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与老虎

——由阅读《博尔赫斯全集》想到的

这是梦的际遇。今年春节期间，因为新冠疫情的侵袭，一个完美的旅行不得不草草地休眠。在海南洋浦港，我们一家三口人采取了自我隔离措施。哪里都不能去，出门不远处的千年古盐田也关闭了。一个不到七十平米的职工宿舍，成了我们三个人最大的活动空间。没有电视可看，就只好在手机上看“学习强国”。女儿的书桌上堆满了书，竟然还有一套《博尔赫斯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早就听过博尔赫斯，但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哪怕是一首诗。当我了解到，博尔赫斯是1986年去世的，那一年我也十九岁了。但是年少无知，一直到五十多岁了，却是在天涯海角，在疫情肆虐的情形下相遇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恍然如梦。“在那做梦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就这样，博尔赫斯在我的梦里醒了。书和人一样，靠的是缘分。能有这样的缘分，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动。

这套全集并不是精装本，简洁朴实，但很精致。里面装着三十多本小册子，都是那种薄薄的三十二开本的小书。我先抽出一本《诗艺》的小册子，随便翻翻看，没想到竟然爱不释手。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了，每读完一篇，都要做一点笔记。其中有一些段落，几乎被我整段整段地划了线。我赶忙问女儿，看过这些书吗？女儿说已经看过几本，正在看。于是，我让女儿找来一个笔记本，告诉她我尽量不在书上划了，我要把一些好句子抄下来，带回去慢慢看。这样从网上查阅也会方便些。我几乎是一个星期看一本，一个多月都处在如饥似渴的状态。这套全集里有他的散文、诗歌和小说，我先看的是他的随笔和演讲。他那富有哲理的语言，总是那么富有诗意。我完全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相对于卡夫卡的如雷贯耳来说，博尔赫斯似乎是一朵静悄悄的玫瑰。但是在文学圈内，不管在任何场合，人们都喜欢谈论他，引用他的名言。好像不知道他就不是搞文学的一样。他就像一块试金石，或者定海神针一样。凡是他说过的，总是没有错的。他被誉为“作家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暗藏着文学创作的秘密。有一位作家说“我知道造长篇小说的秘密，但我不告诉你。”但当你很认真的阅读了博尔赫斯，并告诉对方你是“博粉”，他就只能谦卑地冲你笑笑而已。也就是说，在博尔赫斯面前，一切创作的秘诀都失效了，任何作家的权威也都只能扫地了。这就是博尔赫斯，不管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一种什么状况，你只要有一本他的著作，就会有一种喜悦和幸福油然而生。这是博尔赫斯发给你的福利。这样的福利不薄先后，不薄大小。

有人评价博尔赫斯是“南美洲的卡夫卡”，但他并不认可。他说：“我不会把自己当作是南美洲的作家，我只不过是想要试着传达出我的梦想而已。”除了作家的身份之外，他还是阿根廷的国立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哲学文学系教授。这些身份对于博尔赫斯来说，都是事实，都不需要解释。需要解释的是他的作家身份，他专门写有一篇《博尔赫斯和我》的随笔，他对那个写作成名的博尔赫斯充满了恐惧，他说：“我的生活成了一种逃亡，我丧失了一切，一切都归于遗忘，或是归于那另一个人”。但他说过，恐惧是爱的理由。他其实很爱那个博尔赫斯。为了艺术，那个博尔赫斯不屑于只做“南美洲的作家”。他认为作家或者作品被人为的地域化、素材化，或者政治化，其实都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是文学的病态。对于作家来说，越是界定的具体，就会越是狭隘。如果作家愿意坐享其成，那是一种懦弱的存在。因为博尔赫斯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他总是把文学现象放置到历史情节中加以考察，而不是轻易的给文学冠以民族的或者地理的标记。他不认为这些是文学的显著标志。

譬如说，《马丁·菲耶罗》是阿根廷的民族史诗，很受阿根廷人的喜欢。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这是高乔文学的代表作。博尔赫斯却不这么认为，他旗帜鲜明地说：“把高乔文学归咎于它的素材——高乔人，是明显歪曲事实真相的混淆。”他认为高乔文学的真相是在独立战争、巴西战争和其他的混战中，都市的知识分子与高乔牧民相遇、相识、了解，前者被后者所震撼，创造了以草原和牧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他很自觉的把这部史诗还原给历史，就是反对用素材定义文学。他还说：“菲耶罗是最具个性的，最不那么跟从传统的；而艺术就是要使用个性，具体；艺术不是柏拉图精神式的。”用艺术的方式欣赏这部史诗，他是第一个。他才是这部史诗最真诚的读者。试想，如果文学不属于艺术，而属于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地区，那不是降低了文学的艺术水准吗？难道还有这么一批文学工作者吗？在艺术的天平上，博尔赫斯不跟人讨价还价。

博尔赫斯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说：“我们轻易地接受了现实，也许因为我们直觉感到什么都不是真实的”。在这里，博尔赫斯不经意地区隔了一下“现实”和“真实”。这是因为在他的概念里，现实是一堆事实，是包括了诗意在内的一个故事。“我会写一些故事，而我会写下这些东西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些事情——这不是相不相信历史事件真伪的层次而已，而是像有人相信一个人的梦想或者理念那样的层次。”也许你以为他是在讨论哲学问题，不是，他是在讨论文学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它们都很现实。类似的看法很新颖，你不知道接下去还会有怎样很哲学的认知，在博尔赫斯那里，用诗的语言会怎样的表达出来。精彩的句子总是出其不意的来到你的眼前，让你激动万分，措手不及。“生活在其不令人难受的盲目和非物质性中，将会同我们的生活一样动人和珍贵。”这是说文学生活和现实生活，相看两不厌。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空间是时间中的一个事实”。这种确信是关于现实的，它存在于每一首诗和每一部小说，存在于空间和空间之外。

他的《双词技巧》一文，让我回想起自己写诗时那些很可笑的事情来，我认为那是小孩子最容易犯的傻事。它意味着诗歌必须经历的青春期。傻过只是证明我们年轻过。在博尔赫斯的“双词清单”里：——铁器是上帝，海盗的月亮是盾牌，蛇是长矛，剑的露水是血，红天鹅是所有鲜血淋淋的鸟类，狼牙的染色者是幸福的斗士。还有更可笑的，如颌骨的森林是胡须，眼睛即是脸上的石头，也是额头的脸。等等，那是一个不可穷尽的清单。博尔赫斯说；“将每一个双词技巧归纳成一句话，不是解出未知数，而是取消诗歌。”尽管双词技巧成了诡辩，成了毫无生气的语言游戏。但是，他一点也不生气，他说他收藏这些双词技巧，就像收藏邮票一样快乐。也许，每一个写诗的人，或多或少都干过这样令人不舒服的事情。要知道，博尔赫斯所收藏的这些双词技巧，都是从很多古典作品里找到的。那是我们整个诗歌的童年记忆。当然重点不在那里，而在这里。博尔赫斯说：“比喻本来不是基本成分，经过比较发现，它只是文学的一个迟到的发现。”当作家们都用比喻写作时，诗歌就显得优美了许多，成熟了许多。

这也让我想起自己的一些写作体会来。记得我当时很膜拜那些会用比喻的作家，曾经把月亮比作一只小船，结果编辑的退稿信直接把我当成小朋友了；我也喜欢在诗中写出一两句类似格言警句一样的句子来，很多读者就会以为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而我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后来，又热衷模仿意象叠加的技巧，认为给意象以更多的隐喻成分，让诗歌模糊起来，甚至魔幻起来。写起诗来有一种层层加码的感觉，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给比喻加密。结果是读者读不懂了，自己也写不出更好的诗歌来。从博尔赫斯那里，我找到了答案。那个时候写诗，就是企图证明自己的“才华”，而不是要表达自己的渴望。或者说，表达的渴望只有一个：就是想成为一个诗人。这种明显带有功利性的创作，是不会写出一首成功的诗歌的。

说到梦，其实是说到了博尔赫斯的词根上了。或者反过来说，“梦”这个词遇到博尔赫斯更幸运了。因为博尔赫斯认为文学就是一场梦，人生就是一场梦。梦因此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他说：“如果文学是个梦，一个经过引导和斟酌但本质不变的梦。” 那么，这个“梦”就是文学“虚构”的全部现实。“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读者或观众，反过来说，作为读者或观众的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虚构的人物。”我们惊奇的发现，这个结构跟“庄周梦蝶”同出一辙。在《对时间的新驳斥》里，博尔赫斯对“庄周梦蝶”进行了一番哲学思辨。他认为“唯心论（这里指的是贝克莱和休谟）判定有一次做梦，一次感知，但却没有一个做梦者，甚至没有一个梦；它断言对客体和主体的谈论是一个纯粹的神话。”但问题的关键，恰好是那一时刻的“同一性”。“难道这些时刻不是完全相同的同一时刻？一个重复的时期难道不是足以推翻和混淆世界的历史，足以揭示并没有这样的历史？”博尔赫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同一性”一旦被假定下来，就会出现否定历史的危险。那么，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否定过去，因为已过去；否定未来，因为尚不存在。那么，活在当下，梦在当下，当下是不是就可以一分为二呢？也就是说，总有那么一瞬间是存在的。有了这一瞬间，一切都还来得及。

但是，对于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梦”来说，博尔赫斯还有另一个看法，那就很文学了。他先假定庄子梦的是一头老虎，梦中庄子成了一头老虎。他紧接着就否定掉了，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寓意的比喻而已。还是“蝴蝶”有种优雅、稍纵即逝的特质，更适合暗示人生如梦。他这样的假定，是出于他自己喜欢梦见老虎的缘故，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跟庄子做了一番比较，觉得他们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博尔赫斯一生中最喜爱的野兽就是老虎。尤其是那种满身拥有美丽条纹的孟加拉虎，那种只有战争勇士才敢正视的亚洲虎，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博尔赫斯也能从那头老虎的特质里，体会到稍纵即逝的感觉。但他更关注老虎浑身的金黄，那种原始的金黄令他感动。它能让他感受到爱情、父母、夕阳，感受到黑暗和燃烧。当然，什么时候，一头老虎也不会成为一只蝴蝶的。尽管老虎威猛，蝴蝶轻盈，但它们都有一种稍纵即逝的特质。在这一点上，博尔赫斯梦虎，庄周梦蝶，他们在文学的天堂里相见甚欢。

玫瑰即玫瑰，花香无义。在博尔赫斯那里，谈论东西方文学是不合适的，谈论中国文学和南美洲文学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文学只是文学，附着其上的只是现实的尘埃。别无其它。也就是说，那只蝴蝶，不是三千年前的，也不是中国的，它只是庄子的；那头老虎也一样，它不是四十年前的，也不是阿根廷的，它只是博尔赫斯的。这就是文学的秘密：梦是文学的现实，作家是作品的现实。除了真诚，我不知道真实是什么。

博尔赫斯非常向往中国，他会拄一把中国拐杖，到中国的餐馆吃饭。也就是说，他会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些中国元素。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孔子、庄子、秦始皇、韩愈、易经、长城，但这只能说明一条，博尔赫斯是一个忠实的读者。一个作家可以不考虑读者，尤其是特定的读者。但是，不能忘掉自己。我们没有什么一定要记住，但我们选择了遗忘和回忆，因为我们爱上了文学。所以，博尔赫斯认为长城就是一个隐喻，它古老、浩繁、笨拙、无用。之所以要修万里长城，是秦始皇要惩罚那些崇拜过去的人。在博尔赫斯那里，秦始皇是一个未来主义者。但用过去的方式惩罚过去，我们还有未来吗？

提到孔子编纂《易经》时，他认为所谓的经典就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决心长期阅读的书籍，并且能做出无穷无尽的解释。它就像宇宙一样深遂，不可避免。阅读它需要用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可以预见，那样的决心因人而异。但是，读《圣经》和《古兰经》就不一样，那些宗教的书籍是用绝对的文字写出来的，那里面没有任何的偶然之作。而我们所有人的作品，都是偶然的作品。博尔赫斯的言外之意很明确，我们所有人都有神的成分，正义也许由上帝所创造，但上帝有赖于我们。

梦是作家创作的佳境。作家是自由的，没有人会替作家作主。作家的孤独不是无助，而是坚韧。博尔赫斯说过，文学总是在讲一个故事：人生苦多。因此，他对“不幸”有着异乎常人的体验，这也许与他晚年失明有关。“不幸不是没有运气，而是一种肯定。当我们不幸时，我们会感觉到不幸。”这份直面灾难的坦然力透纸背。也许正是这种不幸，亦或是其他，让博尔赫斯所感受到了死亡或它的隐喻，也让他变得聪明而忧伤，睿智而诗意。在梦境的黑暗中，博尔赫斯能看见自己，他可以跟自己把酒言愁。那是一种透明的忧伤，幽静的诗意。生活的不幸，让现实变得更加真实。

隐喻写作是作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济慈的夜莺，但丁的神曲，拜伦和波德莱尔总是把自己的不幸戏剧化，而惠特曼总是戏剧化了自己的幸福，细心的卡夫卡从来都不在自己的作品里透露自己是“犹太人”等等。这些“现实”就像一个个隐喻，暗示着一个通向文学的方向。一个不受时间限制，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种群限制的文学，它属于全世界，也属于全人类。用艺术的方式，创造艺术并享用艺术。这是我们的权力。博尔赫斯把文学世界和哲学世界、现实世界打通了，他把它们放进同一个地方：天堂。他说：天堂是一座图书馆。这句话也许是一个隐喻，它是否暗示着这样一个问题：博尔赫斯是一个文化信仰者。

在这部全集里，我深切的感受到博尔赫斯的谦虚。他总是准确无误、不容置疑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但是他总是喜欢用“也许”这个词，让很多很尖锐的思想直抵你的心灵，但他是用商讨的语气完成的。

博尔赫斯说：“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

也许如此。但愿如此。我很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