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的诗歌的概貌呈现出总体可观、细节丰盈、技法娴熟的态势，足以“诗证时代”。但对于社会精细分工背后的多元诗歌，也存有泛滥、晦涩的非议。现代人对诗歌的审视，与庞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分不开。资本裹挟、数据引领、市民傲娇令诗歌之路日益逼狭，以致有人笑谈“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

当时，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打工诗歌及中产阶级诗歌创作蓬勃发展，异乡人情愫在诗歌中日益彰显，当代汉诗因此而释放出新的活力。大体观察，可归纳为“学院派诗写”“口语诗诗写”“多元综合诗写”三类。学院派的诗歌创作占据了中产阶级创作的主体位置，他们主张语言的陌生、意象的重叠、哲理的深邃等，以词语“繁殖”的形式写诗，层层推进、想象再生，丰富了汉语表达的可能。与之相对的诗碎片化诗写带来的口语诗变革。针对于较为固化的汉语表达，口语诗创作者主张生活化、平民性、碎片化，但因为“过于段子”而产生“时兴”大于“诗性”的结果。好在，多元的民间写作及知识分子诗歌创作，让新时代诗歌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无疑，当下中国所处的新时代，对诗歌创作提出了新要求，也对诗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借此东风，当代汉诗再出发时，应侧重诗歌语言艺术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着力梳理、规范、包容、丰富汉诗的表达，力求做到“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让当代汉诗回归日常抒情，真正恢复汉语的光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地域、文化格局巨变。站在时代的截点，回顾转型期的诗歌，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资本化、网络化对当代汉诗的影响。诗歌的资本化问题不同于网络文学创造的产值，而是资本化运作对人民生活的全方位影响。21世纪之初，我国稳步进入大资本化以及后工业时代。同时，网络呈蔓延式发展。人处在大数据的怪圈之中。互联网终端、移动终端占据了人的大部分时间。信息社会的捆绑以及带来阅读和写作的碎片化，一方面打开诗歌创作的民众之路，另一方面又让汉诗写作陷入泛滥态势。近二十年，诗歌写作经历了论坛热潮、博客发表，到眼下的朋友圈晒诗，诗歌几度繁荣，又极度虚空。纸质诗歌刊物的订阅量日趋减少，而网络诗歌则泛滥成灾、难出精品。这反映了深度阅读的缺失。从诗歌活动上看，为体现文化的繁荣，诗歌活动盛极一时，地方政府纷纷出资，以诗歌之名，大兴诗歌集会。资本与网络对诗歌有本质的腐蚀。让留在表面的当代汉诗成为“低门槛”“无标准”“无底线”的荼蘼虚伪制作。尚未成熟的诗人极易受到名利诱惑，而未历困境打磨，缺少充分的时间创作，更缺少生命主体意识。本来，人是有人权的，但在资本与网络的裹挟下，主体被异化了。而后，资本化之后的人更趋向于盲从资本，追求金钱，追求利益，追求社会身份，失去了理想主义和人文关怀。

其二，中国人步入了市民生活和市井社会。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原来的聚居式氏族生活变成市民生活、城乡结合部的市井生活。人们不再有启蒙主义时期的家国意识，更多地倾向消费主义。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走向，缺少心灵观照。在这里面，大多数人都活成了小我。诗人的写作亦是小我写作，呈现的是语言的狂欢，语言的消费。诗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带”，因为那是诗人最舒服的表达方式。一旦出现，承担集体的情况，诗人的“气格”就显得很低。好在日常安逸，无需诗人去承担，而诗人也热衷于对美学修辞，对小句子的精致追求。学院派不再具有理想主义，而是某种语言衍生游戏罢了，而所谓的口语诗，打着民间的旗帜，只体现了小我在社会及压力下的疼痛感，表达机械、千诗一面。诸如此类，限于个体经验的表达，难以承担民族与时代之大义，也难以抵达真正的艺术之境。

文随代变。当代中国所处的生活境况以及社会分工，决定了人们关心的是“自我本身”。所以诗歌创作者不经意就落入表达自我的怪圈。市民社会的现况，源于消费主义，更是社会资本化的必然结果。面对日益繁复的现实境况，诗歌创作难以驾驭时代，又何谈引领未来呢？诗人转入个人化的叙事（注意：这不是真正的生命叙事）。即使诗人抒发自己个人感受再多（这是资本与网络覆盖下的虚拟镜像），但放到时代背景之中，诗人只是被异化的数据符号而已，极易成为网络信息的傀儡。在后工业时期，资本控制一切，数据引导一切并解释一切，我们每一个人，其身份，比如说是职员身份、公司领导身份、官员身份。其实都是资本里的符号，或者是资本理财中零部件，构成整体国家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如此符号，如此指代，如此虚无的个体存在，决定了泛滥的网络诗，等于无诗，等于没有突出体现出21世纪中国转型期的汉诗。

当然，在虚无高蹈之表象下，转型期诗歌定有暗流涌动。譬如，始于世纪之初的打工诗歌，郑小琼、许立志等诗人，较好地把后工业时代的隐痛与个体生命交织阐明；以陈先发、胡弦、李元胜为代表的优秀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富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抒情特色，延续了汉诗的纯正血统，呈现了汉诗高贵的精神向度；亦有把中国古典诗词空灵性表达与西方现代诗歌深度意象融合的诗人，他们的创作之风有中西合璧之感。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当代诗人写当代汉诗。进一步讲就是，当代汉诗一定要融合现代社会的语言元素、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现代人所渴慕和追求的精神写意。

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国步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时代。或许，当代汉诗再出发时，可以注重汉诗的生活基础和民族意识。充分体现当代汉诗的当代性、生长性、人民性、民族性。对于诗歌来说，经过转型期的资本裹挟问题，诗人耽于语言狂欢的问题仍在影响着当代汉诗的发展。如何解决过于雕饰、炫技的诗歌创作等问题，让当代汉诗回归人民视野，既需要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又需要将人民放在创作的中心位置。

正所谓“蓄道德而能文章”，作为新时代的诗歌创作者，必须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不能做西方文艺理论学的奴才，更不应将中国古典文化和汉语本身的光辉淹没。

一百年前，湖畔诗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社团成立，本质上就是平民主义的胜利。而今中国文艺又到了革除晦涩，走向平易的关键端口。新湖畔诗社将继续推进“诗的日常抒情”和“汉语本身的魅力”两项革新。

首先，诗歌的日常精神，在长久以来为诗人所关注，但是并非提到一个旗帜性的地位。《新湖畔诗选》以“开自由之风，向自然致敬”为目标，显示出诗性诚意，其“自由”“自然”正是与转型期的“资本裹挟”“数据引领”相生相克。倘若人类要做到真正的诗意栖息，必须要回归个体的日常生活，远离资本运作，向自然靠近。所以，“在湖畔写诗”，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当你行走在湖畔，湖山所据之地，正是人类心灵的秘境，彷如诗歌。作为心灵的产物，其文化价值在于抚慰心灵，引领人民求真、向美、务实、向善、积极创造的力量。如果诗歌仅仅是少数人斗智的载体，那么诗歌仅是玩物罢了。新湖畔所提倡的诗歌文本，应该是晓畅平易之中富有曲折变化。我们反对过于晦涩的诗歌，也反对过分“口水”的诗歌，不管是叙事描写，还是议论抒情，“诗言志”的传统应该加以巩固。只不过，在当下百姓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所需的背景下，汉诗不应该停留在空洞抒情，也不应该只是凌空蹈虚的议论，而应该注重观察日常，用流畅自然、平易婉转的语言，写出当下生活的日常诗意。

其次，诗歌本身就应该反映时代生活。本着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艺理论，诗歌创作应该扎根于人民。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从祖国大大好河山中发现自然之美与人文之厚。由许春夏、卢山主编的《新湖畔诗选》，作为浙江诗坛的新兴力量，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明亮的文学主张。如今已完成了三期的征稿，前两本诗选的出版，完成了较为扎实的理论架构，同时，也得到了全国各地诗人的支持，尤其是80后、90后诗人的拥护，具有良好的诗写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的诗歌创作，是注重个体意识及尊严的写作。必须克服士大夫写作的浮靡之风，也不同于格律诗新韵，我们认为自然和自由是当代汉诗的价值取向，不应受到过多的禁锢。力求在平近自然、晓畅通达中富于曲折变化、理趣引领。让诗歌真正成为人民的艺术，成为语言艺术的精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诗文，尤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追求。可以断言，中华文化自成高格，其气度和底蕴构成民族性基础。只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曾一度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完全跪倒在西方文艺理论之下。这种经世现实的文化取向，导致了当下文化形态的畸形。

新时代的文艺视阈，一定是国际化的。国际化的同时，需要固守民族文化之根，在此基础上，与各国文明参照比对，分析孰优孰劣，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价值观。

作为诗歌创作，必须坚持恢复汉语光辉的创作导向。汉诗，一度翻译腔过浓。毫无疑问，对西方诗歌的译介，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代汉诗的现代性基础。但是汉语有汉语的特点，比如：精准且丰富，多义又形象，鲜活并典雅，具象而风韵。将汉语的特性融如诗歌创作，是体现汉诗民族性的关键。

中国是诗的国度。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所反映的诗歌与政治的态度，它所运用的表达技巧，它所蕴含的中国诗歌的气格，正是当代汉诗所欠缺的。风雅颂，赋比兴，这样传统文化的精粹；山水田园，送友酬酢，如此诗意的生活日常；朴直晓畅，曲折变化，如此丰富的汉语表达，皆可称为当代汉诗的养分。

于此，我不是主张复古，恰恰是想要明确当代汉诗真正的现代性。我一直认为，诗歌的现代性正是它的生长性。所谓的先锋诗歌，只存在与概念之中，而现代性生长则反映了生活、语言与诗歌的密切关系。

只有诗人时刻在场，根据当下的语境进行鲜活的创造，他的诗歌一定是具有现代性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只停留在诗歌历史当中，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则会丑态百出，完全写不出符合当前语境的现代诗。所以，新时代诗歌的民族性，要求当下诗人用鲜活饱满的汉语写出在场的当代汉诗。

湖畔诗社的集结显然和西湖特有的地理优势相关。最初的四位诗人均不满二十岁，处在荷尔蒙写作阶段。他们的热情与江南湖山的交融，既是新文化、新思想的表征，也是自然与人性的极致融合。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和太宰治在日本松岛的相遇，他们的友谊建立在人性的孤独与自然的沉静之上。由此看，大好湖山，唤醒了生命本体的良知与友爱。

随着新文化运动推进，西方文艺理论成为中国近当代文学的审美支撑。现代主义萌发和生长，不可逆势。湖畔诗社的诗人各奔前程，西湖山水成了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湖畔诗社停止活动。应修人、潘漠华因革命而成烈士，年轻殒命；冯雪峰积极参加左联活动，诗兴不作；建国后，汪静之虽有承续“湖畔诗社”之举，但诗的时遇不同往日，辉煌不再。可见湖畔诗人虽有开宗明义之功，但因缺乏系统深入的文学主张而根浅难固。加之，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当代汉诗的“本体观”，日益淡化。

湖畔诗社的诗歌已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我们仍可以从继承发展的角度，考量其在当代汉诗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湖畔诗社的抒情特色对于国际化进程中杭州这座山林城市的文化意义。可以说，真正的抒情，是从生命本体出发，屏除过多的外界纷扰，重视语言与情感的精致融合。

无奈，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当下的主流艺术形式、欣赏趣味，被城市化进程搅得天翻地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再提“湖山精神”“天人合一”，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杭州这座山林城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文化底蕴，诗意地彰显了人性的光辉。这正是“湖山精神”的恒久在场。毕竟，对于单独的生命个体来说，敏锐地找到人与自然的联系，归于自然精神的谱系，有利于人类正视自己内心的品质。20世纪20年代，湖畔诗社代表了人们对浪漫主义的向往，《惠的风》可称得上是开社会风气之先。它不仅抛弃了押韵的格式、陈旧的格律，更将一颗年轻且充满求真意志的心，呈现给读者。一批年轻人，与西湖山水唱和，纷飞的思绪萦绕在曼妙的抒情之中，或苦或甜，或独立或迷惘，他们是最早将自己的身体意识与自然精神相结合的新诗写作者，且为此做出了不可毁损的贡献。

时至今日，人们不得不回顾反思，当代汉诗的前途在何方？是不是仍坚持西为中用，还是恢复传统汉语的光辉？不得而知。正在此时，生活在杭州的青年诗人喊出“是时候回归诗歌纯正的抒情传统了”的口号。在《大半生最美好的诗：新湖畔诗选》的序言中，诗人卢山指出：“一个诗人在书写自己的命运时，也就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命运。” 当代汉诗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用诗意和语言的本体来度量，而混杂元素过剩。如何提纯诗意，净化诗思，值得诗人们用行动赢得真正的诗歌尊严。”就诗歌的文化价值而言，它可为时代的先锋，可引领时代风尚。但如今汉诗并未获得其相应的尊严，成为自恋者自夸自擂的工具，成为名利之附庸、社交的手段。毫无疑问，这样的诗歌是远离自然、远离本体的虚妄之物。

重新审视湖畔诗社的文学价值及后世影响，应结合“在湖畔”的普世价值，进一步强调湖畔诗社的白话启蒙与人本精神。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我们都应遵循诗的本身——语言的本身。在此基础上，新湖畔将建立湖畔观察，以研究地方诗歌活动。我们相信：杭州有西湖，西湖畔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诗人；其他地方亦有同样的地理背景，诸如南湖、西南湖、鄱阳湖、洞庭湖、凤凰湖、甘棠湖、湘湖、象湖、白水湖等等。推而演之，必然会有城居诗人围湖论诗。我们将把这种“在湖畔”的扩散开来，传承下去，让“湖畔写诗”真正进入人民的视野。

现代汉诗经过一百年的生长，已然不再单调青涩，而庞杂、深邃、幽远。其精细化程度远超文学史认知。但揭其内幕，良莠不齐。浙江诗人，积极响应“诗化浙江，大美西湖”的号召，写出了一批具有地域性与抒情性的诗作，诗意蓬勃，诗心静寂。《新湖畔诗选》的横空出世，让诗还原，继而让以诗歌活动为旗帜的汉诗浮夸者对镜洗面。策划者卢山说：“新诗百年之后，是时候拿出一点抒情的勇气了。所幸的是，江南的这片打好湖山，为我们的抒情保留了纯正的诗歌血液。”

“新湖畔”之新，首要在于其“还诗以纯粹”，把人作诗的意义，等同于诗歌意义的本身。凭语言和诗意当先，有切身可感的主体意识，而不是为派别而派别、为旗帜而旗帜。《新湖畔诗选》以“退让”“开放”“沉静”“自由”“纯粹”的姿态，不过分夸大人的主体位置，将人与自然结合。李郁葱、泉子、卢文丽等诗人生于浙江，深谙“江南好风景”。正如泉子诗中所说：“我是在江南的持续教育，/以及二十年如一日地与西湖朝夕相处中/得以与今日之我相遇的。”（《教育》）此诗至诚，在于人乃自然之子，涵盖了广泛的时空意识。从本质上讲，人的肉身只是客观存在，而人的意义在于时空浓缩。“新湖畔”找到了与“湖畔诗社”的内在联系：智者临水，原来我们在湖畔已行走数百年。

诗人泉子擅长在“疑无路”上做文章，总能找到日常生活的哲学命题。反观，当代生活之所缺，正是某种通灵的慰藉。声色犬马、红灯绿酒，都市生活的奢靡与低俗，让人的心愈发孤独，以致狂躁、无语无眠。面对都市生活的困境，人们究竟是放逐自我、沉溺自我，还是追求更高的精神写意。此处，需要在“恍惚”之中，找到“清醒的自我”。正如梦亦非在评价李郁葱的诗歌时所说：“中国新诗在处理当下日常生活中日趋琐碎，并因为极致琐碎而陷入某种庸常。诗歌发展到今天，总是有一个指向，这个指向就是一些原初的哲学命题：从琐碎和庸常中走出，找到自己明确的个体位置，也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问题。”

其实，梦亦非的这个论断不仅适合李郁葱，同样也适合所有诗人。诗人如果在诗中丢失自我，那是一件冒险的事。

毋庸置疑，当代汉诗所取得的成就很高，可追世界水平。为反映当下中国的社会人性提供可靠的、精准的文学报告，其尊严在于“越自由，越精细”。诗坛虽有不少笑谈，但不可否认当代汉诗已经进入“纳米技术”阶段，一些潜心于研究的诗人，用精湛的表达，将琐碎又繁复的生活迷宫打开。一百年前的湖畔诗社的抒情，与“新湖畔”的抒情，完全是两个级别。如今的抒情，节制而含蓄，精致且及物，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是情于词中，不泛滥，不虚妄。且有一批“80后”“90后”诗人，他们的抒情剔除了“荷尔蒙”写作的空泛，显得沉稳而有耐心。

显然，抒情不是退步，泛滥才是硬伤。“新湖畔”的抒情主张，是退守，并非守旧。展望未来，诗歌更应主张人心与自然的真正融合。在物质至上、经济生活高速轮转的当下，诗人可能陷入被迫叙事的困境，那么“新湖畔”的退守的“不合时宜”，恰恰是超前而真诚的抉择。

可喜的是，“新湖畔”集结的诗人中，有数位“90后”诗人。比如从双木和袁行安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汉诗的现代性生长。他们不 再“固化”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更注重现代生活的双向互动。

最后，可从主编许春夏的同题诗《新湖畔》中，窥探“新湖畔”的初衷及未来可能。诗人们立于西子湖畔，看湖水似镜，想到张枣《镜中》的“天人合一”。或许，人是很难在社会中看到自己的真灵魂，毕竟，“趋同”是社会所需。只有向湖水纵深处探寻，才能明晰心灵的概貌。

作者简介：

尤佑，80后，青年诗人，作品发表于《文学报》《星星》《诗潮》《诗歌月刊》《中国诗歌》《芒种》《鹿鸣》《中国诗人》《审视》等刊物，诗歌入选多种选本，著有诗集《莫妮卡与兰花》、评论集《一个人的激辩》等。评论集《归于书》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浙江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