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是一个做了十七年宰相的诗人，他著文、修史、作诗，是初唐时期著作甚丰的少数几个宰相之一。魏徵最看重的是做人，他把功夫下在做做事上了。但他会给自己营造一个诗性的空间，他不求这个空间有多华丽，能放下自己的感受就行。文如其人。《述怀》是魏徵写给自己的一首诗史。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这是《述怀》里最具有空间感的一句。这句诗给人一种感觉：树越硕大古朴，就越沉静；山越空旷苍茫，就越幽远。寒鸟鸣，夜猿啼不是庸人自扰，而是自叹微渺。作为一个置身此景的诗人，只有倍感无力，深觉不如，才是唯一的选择。也许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这就是魏徵给自己划定的界线。他不是古木，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也不是空山，有着辽阔的胸怀。当然，他也不是寒鸟，对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是夜猿，借用空山抒发自己的情怀。他就是他，一个把诗写得如此凝练的魏徵，其实就是在写他的坦率、执着、自信、自如，还有他一贯的务实作风。除此之外，在这样恢弘的意境中，有着同样宏大的时空背景，也有着极其敏感的个体生命。这就是魏徵。他总是把自己的微小，主动融入到时局的宏大之中。有了这样的性格特点，诗性情怀，无论是出关，还是述怀，魏徵都将走出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这种心境，就像是一颗古木，突兀地耸立在辽远的空山之外。

魏徵一生留下来的文集二十卷，诗一卷。但是，著文作诗不是他要经营的事业。就跟他年少时不务生业一样，他不会经营诗词文赋这些虚幻的东西。他当过道士，企图用一把拂尘，扫清世间的尘埃。他投奔窦建德，以为可以成为一个策士。他投奔李建成，以为可以做一个谋士 。后来，他遇见了李世民，把他当国士待。知恩图报。魏徵决定用他的侠肝义胆，成就两个人的宏图大业：一个是李世民的大唐盛世；一个是魏徵的良臣鸿志。所以，魏徵在诗中坦言：“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不难看出，早年的魏徵意气风发，想象中自比苏秦、张仪，奇才与壮志让他浑身都来劲。想想也是，一个人的才能，其实就是他的志向和抱负，就是他的精气神和热劲头。魏徵遇见李世民。这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有其不可逾越的必然性。但他能够遇到李世民，或者说李世民最终选择了他，这其中的偶然性更有趣。历史给他的际遇，不是要他做一个纵横捭阖的谋略家，而是要他做一个治国安邦的政治家。无疑，魏徵是属于这样一个时代的。他审时度势，化纵横术为安邦策，变慷慨志为治国术，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志大才不疏、才高气不燥的谋国良臣。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为此，他决定要开辟一条充满荆棘的险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幽径。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君臣契合论”，强调不做忠臣，只做良臣；只忠明君，不崇圣君。他把“臣”按“六正”分为圣臣、良臣、忠臣、智臣、廉臣、直臣；按“六邪”分为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贱臣、亡国之臣。这既是一种分类，也是一种排序，魏徵都一一给予定义并加以阐述。他自称“良臣”，“六正”中排名第二，这是很靠前的。因为“圣臣”是一种理想状态，谁也达不到。“良臣”实际上是现实中的最高层次。他解释说：“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励君主按照礼义行事，给君主讲明长治久安的基本国策，宣扬君主的美德，竭力补救君主的缺失。这样的人才是良臣。”仔细辨析并加以比较，魏徵给“良臣”下了“五条标准”：一是谦虚勤勉；二是通晓礼义；三是善谋国事；四是宣扬君主美德；五是补救君主恶习。在这五条中，最难做的就是第五条。而魏征做得最好的，就是这一条。“补救君主恶习”的关键是“补救”，而不是“死磕”。否则，死盯住君主的毛病不放，就会降到第三层次“忠臣”级别。这是他不愿意做的，因为“忠臣”往往把皇帝逼到“昏君”的地步，弄得两败俱伤。甚至在魏徵看来，“忠臣”其实是一种扭曲的人生价值，是一种伪善的道德标准，有一种沽名钓誉的故意，并不一定处于“公心”。他的“良臣说”，抑或是他的“论御臣之术”，有道家的思想成分，更多的是融合儒法两家而有所创新，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无论是对时局的解构，还是结构，于诗，都要在意境和意象中纵横；于世，却要在纷争和统合中捭阖。而这会让一个充满诗情的魏徵，更加壮志凌云，豪气冲天。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宰相王珪以“识鉴精通”闻名，也是一个能力谏的大臣，但是他自愧不如。他对李世民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李世民也感同身受地说：“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在历代名臣中，魏徵是最优秀的一个。“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李世民与魏徵，在这种关系中实现了双赢。李世民格外地留心魏徵，他并不是百分之百地接受魏徵的谏言，但又总是百分之百的理解魏徵，喜欢魏徵，甚至欣赏魏徵。魏徵也是格外地留心李世民，他故意做出一些马虎、粗疏、散漫、甚至傲慢的言行来，引起李世民的注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故作姿态以示“矫情”，连李世民也觉得好玩，竟用“妩媚”一词夸他。可见，魏徵绝不是一个死谏、硬谏的御史大夫。就凭他跟李世民赌气，几天不说话的招数上看，都耍上小孩子脾气了，还不把吃奶的劲用上？做良臣远比做忠臣难。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魏徵把“意气”看得比“功名”还重要。因为在魏徵的身上，这种诗人“意气”，就是他要做“良臣”的正气、正义。一个盛世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执政者都很看重自身的品德修为。自古“为官之道”并不少，但中国人讲“道”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以德为主的“道”，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品德高尚的人为官，必有盛世；一层是以术为主的“道”，即老子所担心忧虑的“智”，导致奸佞欺诈的小人为官，造成一种追名逐利的繁华闹市，结果盛世必衰。因此，魏徵所说的“君臣协契、义同一体”的真正含义，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是要讲治国为民的道义，而不是讲江湖兄弟的情义。

643年（贞观17年）正月十七日，魏徵病逝，时年六十四岁。病中，李世民和太子两次亲临探视；安葬时，李世民还登上苑西楼望丧痛哭，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亲自立碑。他对众人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李世民还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这还不够，李世民在论定功臣时，把魏徵作为24功臣之一图像于凌烟阁。他望着魏徵画像思绪万千，吟诗凭吊道：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这首凭吊诗写得真切感人。在李世民看来，魏徵是一枝饱经风霜的“劲条”。有这样的良臣，也须有这样的明君。《旧唐书》本传给魏徵的评价是：“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个评价充分肯定了魏徵崇礼尚法的历史功绩，无疑是对他的“良臣论”做出的最公允的历史定论。尽管这种评价，还只是站在“忠臣”的层次上。即便是一个忠义的魏徵，忠臣的魏徵，也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魏徵。我们固然无法亲临那个时代去一睹他的真容，我们甚至也无法企及他所具备的尊时守位、修齐治平、知常达变、开物成务的精神高度。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感同身受，那就是他的“心劲”。

我们说，诗歌的抒情度越高，就越贴心。越贴心的写作，越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那个被裹挟地严严实实的“自我”。魏徵有一首《暮秋言怀》的诗，就写得很抒情。

首夏别京辅，杪秋滞三河。

沉沉蓬莱阁，日夕乡思多。

霜剪凉阶蕙，风捎幽渚荷。

岁芳坐沦歇，感此式微歌。

有人研究说，这首诗大概写于他49岁左右。这时候他开始进入宰相班列。这首诗所表达的，正是魏徵最想说的心里话。秋凉了，人心也凉了，人也老了，冷霜就像一把剪刀，台阶上的花卉也即将凋零。处在幽远江心的荷渚，也逃不过秋风的扫掠。霜、蕙，眼前能够得着的景；风、荷，望外能看得见的景。自然之秋与魏徵的人生之秋撞了怀，触动了魏徵内心的痛。比起《述怀》来，这首诗凄婉了许多，细腻了许多。仅就诗的抒情性来说，这首诗才是魏征的代表作。但是，疾风知劲草，秋风显贞操。在这首看似一路唱衰的诗歌里，我们隐隐感受到，老当益壮的魏徵心劲依旧，执着与倔强依旧。

在《述怀》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怀抱谋国志、良臣愿、报国情的魏徵。他回顾自己的经历，自信溢于言表。他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不计功名，以身许国。当然，他做到了。

在《暮秋言怀》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了忧思，多了伤感，有些惆怅的魏徵。他肯定是一个心存幽远的诗人，愁深不露，情深不露，意深不露。他面对人生苦短，又怎能不黯然神伤。

在《述怀》中，魏徵展示的是一个外在的偌大世界，尽管很静寂，但有壮志和豪情在；而在《暮秋言怀》中，魏徵感受的是一个心境中的偌大时空，尽管也很落寞，但有心劲和操守在。

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魏徵是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主动融入到大唐初创的宏大时代之中的。魏徵抒情言志的诗真不多，很少有自比如像的诗句。诗中的他感时慷慨，伤怀沉静，充分说明他能够进则执着、自信；退则坦率、自如。

空山与古木，宏大而独特。这是我对他的一种感觉。再也找不到哪个“意象”更适合于他，因为他就是一个特定的“意象”。

（根据本人作品《大唐十八相》（中国书籍出版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