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已经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对于70年来的中国诗歌，我们的回顾与总结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呈现，远非一篇文字所能完成。在此，我更想从“中国”的角度来回顾一下我们的诗歌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中国。中国当代诗歌发生和发展于共和国70年的历史时空中，不仅书写和表达了70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广大民众的精神与生存，同时也很充分地确立了自身，不断建构诗歌自身的主体形象。70年来，中国诗歌的主体特征越来越丰厚，越来越开阔，我们的诗歌生态也越来越健康、丰富、生机勃勃。

突出的中国意识

新中国70年诗歌作品集中呈现了突出的“中国意识”：50年代的诗人在作品中书写对于新中国的热爱，80年代的诗作更加深沉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新诗书写具有了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新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样的历史时刻，只要我们回溯70年前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起点，就会想起郭沫若的《新华颂》和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等著名诗篇。独立、统一和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是晚清以来整个中国包括广大作家与诗人们的精神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和寄寓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渴望与梦想，他们由衷地为此欢呼、为此歌唱，热烈而真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何其芳的诗句很有代表性地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诗歌中国意识的主要方面：过去的长期苦痛、今天的欢乐、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所形成的巨大的自豪感、“隆隆的雷声”同时意味着庆典与斗争……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很多书写和表现对新中国的热爱（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彭燕郊的《最初的新中国的旗》、罗洛的《我爱》），赞颂和绘写新生国家的边地风情与多民族生活（闻捷的《天山牧歌》、公刘的《边地短歌》、梁上泉的《云南的云》《喧腾的高原》、顾工的《风雪高原》《寄远方》），呼吁和捍卫世界和平（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表达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热情与决心（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胡昭的《军帽底下的眼睛》、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公刘的《西盟的早晨》《兵士醒着》）等诗篇，经常会产生广泛影响。由于诗歌所具有的可以直抒胸臆的文体特点，因此相比于其他文类，50年代的中国诗歌更为集中和强烈地表达了“新中国意识”。

70年来中国诗歌中国意识的集中表达，又一次体现在新时期之初的1980年前后。我们的国家经过10年内乱，百废待兴，无论是整个国家与民族，还是每一个群体或个体，痛定思痛，都在向往着祖国现代化的未来。因此，这一时期诗歌中的中国意识往往更加深沉，也更具有多样化的抒情特点。像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祖国啊祖国》、叶文福的《祖国啊，我要燃烧》等诗作，都如同江河《祖国啊祖国》所抒发的：“在历史中/我会永远选择这么一个时候”，“把我的声音压得低低地低低地/压进深深的矿藏和胸膛”，“用低沉的喉咙灼热地歌唱祖国”；而梁南的《我追随在祖国之后》、汪芳的《我拉起板车》、许德民的《一个修理钟表的青年》、阎月君的《月的中国》、张宝申的《中国，从这里起飞》、曲庆玮的《我骄傲，我属于中国》、曹汉俊的《中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王自亮的《伟大的构思——写在建筑工地上》和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我是中国公民》等众多诗篇，更多昂扬的激情与豪迈，将个体生命的意义和未来与祖国现代化的明天紧紧联结，同样“灼热”而动人。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诗歌中的中国意识又出现了新的主题：一方面，诗人多多、李笠和杨小滨等，在更多频繁的海外行旅中时常会涌起对祖国的想望与思念，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深情，写出了很多动人的诗篇；一方面是以吉狄马加的《大河》与李少君《我是有大海的人》等为代表的诗人诗作，倡导和凸显“向海而在”的中国，极大地拓展了关于中国的诗意空间。

强烈的现实精神

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诗歌继承和发展了中外诗歌史所共同关注的现实精神传统，大体可以分为建设与改革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道路。这两个时期的中国诗歌所具有的共性是，它们都对现实有着自觉的关注与执著的书写。

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多诗人以饱满高昂的激情到农村，到工厂，到工地，到祖国的边疆、油田与煤矿，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郭小川：《投入火热的斗争》），书写生产与建设，像邵燕祥的《到远方去》，便很突出地表现了这样的情景：“收拾停当我的行装/马上要登程去远方/心爱的同志送我/告别天安门广场//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在我将去的矿井/还只是一片荒凉//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在遥远的荒山僻壤/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建设祖国”，作为当年最为重要的时代精神与时代现实，在诗人们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书写与表达。雁翼的《在云彩上面》写“我们的工地在云彩中间/我们的帐篷在云彩上边/上工的时候我们腾云而下/下工的时候我们驾云上天”，“告诉我们亲爱的祖国/你的儿女战斗在云彩上面”；而林庚的《马路之歌》、沙鸥的《山下》和唐祈的《水库三章》，写的则分别是“马路宽阔得像一条河/春天工地上正在建设”“山岭下，工地像大熊星座/长江滚滚流着朝霞”和“恍如一片神奇的梦境”的“夜半的水库工地”。不仅仅是这些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严阵的《江南曲》、力扬的《布谷鸟》、苏金伞的《场边夜话》、吕剑的《一个姑娘走在田边大道上》和欧外鸥的《我们的土地散发着芳香》等诗作，还很生动地书写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劳动场景；丁力的《太阳的家乡》和公刘的《上海夜歌》则分别写的是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城市，很有代表性地书写和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建设的光辉成就，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较早的城市诗，同样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现实——生产、建设、劳动，诗人们的脉搏与时代一起跳动，目光与心灵紧紧关注着现实，尤其是李季、孙友田和傅仇等诗人，还因为对不同行业生产建设的集中书写而被称誉为“石油诗人”、“煤矿诗人”和“森林诗人”。

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历史理性反思的基础上，仍然非常热忱地关注着现实，参与现实，像赵恺的《我爱》便以深沉的历史感和对未来的信念，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爱的激情，而他的《第五十七个黎明》则更是通过一位女工的形象，用一位女工的“黎明”，表达了对正在展开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投身和参与的渴望与豪情：“一位母亲加上一辆婴儿车/组成一个前进的家庭/前进在汽车的河流/前进在高楼的森林/前进在第五十六天产假之后的/第五十七个黎明”。这是新时期之初的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和一个非常鲜明的诗歌形象，有“劳累”和“艰辛”，也有“痛苦”和“思索”，但“青春在尘絮中跋涉/信念在噪音中前行”，一位平凡的纺织女工仍将生命融入现实、融入历史、融入改革开放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壮阔洪流。这种将青春与人生的意义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的抒情模式更多出现在80年代“青年诗人”的写作中。我们关于80年代的历史叙述往往会偏重于突出当时的“归来者”们和“朦胧诗人”，实际上当时以叶延滨、骆耕野、叶文福、杨牧、聂鑫森、高伐林、刘益善、王自亮、曹剑、吕贵品、张宝申、刘小放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诗人们，同样以各自的诗篇表达了80年代中国的现实变动与现实情感，非常值得重视。90年代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急剧的现实历史转型，乡村与城市，工厂、工地、矿山、油田、企业甚至商界，在杨克、谷禾、王夫刚、张联、北野、大解、马新朝、张洪波、杜涯、韩宗宝、雷平阳、蓝蓝、林雪、哨兵、宋晓杰、田禾、熊焱、卢卫平、沈浩波、许强、郑小琼、陈忠村等很多诗人的笔下，都得到了充分书写，特别如苏历铭，在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市场化、城市化的最新现实中，虽在商海，却仍将“做一个诚挚的诗人”，“在现实中成为一个公平的观察者或思想者”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与诗歌追求，以其《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里喝茶》和《朝内大街》《西单路口》《南京西路》《陆家嘴绿地》《黄陂南路往南》《深南大道》《沈阳诗篇》等诸多诗作，一方面书写现实，表达诗人对最新现实的感受与思考；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诗歌如何敏锐地追踪现实，把握和表达新的现实提供了非常可贵的经验。

深厚的人民情怀

新中国70年来的当代诗歌继承与发扬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关切人民命运，表现人民生活，塑造人民形象，书写和表达人民的精神世界、情感和立场，这种成就非常值得肯定与总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诗歌的人民情怀突出体现在讴歌人民、赞美人民（如贺敬之的《回延安》《放声歌唱》），表现人民的翻身解放等方面，因此像阮章竞的《漳河水》、冯至的《韩波砍柴》、严阵的《老张的手》、吴琪达拉的《守夜老人》和吴奔星的《门里关着一个春天》等作品，都以历史对比的方式书写了解放前后人民群众生活与命运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诗歌出现了许多以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形象。最具影响的如“石油诗人”李季关于玉门油田、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等地石油工业建设，描绘石油工人生活与精神风貌的一系列诗作《玉门诗抄》《心爱的柴达木》，特别是其长诗《生活之歌》，更是集中绘写和塑造了玉门油矿一位石油工人的形象；在孙友田的诗集《矿山锣鼓》、傅仇的诗集《伐木声声》、郭小川的“林区三唱”和李瑛的《戈壁日出》《边寨夜歌》等诗作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个煤矿工人、伐木工人、勘探队员和保卫祖国的战士形象，在很多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诗歌中，农民形象更是常见。在我们的诗歌史上，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人民情怀还很独特地表现在像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张志民的《扬场》、田间的《嘎拉玛朝》和顾工的《卓玛的发辫上有一朵红花》等很多作品中，这些作品往往将劳动与爱情结合在一起。劳动在新中国有着与旧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的意义与价值，爱情使得劳动更具诗意、更加美好，突出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清新、朴素和奋发向上的人民文化与劳动文化。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诗歌一如既往地关怀着人民、情系人民，诗人们对人民的感情更加深沉、更加丰富，也更加能够切实地深入到社会历史变迁特别是市场化转型中，观照人民群众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的精神与生存。我们的人民，在“归来者”的诗歌中，是在苦难中收留了他们、救度他们（昌耀的《慈航》、曾卓的《有赠》），或“跟丈夫共同战斗”的“数不尽坚贞顽强的妻子”们（黄永玉的《献给妻子们》、彭燕郊的《家》）；在“知青”一代诗人的作品中，就我个人的阅读记忆，经常会想起叶延滨的《干妈》、杨牧的《站起来，大伯！》、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舒婷的《风暴过去之后》，浮现出那位“张着豁了牙的嘴巴”、母亲一样哺育和呵护着诗人的“干妈”、杨牧诗中的“大伯”和王小妮诗中“石匠”的身影和面影，揪心于在渤海湾风暴中牺牲的“七十二名兄弟”，为诗人对人民的感情所激荡与感佩。我一直以为，叶延滨的“干妈”，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的“大堰河”，我也一直难忘诗人在作品的“题记”中所直接抒发的对人民的感情、对人民的牵挂。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转型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复杂变化，很多诗人仍然以现实主义精神心系人民，特别令人欣慰和值得肯定的是，在“归来者”和“知青”一代之后的“60后”“70后”“80后”几个代群诗人的作品中，人民的生存与命运仍然是他们情之所系，其中的代表作如李南《下槐镇的一天》、蓝蓝的《矿工》、谷禾的《宋红丽》、张尔克的《城市里的兄弟》、田禾的《骆驼坳的表姐》、娜夜的《上坡下坡》、姚辉的《在乡间》、熊焱的《野花》、沈浩波的《文楼村纪事》和林雪的《大地葵花》、哨兵的《清水堡》、王夫刚的《粥中的愤怒》、杨键的《古桥头》、缪克构的《盐的家族》、张联的《傍晚集》及郑小琼的《黄麻岭》、张二棍的《旷野》等诗集中的许多作品，当代中国的人民形象与人民的精神与生存，得到了非常丰富的书写。而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所集中涌现的“地震诗歌”现象、广大农民进城务工所形成的“打工诗歌”现象和诗人李少君关于“草根诗歌”的理念与实践，非常突出地显示了诗对人民的关切、诗与人民之间的血脉相连。人民伦理仍然是我们的诗歌坚定继承与奉持的诗歌伦理。我们的诗歌仍然以对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怀表达着中国。

充满活力的诗歌生态

从总体上回顾与考察70年来中国诗歌历史的重要特点，有一种经验值得记取，那就是营造和保持健康健全、充满活力的诗歌生态。这种生态从精神与诗性的方面，体现了中国诗歌蓬勃的生命张力，而这正是我们的国家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

70年来充满活力的诗歌生态，首先表现为诗歌主体的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如果说五六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抒情主体更多地具有政治性特征，诗人们的身份认同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均都认同于革命，认同于人民，认同于工农兵的话，那么，在新时期以后的改革开放时代，诗歌主体则还兼具有社会性特征，诗人们的身份认同也更丰富多样，年龄、代群、性别、地域、民族、诗潮、流派等等，成了许多诗人的身份标志。因此从代群的意义上，我们有“青年诗人”“中生代诗人”“60后”“70后”“80后”“90后”乃至于目前正出现于诗歌界的“千禧一代”诗人。从性别的角度来说，自80年代舒婷、林子、张烨、王小妮、伊蕾、翟永明、海男、唐亚平等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出现于诗坛后， 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女性诗人活跃于诗歌界，成了中国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地域文化特点鲜明，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有以昌耀、周涛、章德益等为代表的“西部诗人”所组成的“西部诗群”，还有“江南诗群”“巴蜀诗群”“闽南诗群”和“南海诗群”等其他许多地方性的诗歌群落，这些诗群的形成和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诗人们各自所具有的地方认同。在民族身份的层面上，藏族、彝族、满族、撒拉族、维吾尔族等很多民族，新时期以来涌现出了他们的代表性诗人，像甘肃的甘南和四川的大凉山等地，还形成了颇有影响的藏族诗群及彝族诗群，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也都得到了充分表现。诗潮和流派性意义上的诗歌主体，更是体现在许多诗潮与流派中，他们的建构、形成与彼此之间的诗学区分，正是当代中国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

70年来的中国诗歌，诗潮迭起，诗歌现象纷繁丰富，诗歌文化活动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形式多样，充满活力。五六十年代，以贺敬之、郭小川等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和以闻捷、李季、李瑛等为代表的生活抒情诗是当时的主旋律，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特别是民族史诗和叙事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绩，诗歌朗诵活动包括赛诗会，成了当年遍布城乡最受欢迎的主要诗歌文化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从新时期之初的以艾青、牛汉、公刘、蔡其矫、邵燕祥、赵恺等为代表的“归来者”诗潮，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芒克等为代表的“朦胧诗”，到后来的以于坚、韩东、周伦佑、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以翟永明、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歌”，再到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继而到21世纪以来的“草根诗歌”“打工诗歌”“地方性诗歌”和“网络诗歌”，以及一直被很多诗人所实践的“城市诗”“乡土诗”“口语诗”等，诗歌潮流此起彼伏，其所体现出来的丰富性、活跃度与诗学的深度与广度，一定程度上，不仅超越了1949年之前的现代文学史时期，也超越了70年来的其他文学门类。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趋于多元，特别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的诗歌文化活动，远远丰富于之前的五六十年代，在各种各样经常举办的诗歌朗诵之外，一方面，诗歌的文化媒介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方式，相应的诗歌网站、诗歌网络论坛、诗歌博客、诗歌微信公众号与微信群、电子诗歌刊物非常活跃，甚至多次掀起以网络为基础的诗歌热点现象；另一方面，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化拓展、跨界及衍生活动，形式更加多样，诸如诗歌雅集、诗歌节、诗歌周、诗歌分享会、诗歌采风、诗剧改编（如于坚的《0档案》、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深圳的“诗剧场”）、新诗书法、诗歌文化创意产品等等，越来越成为诗歌界与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诗歌文化生活，营造和构成着我们这个时代极富活力的诗歌文化生态。

“新”“旧”并行的诗歌格局，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诗歌生态状况。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虽然成了中国诗歌的主流，但在同时，新诗与旧诗之间，仍然存在着复杂的张力。一方面，新诗一直面临着伟大辉煌的古典诗词的压力；另一方面，旧体诗的创作传统并未消亡，而是“一直在坚韧地存活着”。70年来，随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如《中国诗词大会》所体现的对于古典诗词几乎全民性的热爱，旧体诗的写作也越来越普遍，人们以旧体诗来言志抒怀、结社雅集、唱酬赠答，成了广大干部群众或文化人所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 不仅像《诗刊》《扬子江诗刊》这样以新诗为主的诗歌刊物辟有旧体诗专栏，坚持发表旧体诗，还应运而生了《中华诗词》《中华辞赋》《江南诗词》等许多专门发表旧体诗的刊物，且有可观的发行量与影响力。70年来，以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等为代表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学界的郭沫若、聂绀弩、胡风、何其芳、辛笛等，学术界的陈寅恪、钱锺书、沈祖棻、马一浮、钱仲联、顾随、杨宪益、叶嘉莹、厉以宁、陈思和等，艺术界的齐白石、黄宾虹、林散之、启功、黄苗子等，影视界的林芳兵等，都在旧体诗的写作方面卓有成就与影响。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当代中国的旧体诗，并且将它们有机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诗歌史的总体叙述，还是不少学者如钱理群、夏中义、林岗、李遇春、曹辛华等教授的重点研究课题，出版和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新”“旧”并行，众声喧哗，众妙皆备，这就是当代中国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诗歌生态。只要珍惜、保持和继续营造这样的生态，我们的诗歌、我们的中国、我们的诗歌所着力表达的中国，一定也将永远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