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古典诗歌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研究对象从大家向小家的转移（前人论诗有大家、名家等等区别，这里则把一、二流诗人统称为大家）。许多文章举出这种现象作为新时期古典诗歌研究成绩的证据，并将之褒为“研究视野的扩大”云云。当然，从表面上看，对某些大家的研究仍是相当热闹，以李、杜为例，十年来发表的研究杜甫的论文达一千五百多篇，专著也有几十种，研究李白的论文估计也有五六百篇，数量不算少。但是除去那些重复前人观点而无所发明或乱套时髦名词而隔靴搔痒的“研究”文章以及汗牛充栋的赏析文章之外，又能剩下多少篇呢？至于连这样的文章也很少见的如唐代的韦应物、李益、孟郊、贾岛，宋代的梅尧臣、陈师道、陆游、吴文英等大家，其研究水平的停滞不前更是有目共睹的。

笔者曾注意到，在海外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选择论文题目时早有避开大家而专选冷僻小家的倾向，有些人坦率地承认这样做是为了较容易地写出论文，得到学位。国内的研究者是否有类似的心态呢？笔者不想妄加揣测，但总觉得“大家”研究的步履艰难是“小家热”兴起的原因之一，而“小家热”又从整体上掩盖着古典诗歌研究不太景气的状况。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忧虑的。

笔者并不反对研究小家，但同时认为，就整个学术界而言，我们的研究热点和重点始终应该是各个时代的大家，因为大家的创作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和风貌。

以唐诗为例，虽说《全唐诗》收集的诗人达二千二百多人，《全唐诗补编》又补收了诗人一千五百多人，但真正代表着唐诗成就的是李、杜、韩、白以及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元结、刘长卿、韦应物、李益、元稹、孟郊、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贾岛等四五十位大家，而不是剩下的那三千六百五十个小家。换句话说，如果三千多个小家的作品全部亡佚了，那虽然是个损失，但唐诗仍将是诗歌史上的高峰。但如果五十位大家的作品亡佚了，那么“唐诗”就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名词了。

毫无疑问，古典诗歌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探索诗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而这个目的只有在深入研究历代大家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因为无论是风格倾向、审美意识还是主题走向、体格样式，诗歌的发展演变主要是由大家的创作显示出来的。离开了一些位置突出、参数明确的点，我们就无法在坐标图上画出一条曲线。而离开了那些大家，我们也无法描出诗歌发展的轨迹来。

前人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一代也应有一代之学术。对于古典诗歌研究来说，衡量学术之水准的标准主要是看它对大家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比如宋代的诗歌研究，其最显著的成就是对陶渊明和杜甫两位大家在诗歌史上重要地位的确认。可以说，在苏轼指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说陶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朱熹说陶诗“平淡出于自然”、“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之前，陶诗的价值是一直被忽视、低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宋人发现了陶渊明。杜甫虽然在中唐已受到韩愈、元稹的推崇，伹正是在王安石说杜甫“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苏轼说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以后，杜诗的思想意义才受到足够的重视。同样，杜诗（尤其是杜甫的晚期诗）的审美价值是经过江西派诗人的探赜索隐才为世人所知的。宋人对陶、杜诗的新发明且为宋代诗坛确立了学诗的典范，学术成就转化为创作实绩，可称古为今用的范例。

文学与科学的一大差别是，后者的每一项成就终究要被后人超越甚至否定，而前者的成就却亘古长新。所以文学史研究也与科学史研究不同，它必须对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和人物作出现代阐释和全新的评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李白论、杜甫论、苏轼论、辛弃疾论……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只能在小家身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对大家却满足于汇纂前人的校勘、注释或复述前人的评论，那么我们的学术只能算是前代学术的附庸或余波，而不具有独立的品格。

笔者由衷地希望我们的诗歌研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当我们的后人要想研究某一位古代大诗人时，他们必须超越的是我们的而不是前人的阐释和评价。就像我们今天研究陶诗，必须超越的是宋人的观点而不是萧统、钟嵘的看法，因为萧统、钟嵘的陶诗论早已被宋人超越了。

必须补充的几句话是，所谓“大家”当然是由创作的质量而不是由作品数量决定的。唐代诗人中韩偓“落花诗即大家”，张若虚“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相反，清乾隆帝虽存诗四万余首（一说十万首），却没有人把他看作是清诗大家。而且各个时代对“大家”的名单有不同的看法，陶渊明在《诗品》中仅列中品，但从宋代以来，他却被看成八代诗中第一大家。但愿我们能为自己的时代确定新的大家名单，这将是我们的诗歌研究自立于学术史的一个标志。

>>>本文原题《加强对大家的研究》，载《中国诗学》1991年第一辑。转载自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