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再次来到我们这一代诗人中间并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这大概应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前后的事， 这就像冯至在“七七事变”后携家人随校从上海辗转内迁， 在颠沛流离的路上发现了杜甫一样。这里是一首冯至那时写下的诗：“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 十年佯作太平人。”

我们也经历了这样重创般的历史命运。否则，杜甫在那时有可能还会被我们错过。

而在这同时，经历了 80 年代现代主义洗礼的一代诗人，在一种文化焦虑中，在那时也不得不思考自身的写作身份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过去”被重新引入现在，像杜甫这样在传统中占据了核心位置的经典性诗人，其意义才会被重新引发出来。

“父亲”会回来的，但往往是在被我们“遗忘”之后。但这不会是一种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在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和视野下所重建的多重文脉关系，是对家谱的重新编撰。当传统对我们重新开口说话的时候，也正是中国诗歌打开它的新的一页的时候。

在我于德国写下的组诗《孤堡札记》（1998）中，专门有这样一首：

在起风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你

杜甫！仍在万里悲秋里做客，登高望北或独自飘摇在一只乌篷船里……

起风了，我的诗人！你身体中的

那匹老马是否正发出呜咽？你的李白和岑参又到哪里去了？

茅屋破了，你索性投身于天地的无穷里。你把汉语带入了一个永久的暮年。

你所到之处，把所有诗人变成你的孩子。你到我这里来吧——酒与烛火备下， 我将不与你争执，也不与你谈论

砍头的利斧或桂冠。

你已漂泊了千年，你到我这里来吧—— 你的梦中山河和老妻

都已在荒草中安歇……

对这首诗解读不是我要做的事情，不过有两点：一是“你把汉语带入了一个永久的暮年”，这个“永久的暮年”和我本人在《文学中的晚年》（1997）中的一些想法有关。我一直认为在中国传统中有一种“时间诗学”，像赵翼的“赋到沧桑句便工”、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等等， 都指向了这一点。“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这是杜甫对庾信的赞颂（我们不要忘了：“老道”，这才是中国古人判断艺术的一个至高标准），实际上这往往是他自己才达到的艺术境地。杜甫后期的诗，几乎每一篇都“赋到沧桑”，甚至令人一篇读罢头飞雪。这正是我本人推崇杜诗的重要原因。我也想借助于这种推崇， 与早先 80 年代的那种“青春抒情”“先锋实验”彻底告别，以把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引入到我们当下的诗学探讨中，为诗歌确立一种更为“可靠”和“永久”的尺度。

再一点：这是一首招魂之诗，安魂之诗，但诗中也有想象的对话和“争执”。争执什么呢？“父亲”有什么让我们不满足的吗？在同一组《孤堡札记》的另一首中， 我还写有“为了杜甫你还必须是卡夫卡” 这一句。这一句诗曾引起人们注意。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命运。我们这一代人，不仅处在如诗人多多所说的“两排树”之间，也注定会在一个更广阔的、跨语言文化的“世界文学”的语境下写作。这就像冯至当年，对杜甫的发现使另一个伟大的生命尺度为他展现出来，但他并没有抛开那种德国式的“存在之诗”，而是在创作中把歌德、里尔克与杜甫结合为一体，把对苦难人生的深入与超越性的观照结合为一体。我们在今天更得如此。我也相信，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总是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刷新、变革和扩展传统。

今年 4 月7日，在英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日，BBC 播出了专题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说实话，我对这个纪录片有很多不满足，但著名老演员伊恩•麦克莱恩的朗诵，却完全抓住了我。当他读完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两句“I have achieved nothing/and my tears fall like rain.”在那一刻，我真感到杜甫就活现在我的面前！

我们在今天怎样重新进入杜甫的世界？这也让我再次想到了美国诗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斯。谈起杜甫，雷克斯洛斯总是心怀感激：“如果说以赛亚是最伟大的宗教诗人，那么杜甫就是所有非宗教诗人中最伟大的。但对我来说，他的诗歌却是唯一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的宗教。你必须怀有人们所说的‘敬畏生命’ 的态度，才能理解他的诗。”

是的，“敬畏生命”，这才是我们进入杜诗的起点。正因为如此，冯至在《十四行集》中对杜甫才有这样的动情赞颂：

你的贫穷在闪烁发光

象一件圣者的烂衣裳，

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

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

与此相关，为什么自宋以来杜甫一直被尊崇为“诗圣”？英文版《杜甫传》的作者洪业先生在《我怎样写杜甫》中借梁启超的“情圣杜甫”一说这样来解释：“所谓诗圣应指一个至人有至文以发表其至情”。

我觉得这样说还不够到位。把个人的命运、民族的苦难转化为泣血的诗篇，使诗文上升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代言的崇高地位，这才是杜诗在一个“非宗教”的世俗文化范围内所达到的神圣性。在他的诗中，是语言与生命的合一、美学和伦理的合一、悲剧与史诗的合一。即使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样的充满心酸的诗句，也有一种令人战栗的力量。这使一个诗人在一个民族的心目中，获得了神圣而不可冒犯的位置。

如按当今的话来说，杜甫不仅是大地之子、时代之子，还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精英、高贵的文明之子。他一生为生民立命， 与大地上的一切生灵血肉相连，其悲怆、仁爱和深厚的同情心几乎无人能比；他感时忧国，生逢乱世却满怀济世之心，于颠沛流离中守望和见证，并把民族的苦难上升到悲剧和史诗的高度（有了杜甫，谁敢说我们就没有悲剧和史诗？！）他自觉地、也是天然地把自己置于传统的深远文脉之中，不仅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也重新锤炼、整合和提升了这个传统，把汉语言的诗性力量推向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曾说对西方人来讲，“上帝之后就是莎士比亚”。杜甫对我们恰恰具有了同样的意义。杜甫全部的创作对我们来说就是地平线，就是怀抱，就是一个天地世界，就是我们民族整个的苦难和光荣。他的存在，对我们是一种永久的庇护。

的确，这是我们的幸运，有了这样一位先驱，有了这样一位我们一生也难以穷尽的伟大诗人。多年来，人们也在不断试图去发现杜甫的丰富性和启示性，试图不断去激活和扩展对他的认知（比如诗人柏桦就曾从“烂醉是生涯”这个角度来看杜甫）。

但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能够进入杜诗坚实、深厚的内里。正如“诗言志”为中国诗的根本诗训，绝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那些意象一样，而杜甫正是最能深刻体现这一伟大传统的诗人。杜甫的诗，无一不通向这一“文心”所在。他的“书怀”， 他的“艰难苦恨”，深化了中国诗的主体性， 也总是带着如叶嘉莹所说的“感发的力量”、顾随所说的发自生命内里的“热”与“力”。

人们盛赞杜诗的技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只有首先从这里，才能进入到杜诗和中国传统更根本的内里，也由此进入到诗的创造本源。

我读过美籍华人学者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诗三论》，他们试图对杜甫等人的诗进行一种结构主义的、新批评派式的分析。但我想杜诗的“技艺”，已是形式主义批评很难应对的了。因为杜诗决不仅仅是辞章之事，也因为杜诗不仅很“工”， 而且“有神”，充满了如通鬼神般的创造性。因此，即使像雷克斯洛斯这样的杰出译者， 其对《赠卫八处士》的翻译，也未能把“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忽”字传达出来（ 他译为“When we parted years ago,/You were  unmarried.  Now  you have/A  row  of  boys  and girls”） 。 这种“儿女已成行”之类的叙述，是无法与“忽成行”相比的。也可以说，正是这一个“忽” 字，使老杜成为老杜！

雷克斯洛斯可说是当代英语诗中的杜甫知己，他所选译的杜诗，大都是富有深刻、沉痛生命体验的诗，他由此进入了一个苦难的但又富有创造力的心灵。只是他的“进入”和“体认”可能还不够。不过，即使是我们，面对杜甫那些悲喜交集、出神入化的诗，除了赞叹，谁又敢说自己进入了多深呢？

李白的很多诗堪称为天才之诗，但他还有不少诗不免让人心生疑惑。但是杜甫的诗，一首一首，或者说一步一步大都带着真实可靠的力量（就像冯至说的那样“字字真”）。杜甫正是那种我所说的“可信赖” 的诗人的典范。当然，不仅是可信赖的， 还是令人惊叹的。有人说“安史之乱”造就了杜甫，这有道理，但显然也过于夸大（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之前，杜甫已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伟大作品），我们只能说，民族的深重危机和苦难，个人的天赋、遭遇、命运和意志力， 几千年文明那不死的力量，一起合力造就了这样一个诗魂。布罗茨基在《哀哭的缪斯》中曾宣称阿赫玛托娃的诗将永存，“因为语言比国家更古老，格律学比历史更耐久； 实际上，诗几乎不需要历史，所有它需要的是一个诗人”。所幸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正拥有了像杜甫这样的深入苦难而又能与历史相抗衡的伟大诗人。

（内容选自《诗刊》2021年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