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在一首试图为“80后”诗人代言的诗中，我曾写道，“我们是老得最快的一代”。其实这话不对，后来的事实证明，“90后”比我们老得更快，接下来的“00后”估计还要更甚。当然，所谓“老得快”，乃是身处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里的一种不由自主的文化体感，或者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心理错觉，毕竟在这个可以用无数混杂悖反的形容词定语来修饰的时代，肉身已经被掠夺得所剩无几了，我们已经很少能够谛听到体内的生物钟鸣。在这种情势下，谁还能坦然面对自己那一点微末的生命体验和七零八落的岁月履痕，并对之笃信不疑呢？但在悲哀之后，在此时此刻，我还是会忍不住感慨一句：就连1987年出生的诗人卢山，现在也已经三十岁啦。

实在是太快了，几乎来不及挽留，青春便已只能缅怀与凭吊。然而，诗人的幸运之处在于，还有诗，还有饱浸了青春热血的语词探险，来为脚踵奔忙的年月洗去尘垢，留存下记忆的温度。

卢山的诗在很长时段内纵流着一股青春的热血，他血质粘稠的心事呈览和带有个人激情色彩的青春叙事，赋予了他的抒情路线以一种“未完成”和“永远在路上”的精神徽记，也真实再现了一个敏感、真诚和热泪盈眶的青年一步步走向自我、走向世界、走向时代的心灵侧影。

卢山这些早期的诗，是献给岁月的情书，是阒寂无人时“午夜的歌声”（《我的幸福》），囊括了孤独、爱情、远方、疼痛、愤怒以及所有的青春病。当“青春的导火索催促花朵爆炸的力量”（《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个诗人要做的，就是从浮嚣和沉默间争夺出一种真正的生活，就是对这种忠贞于内心的生活表达出足够的信任，就是保留那些激怒死亡和黑暗的时刻；即使青春是一场热病，也要为那些曾经和正在摇荡着我们心旌的经历和事物作证，为那些浓烈的孤独、疼痛与迷惘，那些恣意的飞行、欢悦与狂想，找到抒情的立意起点和纾泄路径。这就像花朵必须绽开、鸟儿只能飞翔、石头和流水会各自回家、天空始终空空荡荡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试问，除此之外，一个诗人还有更好的面对他自己的方式吗？

和很多80后诗人将自己镶嵌进词语的巴别塔装神弄鬼，或者躲进“姿态”和“主题”的歌剧院装腔作势不同，卢山要诚恳得多，哪怕有时候难免会有“学生腔”，他至少实现了诗对生命节气的美学认领：一路狂奔，放歌纵酒，快意与悲伤都很彻底。这大致发生在诗人从成都到南京求学时期。记得我当时曾经对他说，你正经历自己诗歌写作的“狂飙突进时代”——我不知道卢山有没有听出这个评价里的褒与贬。我喜欢他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尚未被驯化的、朝气蓬勃的气质，在我看来，这种气质在时下崇尚“少年老成”、“老成持重”的文化风气中，尤其显得弥足珍贵。试想一下，起势于“造反”和“革命”的80后诗歌，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因舆论造势的需要和运动式的市场运作而树敌过多，从而被迫打肿脸充胖子、粘胡子装老人，何曾真正年轻过？大多数80后诗人还没来得及年轻就老了，甚至未老先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卢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裸裎自己年轻的心跳，勇于在青春的放肆书写中将真实的自己完整地放进去。比如，他在冥想与现实之间“咬牙切齿”（《悬崖——致爱人》）的那种冲动与狂热，在“陷入文字的一场爱恋”（《我的幸福》）时独自沉潜的那种甜蜜与苦涩，在类似“我始终不能抵达或者原谅的一些事物／总是在冰冷的骨头里隐隐作痛”（《冬天》）等诗句中隐现的那种忧郁与感伤，以及“孤独时，他喜欢抽烟”（《抽烟的男人》）的那种不无矫情与装模作样，就组构出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我形象。这个形象服从于一个个具体而即时的抒情需求，但在诗歌的形式生成中又显影为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精神体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卢山有意为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整体性的文本氛围，深度契合了诗人彼时的生存处境和心境，因而具有一种特别的、打动人心的力量。我认为，这是卢山早期诗歌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而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是那些试图表达“底层关怀”的作品，因其伦理制动的意图太过明显，偏离了诗人生活的轴心地带和幅面，苛刻一点说，就显得有些滞涩而又力不从心了。

因为一个诗人的音色和声口质地，内在地彰示了他与语言之间的盟约关系，即使无可避免地存在“影响的焦虑”这回事，也不会影响他诗歌中的那些在变化中趋于稳固的声音结构。我喜欢卢山早期诗歌中的青春气息，但我不想用“青春期写作”这个概念来指认卢山的早期诗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诗歌界乃至文学界，“青春期写作”逐渐被严重污名化了。作为一个概念的“青春期写作”，并非是像字面上显示的那样，停留在从历时的角度对某一个写作阶段（青春期）的粗略描述层面，而是进一步将其抽绎为一种涉及诗艺、风格、世界观、现实意识等要素的写作状貌；同时因为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定势，使得这个概念又从艺术判定走向了道德申断，多指对“稚嫩、不成熟、感伤主义、情感至上、整体性眼光、挥霍才情”等等缺点的认证。这种隐喻化过程和伦理意味的加强，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当我们用它来指认一个诗人的写作时，很难消弭概念本身固有的整体主义视角。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判断，尤其是针对一种美学格局或者诗学品性，它可能是有效的，但这个概念在具体的作品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难道所有的“青春期写作”的作品都一无是处，而所谓的“中年写作”甚或“老年写作”创作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技高一筹？显然，这是一个荒唐的逻辑。剥除了必要的隐喻，我以为应该给“美学上的年轻”以更多的宽容，毕竟年轻本无罪，偏见才有毒。关于这个概念运用的“不及物”现象，在诗歌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便是于坚当年对海子是“青春期写作”的种种指责，不能说于坚的言论毫无道理，但他的持论有避重就轻的嫌疑，也没能在作品的整体和个体间作出有效的区分，从而给读者造成了话语情境上的错误联想，这样就难免缺乏持久的说服力。具体到卢山的早期诗歌，你只要读读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爱情》、《噪音颂》、《春天的独角兽》等诗，就能很直接地感受到，那里面满满的喧响着的是明晃晃赤裸裸的才华！年轻而又有才华，当然要“挥霍”，为什么不呢？至于什么“青春期写作”，就不过只是一个轻薄的概念罢了。

2014年6月24日，业已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的卢山，正式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而后便到杭州参加工作。应该说，走出相对封闭的校园，步入纷乱复杂的社会，对于卢山来说，无论是就整个的人生层面，还是就具体的诗歌写作，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在写于此时的《毕业记》一诗中，卢山有一句诗，“人们说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此句中的“人们说”三个字在“我们”“长大成人”的事实追认中，造就出一种在生物学与社会学之间翕张离合的微妙关系和间隔效果；而“已经”一词中包蕴着的惊讶、难以置信、无奈、不舍、悲切等诸种复杂情绪，以及在迫压和推拒间扭曲纠结的语势，进一步丰富了整个句子的表意轨迹。这句看似平静的诗内藏波澜，千回百转、层峦叠嶂，不仅隐现出诗人在与青春诀别时的个人心事，也曲折映射出了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机密。大概两年以后，“三十而立”的卢山断断续续写出了长诗《三十岁》。

对于卢山而言，长诗《三十岁》是一座驿站，一个路碑，它是一种凝望，也是一次告别，是诗人卢山的成人礼，也是青年卢山的自画像。从金陵的玄武湖到杭州的西湖，从南京的“宿舍”到杭州的“马塍路”，卢山终于“伤痕累累”进击到了时代生活中，他的迷惘与坚持，宁静与慌张，梦想的荣光与现实的碰撞，便都有了新的内容和质地。这一切都真切地倒影在了他的诗中，经过语词和想象的双重洗礼，最终获得了意义的追加和价值的确证。“生活仍是美好的／每一个清晨都值得流泪和热爱”，开首这两句“花瓣上写下的”祝辞，仍然是卢山一贯的少年式的书生意气风格，但接下来的部分对“剃须”这一属于典型“男人”事务的充满仪式感的叙写，就自然带入并叠合了记忆中的父亲形象，为整首诗的主题走向做好了蓄势与奠基。而后面对父亲的深情倾诉，以及对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形象的情境想象，实质上是诗人与父亲这一形象的深情对望与心灵对谈，都进一步拓深了“父亲”一词的能指。因为所谓“三十而立”，首先就是离开父亲的庇护，自己成长为一个年轻而独立的父亲，所以我们便很容易理解，父亲的形象何以贯穿这首诗并成为整首诗的精神重心。同时，诗人回望岁月来路，重新铭记那些重要的生命节点，温情触摸一路走来的命运轨迹，也正是为了要整理行筪、重新启程今后的人生路。在这中间，既有诗人的自勉与自我提醒（“吃螺丝钉”、“啃硬骨头”、“三十岁的牙齿要比二十岁更锋利”），也有对日常现实生活的迈进与服膺（“而如今，他只是蹲在地上在默默的抽烟／时不时盯着手机／生怕错过了女朋友下班的时间”，“在挤公交车和地铁的时候／埋头研究关于拐卖儿童的新闻”），这种纠缠、矛盾，真实再现了一个敏感的诗人在自己的“高潮时间”自我命名时的复杂心态，也给整首诗带来了更丰富的蕴藉空间。我注意到，这首诗第一节写于2016.3.5，最后一节写于2016.6.6，正是从春天逶迤到夏季，恰巧应和着诗人生命季节的嬗替，不知道这是否包含着某种命定的成分？

如果认真阅读卢山眼下杭州时期的诗，有一点是不难辨识的，那就是诗人在生活的教育下“精神成人”的迫切性，促动了他的诗歌写作在诗学上新的自我要求。伴随着“生活的泥淖扑面而来”的，是题材的衍变，命意的发展，主题的拓深与诗艺的精进。一方面诗人“向所有的父亲问好，演练角色”（《三十岁》之三），“提着裤子进入了中年”（《告别》），在生活中正试图艰难完成一个男人、丈夫和父亲的养成记；另一方面他的诗也开始逐渐溢出青春的狂欢轨道，步入生活的罅隙间和时代的纵深处。如果说青春写作中的现实同时受限于经验的深度与范围，并且大都会被浓郁的意绪稀释得影影绰绰漫漶不明的话，那么当诗人从时代的旁观者转变为当事人之后，他笔下的现实就势必会变得更为直接和坚硬，也会挤占更多的语义空间，并进而影响文本的美学氛围。《大隐隐于市》、《多么辽阔的一个南方的黄昏》、《人间世》、《浮生一日》、《在尘世》、《看牙记》等诗，或是对城市风景与现实的速写式临摹，或是对自我生活现状与内心感受的深层揭示，声调变得舒缓和低沉，气质上更为沉潜和硬朗，显示出诗人迎头撞上时代后所发生的转变。再比如，作为一个喜欢并且擅长写情诗的诗人，相较于早期，卢山笔下的爱情不再一味耽于幻想，不再只是作为一种愿景而流连于沉醉与赞美，而更多的是愿望满足后的温情期许与絮语呢喃，洋溢着一股日常的暖意。如果说早期的情诗是一片绚丽的彩虹，那么他现在的情诗就是一件贴身穿着的全棉汗衫。这种转变显然包含了现实与美学的双重涵义。而《表达》、《诗人和雪的晚宴》、《雪的款待》、《湖山》等诗，则显示了卢山的笔触已经开始探入到杭州这个城市的毛细血管的深处，触碰到了它在现代与传统交汇下所孕育出来的那个广阔的语义空间，这种内在的精神地理，伴随着他日益开阔的歌咏与喟叹，他那足以消解现实锐角和成长迫压所带来的钝痛的修辞之胃，注定会给岁月一个清晰而深远的答复——也许是答谢。

同时，在另一个层面和维度上，远方的亲人与故乡，稻田尽头的父亲、母亲和奶奶，奔流不息的石梁河，也开始逐渐占据卢山的诗魂，成为他诗歌丰富音响中的一个重要声部。不难看出，卢山正试图努力辨认自己的精神履历，建构自己的心灵籍贯，在诗中踏上了还乡的漫漫长旅。是啊，诗人的天职，不就是还乡吗？我注意到，在风格上卢山有着诸多面相，有时高亢有时低沉，有时颓废有时幽默，有时灵巧有时反讽，但只有在写到故乡的时候，卢山才是淳厚与质朴的。如果说一个青春勃发的诗人突然变得淳厚与质朴了，那么一定是他原先的声调和修辞态势一时还没能跟上他对一个崭新的精神主题的表达要求，他的淳厚与质朴，对应与配合的正是心灵还乡的迫切需要。很显然，在杭州西子湖畔，作为一个外来的闯入者和异乡人，卢山借以缓解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的方式，不但要完成一种驻守此时此地的心灵的安顿与扎根，而且还要重返遥远的故乡安徽宿州泗县石梁河畔，在精神上重新确认自己的血统与胎记，否则他就是不完整的。

由此我们看到，《马塍路的夏天》中诗人初至杭州时羁旅的迷惘、惊颤与漂泊感，是如何在后来的《浮生一日》、《多么辽阔的一个南方的黄昏》、《人间世》、《站在二十楼上看云》等诗中蜕变为沥雨沐风后的温暖、疲倦和忧伤的，又是如何在《清明节寄北》、《写给奶奶的信》、《我的石梁河》、《父亲》等诗中进一步转化为对故乡亲人与风物的凭吊、惦念和吟咏的。这是信史也是心史，是记忆也是现实，是本真也是镜像，在卢山的诗中，它就像一根粗大的、无缝榫接的链条，若隐若现地横亘在遥远的“石梁河”与眼前的“马塍路”之间，构成了卢山诗歌的现实背景和精神线索，规定着卢山诗歌基本的情思走向和主题疆域。

2012年5月，著名诗歌评论家赵卫峰主编的《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正式出版，该书依据之前的“中国‘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评选，对“80后诗歌”做了非常系统的钩稽、爬梳与总结，成为中国代际诗歌历史叙事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在我看来，也正是在这一年，“80后诗歌”这一概念逐渐耗尽了它的历史想象，基本上已经寿终正寝了。后面当然也会有新的“80后诗人”不断崛起和涌现，但已经不在原有的“80后诗歌”这一概念的荫庇之下。因为年龄的关系，1987年出生的卢山在“80后诗人”中只能算作“后起之秀”，但现在的他，已然在感叹，“我三十而立的航船已经驶入遥远的大海”（《小夜曲》），在青春紧急刹车的悠长尾音中，这个曾经“把食指指向天空”的大男孩，深刻地体悟到了“这些被晾晒的往事已经宁静”（《雅歌》）。这让我不由频生“今夕何夕”之慨，仿佛看到了80后一代人青春落幕的最后余晖。所谓“三十而立”，我想“立”的不只是礼识与志业，还包括一种持重而坚实的生命格局，一种更为执拗而达观的自我认知，毕竟抵达人生的这个关口，我们已经没办法像从前那样任性和恣意撒娇了。而在相应的诗歌写作中，我想卢山会比从前更深刻地领会里尔克何以会宣称“诗是经验”，艾略特何以强调一个诗人25岁后必须要有“历史意识”，因为诗人笔下的诗和诗人一样，都必定会“长大成人”。想想吧，我们都在时代的事故现场，分享着相同或者相似的历史剧情，当体制的装甲车和大广播无处不在，当世俗主义的渎神运动和空心狂欢席卷而至，当支付宝余额和二维码强行测定好了一个人的全部价值，当频发的道德惨案和文化巷战让每一个人成为精神法庭上的被告，成为他内心诉讼的受害者，站在存在的纬度上，诗人何为？在像叶芝那样“萎缩成真理”之前，三十而立后的80后一代诗人，这群不屈于时光的“老男孩”们，还有太远太长的路要走——

那就来吧：卢山，请献出你的诗篇。

作者简介：赵学成，1983年生于河南太康，青年诗人，评论家，有诗文散见数十种刊物报纸，出版有诗集《骤雨初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