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是社会情绪的反映，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优秀的文艺作品有速度、有温度、有深度、有厚度，也有广度。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在这场全民抗疫战争中，中国的文艺家们、作家们都是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梳理3个月来的抗疫过程，可以听到各行各业文艺家们发出的声音，看到他们表达的心绪。根据笔者搜集来的各种信息，以疫情暴发地武汉为中心点，将抗击疫情分为前期、初期、中期、后期几个阶段。以此为主线，文艺创作也随之分为这四个阶段。

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武汉交通管控之前，属于抗疫前期。这一阶段，武汉几所医院陆续发现新冠肺炎感染患者，因为不明原因，没有给病毒命名，也没有完全说明其传染情况。从各种渠道流露的信息，只有少数人知道武汉出现了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到钟南山和李兰娟等科学家亲临武汉了解情况后，发现疫情非常严重，引起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立刻采取紧急措施阻止疫情传播。各大主流媒体开始正式使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布信息。这时期文艺的注意力还没有转过来，各媒体也没有多少反映，唯少数微信及朋友圈中流传一些零碎短信。

从武汉交通管控（2020年1月23日）到两个神山医院和多个方舱医院陆续建成（2月8日，农历元宵日）的半个月是抗疫初期阶段，也是抗疫最紧张的阶段。武汉交通管控第二天（除夕日），省内外一些兄弟医院开始组建医疗队驰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火速开工建设，在“云监工”中如期建成。之后武汉又相继改建了多家方舱医院，利用多家高校学生宿舍收治病人。正月初七以后解放军医疗队接管火神山医院（后续又有医疗队进驻武汉其他医院），同时多辆军用运输机装载物资飞抵武汉；全国各地医疗队和医疗物资也源源不断地驰援武汉及湖北的其他疫区。医护工作者在前线日夜奋战，后方广大民众也齐心协力投入到抗疫工作中。重灾区武汉确诊人数不断增加，各种医疗物资不断告急。慌乱和忙碌中许多感人事迹纷纷涌现，媒体相继报道。

过年前，随着人潮的大规模流动，疫情在全国不少省市出现。2020年1月24日除夕开始，很多城市、乡村相继交通管控，要求新年（正月初一）停止走访拜年。地方民间文艺开始出现，突出体现在各种宣传横幅、宣传短文中。为了让普通大众了解抗疫的重要性，说服他们过一个“不拜年、不聚餐、不串门”的春节，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可以说这是抗疫文艺的真正开始。

当乡村标语、个性喇叭、民间文艺纷至沓来的时候，文人创作的抗疫音乐、舞蹈、诗歌、散文等作品，相继在电视台、微信圈、网络平台以及部分刊物中传播开来。

文人艺术中，最早、最快速且以公开形式反映抗击疫情状况的大型文艺作品当数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中央电视台6位著名主持人朗诵的节目《爱是桥梁》情景报告剧，是“唯一没有彩排过的节目”，获得观众好评。有人用关键词概括这个节目为“态度、温度、速度”。这是媒体的担当，是文艺的力量。

半个月后，央视又举办了一场罕见的没有观众的元宵晚会，再次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纳入主题，用特写镜头报告了抗疫一线勇士们的工作状态。朗诵诗《相信》《你的样子》《中国阻击战》《因为有爱》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赞美了钟南山等医学专家、广大医护工作者的美德和职业操守。除央视外，一些地方电视台也创作了很多感人的歌曲，如《白衣战士》《会笑的眼睛》《坚信爱会赢》《你有多美》等等。

紧随电视、音乐等文艺作品的是文学。各种文学体裁中，诗歌、随笔体日记创作最快捷。写得比较早、影响较大的是身居武汉的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的《武汉，平安》（2020年1月25日正月初二，武汉交通管控第三天在湖北卫视播放），最先把抗疫工作者誉为“战士”。在500万人迫不及待地离开武汉的时候，诗人留居武汉，用朴素的语言，真挚而深情地书写了家乡抗击疫情的真实状态，有行动，有信心，有期待，展示了一个武汉人的责任和担当。这首诗随即被改编为歌曲，在湖北电视台播放，旋律动人心弦。

抗疫过程中，有佳作呈现，也有许多虚空的平庸之作冒出来，甚至丢失了人性人情。面对灾难，连基本的人道都没有，如何写出好诗歌？探究个中原因是这些作者缺乏体验和体悟，没有换位思考，没有感知生活的真实状态，虚空的灵魂写出了拙劣之作。

这些诗歌问题的根源在于诗人缺乏生活体验，诗人应该深入生活去体察，去感受，去认知。倡导作家深入一线，下沉基层，穿上防护服到医院、社区、乡村去切切实实地做些事，感受前线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从媒体记者或是其他朋友那里得来二手资料，这是重拾作家体验生活的传统，是弘扬老一辈作家的精神。中国的魏巍、美国的海明威都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诗歌之外，微信朋友圈中流传出来的部分“抗疫日记”引发了很多关注。根据内容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工作日记和生活日记。有大部分是流水账式地记录自己的所做所为，所见所闻，文学性并不强；也有少量作品有个性有文采。第二类是喜欢文字的人，或自称作家的人，把日记当做写作任务，每天完成一定的工作量。相对而言，文学色彩更强一点。“日记”本属于私人私语，但当它作为文体通过公开渠道和媒介流传出来，为广大读者阅读，则具有了文学价值。日记的写作及其流露的观点，取决于记录者本人的生活经验、文化视野以及审美理念。面对海量信息，在信息接受和选用方面，每个人会显示出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观点；即便是同一信息，在理解和评价上也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就导致了文学日记具有三种类型：积极乐观型、沉稳思考型和悲观消极型。

积极乐观型日记看到的多是抗疫过程中振奋人心的内容，如建筑工人的挑灯夜战，科学家们的潜心钻研，医护工作者的全力以赴，外卖小哥的热心助力，货运司机的星夜兼程等等，作者以鼓劲、赞美为主。沉稳思考型日记多叙述抗疫过程中令人痛心，甚至愤怒的地方，如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医护工作者被感染甚至病故，某些领导一问三不知、不敢担当不敢作为，基层干部态度粗鲁野蛮、做事漂浮不沉底等等，作者在批评、谴责中隐含着一股向上的力量。悲观消极型则多看到事物的消极性因子，作者表现出抱怨、惶恐和责备，悲观情绪浓厚。这三种日记类型，网络评价也众说纷纭，褒贬皆有。

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学，应该有胸怀宇宙的使命。抗疫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无论巨细，文学都应该去关注，作家都有理由书写。作品呈现的情感态度，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纵观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揭示问题时潜藏着希望和力量，赞美英雄时内蕴着危机和思考。面对灾难，文艺作品如果一味的歌功颂德，就容易蒙蔽真相；如果一味的苛责贬低，就容易让人丧失信心。以一己之偏见去看待身边事物，见木不见林的思维方式写出来的褊狭之作自然很难流传。辩证地、理性地看待事物，是作家起码的素养。用犀利的眼光观察社会，针砭时弊，为弱者发声，同时要给弱者以勇气和光亮，这才是作家需要肩负的责任。疫情的暴发有多方面因素，抗疫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人们深刻反思、检讨。而作家的反思应该比普通民众更深入，不是肤浅的表扬或是苛责，也不是简单的情绪牢骚与文字抱怨。这一点，鲁迅已经树立了典范。

2月8日（元宵节）到3月10日（农历二月十七），抗疫进入有序繁忙的中期阶段。随着武汉“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方案的展开，以及各地医疗物资对口援助的落地，人们的防控意识大幅加强。令人安心的是除武汉外其他地方病例增加人数在逐日下降，痛心的消息是医护工作者感染人数颇多，各地病故人数也不断报告出来。人们在讴歌抗疫英雄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疫情为什么会大规模暴发，哪些工作需要加大力度改善，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建议，文艺家们也开展了一些新活动。

有些地方的文艺家下沉到乡村、居委会参与病例排查，民间文艺继续发挥作用。一些作家在不断创作，作品逐渐见诸报端、刊物。中国作家网上可以看到王跃文的抗疫诗歌、毕淑敏与记者的抗疫对话；北京、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文艺家也在不同刊物发表抗疫文章。

中国作家网转发了王溱的散文《这一夜我也无眠，因感动和敬佩》（转引自中国作家网，“文化青岛”微信公众号2020年2月12日），文章叙述了青岛市立医院徐瑞金大夫深夜接到科室主任电话，勇敢接受援鄂战斗任务的事情，以及妻子、孩子的情感支持。篇幅不长，事件真实，情感真挚，看似平常，却令人动容。为抗击疫情，全国有4万多名军、地医护工作者离开家乡，驰援湖北，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战斗在一线，献出他们的爱心，传递他们的精神。这是最可爱的人，是最值得敬重的人。作者没有过多的评价，只是说“这就是上前线，上战场。平时说什么都没有用，真正走出去才是英雄！//这一夜我也无眠。因感动和敬佩。”在这些直面生死的医护工作者面前，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和作品人物“认识”，作者有深切体会，故能写出真情实感。对于没有真切体会的人，要写出发自衷肠的文章就不那么容易了。

2020年3月11日开始，国内疫情出现拐点，抗疫进入后期阶段。其标志是武汉新增病例下降到个位数，方舱医院逐渐休舱，援鄂医疗队开始分批撤离湖北。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外疫情却出现惊人的暴发与蔓延状态，很多境外人士纷纷回国，输入性病例增多，防疫抗疫面临新的局面。

抗疫后期阶段，不少文艺创作者从眼观、耳听转变为“我走”“我思”“我写”。突出表现在：有些外地作家长途跋涉深入到武汉等疫区实地采访并积累创作素材，如《逆行记》的作者及同事（《文艺报》2020年3月16日）。武汉当地的部分作家有组织地下沉到基层抗疫，感受不同的工作经验。对此，《彰显文学人的担当与作为：湖北文学界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文艺报》2020年3月18日）一文做了较全面的概述。还有些身居武汉的作家如池莉、刘醒龙、李修文、张执浩等，在不同场合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现实感受和写作理念。韩东认为“在大灾大难面前，文学太小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征服灾难本身而言，文学的力量的确有限，甚至“无用”；但就慰藉心灵而言，文学的力量又不可小觑。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文学都是有需求的，都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不过，与灾难同行的短时间内，用矫情、滥情的方式写出的应景文字容易令人厌恶；唯有俯下身脚踏实地潜心思考，写出反映大众心声、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品才受人欢迎。要创作出震撼人心的文学精品，则需要作者有大情怀和大智慧。

作家毕淑敏谈到：“2003年非典时期，我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参加特别采访组，赶赴非典第一线。当时我的母亲身患肝癌晚期，我奉命出征，心想这一去很可能和老母亲生离死别。但母亲支持我去，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开始昼夜走访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医生护士，包括外交部、国家气象局、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有很多卫生防疫部门，也包括从非典中恢复过来的病人。这一切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经历，酝酿沉淀了8年，凝聚成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花冠病毒》”。（张恩杰 毕淑敏，《〈花冠病毒〉所写 希望永不重现》，《北京青年报》2020年2月10日）作家阿来创作的反映汶川大地震的《云中记》，也是经过10年酝酿才成。十年磨一剑，实在有道理。

毕淑敏和阿来的经验说明：作家要写出有深度、有厚度的精美之作需要充分的时间准备、丰富的材料准备和丰盈的艺术准备。一蹴而就的急就章可能容易催出泪水，但很难惊醒灵魂。

抗疫的紧张阶段已经过去，抗疫文艺的高峰却尚未到来。有人说，中国作家在抗击疫情中集体缺席，甚至集体失语。这种评判并不准确。大量事实表明，中国作家并没有失语，抗疫文艺并没有缺席。但是，要给世人留下有深度、有厚度、有广度的杰作，的确需要进一步努力，因为大家都期待抗疫文艺出厚重之作。

相对于文学创作，文艺评论也在及时跟进。目前，客观有效的评论却不多见。“有功的，我们要歌颂，不让英雄流泪；有过的，我们要深究，不让小人得逞”，这是社会的正义之声，与文艺的惩恶扬善功能一致。大灾大难面前，袖手旁观、得过且过，跟风拍马、阿谀逢迎，一味谩骂、悲观惶恐都不是文艺工作者的态度。只有站在时代前列、社会高度，胸怀天下、心贴民众，洞悉事物、深入肌理，辩证思考、上下求索，才能写出负责任的文字，写出大气磅礴的文章。“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才是作家们追求的标高。也许，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将在抗疫后期或者疫情过后出现，我们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