有之，或因天灾或因战乱或因政令，就中国农耕文化带来的故土情结而言，人们多数是出于无奈而移民。而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移民则截然相反，似乎是在向往美好生活的源动力驱使和经济规律的客观作用下产生的洪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异乡文化的接受省略了“故土难离”的缓冲环节，这也使得从故土带来的文化习性与他乡的文化特性在个体上快速融合，形成新的生活习惯。而作为诗人，我们更多通过写作习惯来透视我们的文化血脉。

6、如何克服对东部和西部的一些固有印象？这能否意味着在东部发现西部，在西部发现东部？山与海二者在何种程度上互为对方的底色？

曹戊：所谓的固有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偏见，个人偏见或者集体偏见，并不能正确诠释某些地域特征。克服这种固有印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实地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东部和西部抛开地域环境来说，他们所传承的历史文化有较大的差异，东部和西部，作为互补的两部分存在，谁都可以是集合，也可以是子集，各自有各自的风格特点。山与海是自然界两种不同的产物，山的高峻，海的辽阔，在共同语境下的时候，有山有海，互为底色。

肉孜·苏皮：对于当代新诗来说，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百年新诗、西方现代诗歌是三大传统。我觉得，我们在创作中，试试看这三把泥土捏成一团，有可能还有更多的更鲜艳的颜色，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对方的底色，同时还能多出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性”。诗的活动要求诗人重新擦亮那些固有印象。我们诗歌中的阴郁与西方诗歌中的澄明和超脱思辨是互补的。文化底色这种东西是深藏于一个民族骨血中的特质。所以，我们在诗歌中既要保留汉语语境下的“母诗要素”，也要呈现接纳性开放式的写作姿态。不用担心换血了我们还是不是我们？我们要相信，总会有明眼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我们写出的诗依然是东方语境下的诗，我们也依然是中国诗人。

拓野：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像是我自己问的）。我有和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和对方说，比起山或海，我可能更喜欢用“江河”作为自己的一个底色，一个滤镜。江河，正是从东到西贯通山与海。江与河的主干是山海之纬，而江河的支流则是山海经。（取经线意）至于克服固有印象这块，东部的雄崛和西部的秀媚，还需要更仔细地去发现。西部是内守的姿态，东部更为开放。但在诗学和美学构建上，西的内守又与高原、铁诗、风沙之类的意象捆绑在一起。但内守的宁静，海子（不是指那位诗人）的清明，雪山的“可以埋葬人的温柔”。这些呢？互相发现只需要一刹那的视线偏移。笼罩着山与海的是被共同呼吸的大气循环。

王静新：或许我们对异域存在一种浪漫的想象和远方的情结，这产生了许多画册和游记，都相应地拔高了远方的印象。我认为只有生活才能揭示一个地域的真相。东部和西部确实互为远方，如果没有海洋贸易带来的繁荣，山和海或许都对应着同一种辽阔的贫瘠（随着西部开发，特别是贸易路线的建设，今天的西部也可能会逐渐呈现唐朝时商路的繁荣）。很多时候人类的经验是共通的，生活在中部、北方的人他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个真实的西部或者东部。我没有去过西部，西部是以图像和想象，以经验和观念的方式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如果一定要说山与海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觉得就像海枯石烂、山盟海誓等成语所揭示的，就是那种存在的极致，至高的山和至深的海或许都有着一种单调的永恒之色彩。

7、你认为在当代汉诗写作中应突出哪些汉语特质？

曹戊：诗歌是最早的语言艺术。范云晶在《偏离·繁复·精确——论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特质》一文中讲到：“偏离、繁复和精确是现代汉语诗歌的三个典型语言特质。偏离打破了古典汉诗的想象范式，并超越了调语原有意义，为现代汉语诗歌带来语义的增殖；繁复通过词语意义由“单一”到“复合”的“膨胀”和不同词语之间的勾连，实现了意义的延展；精确以“及物”的方式将事物具象化，并由此物迁延出物。确保了现代汉语诗歌语境的透明。这三者相互激发，互相阑发，共同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現代汉语诗歌的“诗质”和文体样态。现代汉语诗歌的丰富多元和复杂难解亦与这三个特质有关。”除此之外，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提到汉语的三个特征：“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行美以感目，三也。”简单来说就是事物以视觉听觉达意，得到美的效果。诗歌的写作更能突出这几点，一方面，诗歌的语言与常规的语言有些不同，更为凝练的语言使得诗歌具备多重表达，产生了更多灵动活泼的“活法”。另一方面，汉语诗歌的形式让诗歌更加具有可读性，有读者可以填补的巨大空隙，使得诗歌不仅仅是一次性消费品，更具备值得反复研读和品味的特质。

董赴：文字上的回归，其实也是文化传统由陈旧走向新生必有的妊娠、阵痛。白话百年对传统字义的丧失，西化流行的过度解读、意象的重复，诗与思的同质化、殿堂化，寡淡无味的远离了体温、荷尔蒙的词句，早已悖离了自身肌体兴衰相伴的不断的去腐、更新和扬弃。而中国古典词性的铿锵、韵律、质感、色彩，乃至意在言外的抒情深度和春秋、先秦、唐宋多脉相承的学养积淀，必将以切削式的袪魅存真“将灵魂的电荷赋予和回赠了大地”(韩子勇)。

尤佑：汉语，既是典雅的书面语，也可以是直取本质的口语。现代汉语具有准确、多义、典雅、富有韵味等特点，四字短语、俗语、诗句，与音乐节拍极为吻合，数千年的古典诗歌确定了现代汉语的审美基因，所以，一个有语言意识的诗人一定成长更快。作为当代汉诗的生力军，青年诗人的创作应注重对汉语特质的提炼与运用，用汉语思维审视生活，表达生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代汉语的活力，它脱胎于古代汉语，兼容并蓄了西方语系的部分特点，将雅与俗、象形与写意、表意明确与多义含蓄融为一体，其博大、蓬勃、先导，决定了文化文明、思想思潮在语言之后。

卢山：诗歌要说人话。过分的炫技、虚浮都会把诗歌带入凌空虚蹈、华而不实的尴尬境地，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当然，诗歌也不能陷入口水的极端，那里多是一帮子玩客。干净的语言、大气的格局和人性的闪光，这样的诗歌会打动我。还有现在的青年诗人缺乏一种贴着大地行走的能力和情怀，尤其是一些大学生诗人的写作，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认知，总以为把诗歌写得云里雾里绕来绕去堆砌意象和词语，这就是漂亮的诗歌。一些诗人和评论家也推波助澜，鼓励助长了这种不好的风气。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另外，还要警惕肤浅化的虚假式的抒情，我们很容易陷入这个误区。

刘二伟：因为学绘画的缘故，再加上自己的审美趣味更趋向于现当代架上绘画，这一方面使得我在诗歌创作中不自觉地会运用形象思维，用语言去描述画面，传达诗意。另一方面会把诗歌创作和绘画创作融合起来一样，只不过词汇成了颜料、颜色，尤其是当自我遵从当代绘画反传统的价值追求时，颜料、色彩便不再服务于形体、意义甚至技法等东西，它更多地服务于过程、服务于存在等更形而上的东西，那用这种思维去创作诗歌，词汇原有的意义便一定程度上不存在了，或一定程度上被消解、被结构了，创作中他会像颜料一样被无意识、无目的又服从于某种美的规律，被调和、杂糅失去自身原有的样子，这种鞣制的过程或粗暴、或细腻，结果是，颜料成为彰显自我生命过程的色彩，词汇更是脱离了原有意思得到新的生命和意义，这时，词汇这个原本已经固化了某些意义的符号，也许已无法辨认，这种新生，也会因审美趣味的巨大差异和艺术门类的差别，不易被察觉和认同，甚至会更加地让人不明就里。这也是我，从边塞诗传统和前辈诗人实绩中的突围方向，不做拖拽着巨大阴影创作的人。

吉尔：我认为特质应该是诗人自己的修炼，一个诗人应该拒绝同质化。

拓野：字的孤立性，就是以字为词；兼顾到正在生成的新汉语特性；对字内部构造的挖掘，除了押韵，或许也可试试在句中押偏旁部首；音乐性和意象性的关系，乃至和反音乐的关系；对孤立语的截断特性的使用，即对“顿”的使用；如何处理成语、俗语和死隐喻；一些更精神性的东西，更强调意境的东西，但要用一种汉语中的外语去重新表达；巫颂的传统；使气与琢磨的关系；一些外来词在当下汉语中的位置；一些因果逻辑词、虚词、副词等的处理，巧用之或者巧避之。

8、面对中西两大诗歌传统和前辈诗人的创作实绩，青年诗人该如何处理“影响的焦虑”？

曹戊：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想到王国维曾在《宋元戏曲考》中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简单来说就是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要写的事，但是面对诗歌传统和前辈诗人所创出的佳绩，我们又不能置之不理，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要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又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二律背反”在这里得到完美诠释。相信这是每一位青年诗人都会面临的焦虑，但我们怎样处理这样的焦虑，成了青年诗人头疼的事。我想，第一就应该承前启后，在读前辈的基础上找出不足，弥补不足，成就自我；第二则是在这种焦虑的影响下，实现自我写作的突破，地域的跨越和全新的生命体验，让自己得到成长。

耳南：前辈的影响肯定不可避免，其对青年诗歌创作着带来的“焦虑”也确实存在。在平时与同为创作者的朋友们谈天时，也常会提起现下几位前辈诗人，谈起他们的作品，并互相传颂。作为诗歌创作者，写出具有影响力的作品的想法是好的，但并不能因为前辈的“影响”就患得患失，丢弃自己原有的写作本心。我始终坚信前辈诗人的每一步也都与脚下的路有关，而不是一开始就看见了道路尽头的鲜花。若轻易就被“影响”击溃而陷入泥淖，则诗歌只是词句的苍白堆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在我上初中刚刚开始尝试诗歌创作时就把这句话当座右铭。青年的诗歌更应该让自然看见，青年的诗意应该为生活迸发。如此，青年人的“影响力”便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肉孜·苏皮：我觉得，青年诗人刚开始写诗时可以模仿前辈诗人，但无论吸纳怎样的思辨方法和何种表现手段，诗人最终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行。个人的生活经验需要在语言中拓展，内部经验需要与外部世界相契合，如此才能找到并明晰自己的诗歌语调，发现自己的声音，使之区别于他人。一般，随着诗人年龄和经验不断的增长，其诗歌的观念、方法、眼界、心智、技艺和写作状态等都应当开始走向成熟并且能够自立的地步。青年诗人要始终注重诗心的坚守与诗艺的提升，因为，只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诗人立身之本。

王世虎：诗歌，几千年来已经慢慢成为流淌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这是大传统，而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地方传统，对于古人以及我们的前辈诗人，我们一边是仰望学习，另一边是再辟蹊径，开创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歌作品。我们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那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命运。青年写作者处理这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立足当下，不断学习优秀的诗歌作品，汲取养分，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独特的作品，独树一帜，但这又何尝不是难上难。

余退：如果真的有“影响的焦虑”的话，那前提是要有“影响”，总体上还是被动的。我感觉作为青年诗人，更应该主动进入到文学的脉络之中，这个是无法逃避的，这是一种自觉。中国新诗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尽管尚未成熟，但是已经开始它自己新的传统，这个新传统绝对是融合中西，并且已经在形成属于它自己的独特个性了。如果说有焦虑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个体，还不能很好地进入那个新的传统之中，对中西方诗歌的了解和深刻程度都值得怀疑。对于进入写作传统的个人而言，我相信只要等待成熟，每个诗人都将找到并进入自己的风格。

赵学成：“影响的焦虑”能够成为一个问题，至少说明诗人处在一种传统的福荫中——当然，他要不断调整自身与传统的这种关系，力争通过自己持续更新的写作，让这种或许原本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下的关系，能够稍许挣脱某个（或某些）诗人或诗学的阴影，让自己的诗获得更充裕的表达时机和更富饶的阐释空间。这是任何一个自觉的现代诗写作者必须经历的诗学心事和心路历程，所以对此没有什么可讳言的，青年诗人尤其是如此。要对抗这种“焦虑”，唯一的方式可能就是不断地读，不停地写，在诗与思的相互驳辩中持续拓深自我，努力寻找和建构自己的“个人传统”，也就是老杜所说的“转益多师是汝师”。而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当下网络新媒体的空前发达，正好为此提供了极佳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