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由诗歌写作中的“现实抒写”，我们注意到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修辞化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差异很大的，而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

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的“介入者”的双重身份，从而发现日常中“新鲜的诗意”。诗歌既是幽微的心灵世界的复杂呈现，也是时代和社会主潮的揭示者。“诗缘情”和“诗言志”的传统构成了诗歌发展的双翼。一个诗人总会怀有写作“纯诗”的冲动，但也不能拒绝介入“现实”，而在诗学层面二者的危险性几乎是均等的。对于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之诗、物化之诗、时感之诗、新闻之诗以及公共题材写作，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大量的同质化的廉价文本。诗人有必要通过写作，来甄别、判断、调节和校正来完成包括了生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而具体到不同时期的诗歌写作境遇以及内在要求，“诗性正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充满了调整与更新。

“怎样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这句诗出自诗人侯马。而就当代汉语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而言，诗人应该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求真意志和精神词源在写作中重建“当代经验”和“日常真实感”，进而承担文字的“诗性正义”。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诗歌与现实生活是一种空前复杂的咬合式的互动结构，是修辞语言和社会效忠之间的博弈，而非简单的平衡器和传声装置。当然在特殊年代也存在着类似于卡夫卡所说的“少数文学”极端的写作状况——所有私人的生活史直接等同于政治的、公众的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而时下在不断强化诗人“现实生活”和“当代经验”的吁求中，在诗人与公共空间的互动上，如何把个人的日常生活转化为精神生活，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整体性的历史经验，就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关于“现实生活”的理解与写作实践不仅与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有关，也与诗歌文体认知的差异性有关。当代中国诗人就写作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还大致形成了“现实/生活中心主义者”和“审美/修辞主义者”，而二者往往不是平行、对等的，而是紧张甚至对立的，没有做到像米沃什在《艺术与生活》中那样的全面、深刻和公允。这是诗歌观念在不同时期的指向、偏移、倚重以及“纠正”所导致的结果。正如张曙光后来所反思的那样“一些人不接受日常性，也是因为日常性与传统意义上的诗意格格不入”。比如诗歌作为审美话语的自足性与作为历史话语的社会性，在很多诗人认知那里同样是二元对立的，这体现为唯美遣兴的“隐逸派”与激烈尖锐的“公知派”。而对此能够予以融合的诗人则非常罕见，“刺入当代生存经验之圈的诗，是具有巨大综合能力的诗，他不仅可以是纯粹自足的、甚至可以把时代的核心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陈超语）

日常生活与诗歌写作既是修辞问题又是现实和实践性问题——比如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同时也像“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那样是历时性的“传统”话题。有学者就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奠定了日常生活诗歌传统的是杜甫，而此前的诗人并未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而在英语诗歌中，德里克·沃尔科特则指认直至拉金的出现才使得“日常生活在英语诗歌中获得了极其精确的定义”。而当我们必须谈论诗人与生活的关系，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甫是以怎样的话语方式抒写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时代。为什么偏偏是杜甫而非他人被认为是“诗史”，而他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对一个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呈现？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同样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他们也深处于动荡的社会生活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难道他们的诗歌与生活和现实没有关系吗？尤其是在明代，杜甫有那么多的追随者、模仿者，但是那些与彼时生活和现实相关的诗文偏偏被时间公正而无情地淘洗掉了。在当代中国，“向杜甫学习”“反映生活”的呼吁和提醒并不少见，然而却在伦理化的道德论调中简化了诗人与生活的关系，窄化了诗歌的多样化功能。而1978 年以来，在中国的先锋诗歌界援引最多的就是里尔克的那句诗“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但是很多中国诗人是从生活和作品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来理解这句话的，而恰恰忽略了里尔克原诗中此句最为关键的结尾处的那个问号。也就是说，诗歌与日常生活之间并不是单一的内在的紧张关系，而是存在着诗人与生活、诗人与母语、诗人与自己的多种可能性关联。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无疑具有重要性，但是那些暂时逸出、疏离了“日常生活”的诗歌并非就不具有诗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而这正是诗歌史的两面，最关键的仍然是诗歌表达的有效性。

在回应时代的问题上，“纯诗”、“现实之诗”之间应该达到动态的平衡，真正的诗歌既是面向当下的，又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没有诗，就没有未来”，在他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诗歌是面向未来的，而预写未来的主体必将是青年一代。近年来青年诗人成长速度的加快不仅与诗歌自身发展的日渐成熟和良好的诗歌生态有关，也与新媒体、自媒体所提供的交流平台相关联，诗人之间的互动和相互砥砺以及快速的诗歌传播都打开了青年诗人的眼界。不过，必须提出青年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一部分年轻诗人在诗歌写作中存在“否定性的面孔”，诗人不能滥用了“否定”的权利，甚至更不能偏狭地将其生成为二元对立的极端。实际上，诗歌最难的在于知晓了世界的残酷性还能继续说出“温暖”和“爱”。只有一种“怨恨”的诗学是畸形的，当然只有赞美的冲动也是可怕的。诗歌不能仅仅局限于“怨恨诗学”，除了表达不满、怨愤和紧张感，诗歌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内容需要去发现、关注和抒写。诗不是贴在这个时代的小广告、匿名信和举报信，它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群和现实中无比丰富的多层次性以及人类的整体命运和精神大势。质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

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巨变对诗歌构成了严峻考验，也为有作为的诗人敞开了广阔天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等问题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诗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及物”，强调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诗人则认为诗歌应该保持独立性、纯粹性和个体主体性，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进行衡估和再认识。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语境尤其是新媒体生活使得“生活碎片”“底层生活”“阶层身份”在诗歌写作中得以轰动效应般地呈现，吸引了社会和公众的好奇眼球。但是就写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来看，当下也已进入到阿甘本所批评的“经验匮乏的时代”。诗人必须重新估量生活，重建与生活的关系，在有效性的层面重新发现写作与生活的双重经验。而从诗人与生活的隐喻层面来看，诗人就是那个黄昏和异乡的养蜂人。他尝到了花蜜的甜饴也要承担沉重黑暗的风箱以及时时被蜇伤的危险，“心里想着‘甜美，甜美’。/孵巢灰暗，一如贝壳化石/令我恐惧，它们似乎很老”（西尔维娅·普拉斯《蜂螫》）。此时，我还想到另一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句——“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这也许正是诗人所面对的生活，或者正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那一部分秘密知识。一定程度上诗人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场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其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受到挑战。不容忽视的是同类题材的诗歌存在着挖掘不深、空泛议论、浮夸抒情、缺乏生命体验和真挚情感的弊端。深入探讨诗歌与现实、时代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引导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诗学价值。

对于诗歌的来路、当下以及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诗歌正在不断成熟和快速发展，但是也要注意“时间神话”和“文学进化论”的危险，当下诗歌问题也并不比以往时代要少。尽管诗歌的交流渠道正在新媒体的狂欢中变得如此便利和快捷，但是仍有优秀的诗人可能被一拥而上的欢呼所淹没。由此，观察、发现、再造、冷静、深入、沉潜，是我对当下诗人的期待。

诗歌既是“诗言志”传统的及物性和现实感的回声，同时又是面向了时间终极命题的探询。现实繁杂而来路正长，时间以及未来读者会收割一切。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后。

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