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持家久，诗书礼仪长，清廉能成事，清廉就是战斗力。世间之事如果按照事物本来的简单逻辑发展，不添加任何额外的负担和缠斗，便能轻装上阵，直达目标。如果添枝加叶，穿靴戴帽，把简单事情弄复杂，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形成互相掣肘、内耗、争斗的混乱网络，那就必然会走向解体崩塌。
    回首百年，最赞清廉。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比照曾经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全军覆没，我们不能不体悟一个朴素的道理：以“穷人”的方式生活最健康。当然，这个“穷”，不光是举业初期和奋进过程中相当长时间物质上的清贫、生活上的菲薄，还在于核心组织上的精干、个顶个和整个组织上的致密有序、即时涤除异己分子、害群之马；在于精神上的一心一意、全神贯注谋正事，不为物役，不为名累。而这一切比较优势的导向基础，其实就体现在具有本初意义的清廉上，此乃中国共产党人初始以至永恒的制胜法宝。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以权谋私的腐败，在这一点上，早期的共产党是特别清醒的。1926年8月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告》。1927年5月，党建立了防止和反对腐败的专门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然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一些政府工作人员，随便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把没收来的金银物品据为己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不是总书记，也不是军委主席，但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他对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军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发言权。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胜利完成长征，保存了可以作为抗战、倒蒋和建立新中国“种子部队”的精干实力。
    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时，看到毛主席住着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的是砖垒的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他见微知著，发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蕴藏着一种伟大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叫做“东方魔力”。
    1937年11月，毛泽东告诫全党: 要防止“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干部所实施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规定了反贪污条款。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主题虽不是反腐败，但是通过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等文件，对防止和反对腐败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团先后访问重庆和延安。在重庆，国民党专门列支了8万元盛情款待，当时这些钱可以买800头牛，他感到如鲠在喉。后来陈嘉庚到了延安，毛主席请他吃饭。窑洞前一张坑坑洼洼的小方桌上，摆的是毛主席自己种的大白菜和豆角，最讲究的是一碗鸡汤，原来是邻居大娘听说毛主席有贵客临门，杀了家里唯一下蛋的鸡送来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感叹，“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之人物”。
    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英明预见，对防止和反对腐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1949年7月湖南解放后，家乡的亲戚朋友纷纷来信要求推荐工作甚至进京工作时，毛泽东都均答应，他说这样做“人民会说话的”。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什么问题，一经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他却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毛主席专门对秘书田家英交代处理亲友一般来信原则：“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
      开国大典之后没几天，杨开慧哥哥杨开智曾很抱希望地给毛泽东写信，想靠他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为此，毛主席给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拍去电报，并另有一封给杨开智的电报，请王首道转送。毛泽东给王首道的电报中称：杨开智等不可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能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到达沈阳，见桌上摆着丰盛的饭菜，就沉下脸。第二天他在干部会议上严肃地批评道：“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1950年全党进行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居功骄傲情绪、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结合整风开展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就是直接的党内反腐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央下决心杀了腐化变质、贪污巨额赈灾款粮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赢得了民心。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有一封批示信，内容是这样的：长沙柳直荀烈士是他的挚友，其遗孀李淑一，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这一时期，毛泽东外婆家的亲戚也常上京看望他，有些人回去后在众乡亲面前表现得很神气，不把当地政府干部放在眼里。毛泽东知情后，1954年4月29日，在给外祖父家的乡党支部和政府的信中写道：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在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在后来全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他仍然一幅床单用了10多年，一件睡衣打了59块补丁，一块毛巾被打了73块补丁。这些看了令人心酸的遗物，如今收藏在韶山毛泽东故居，给一年四季不绝如缕的参观者以震撼心灵的无声教育，我也参观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首，毛泽东的这些生活小事，集腋成裘，形成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人格魅力，带动了党的核心领导层，进而带动了高级干部群体以至整个干部队伍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对一个革命党来说，这一招最得人心，也最厉害。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就是靠着这种“魔力”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从最基础、最基本的环节上，改变了腐败现象若照此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像苏联东欧那样“和平演变”的中国。1951年出了刘青山、张子善，没想到几十年后却出了级别更高、数额特大、影响更恶劣的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周本顺、赵正永、秦光荣等“老虎”，同时出现了令人恐怖的黑恶势力和令人深恶痛绝的赌博、卖淫、嫖娼、吸毒、诈骗等乌七八糟的违法犯罪问题。最近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内蒙古能源领域“倒查20年”惊心动魄，金融领域、供销合作社系统以及正在开展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触目惊心。所有党内和干部队伍内的这些败类沉渣，都不是因为生活贫困铤而走险，而是抛弃清廉本色，贪得无厌。
    凡为过往，皆为序章。历经波折，更显清廉之金贵。“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人是有惰性的，如同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一样。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富贵病”也越来越多。以正克邪，防患于未然，我还是信奉一个道理：以“穷人”的方式生活最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