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宗（左）与贺敬之

一个人在一生中总是有一位或多位特别崇敬的人，这个人会像航标引领江上夜行的船只一样引领着你向前走，会像磁石吸铁一样叫你心甘情愿地倾向着他。对于我，贺敬之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学生时代一个抄诗的本子上，抄有印度诗人泰戈尔、保加利亚诗人保泰夫、还有中国诗人冰心、闻一多、冯至、郭小川等人的诗，抄得最多的是贺敬之的诗，而且都是我背诵过的，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欢呼红色宇宙火箭》《我看见……》。

我是揣着我喜爱的许多诗集走进军营大门的。1963年4月中旬，我们部队在吉林省永吉县的大山里进行国防施工，我从连首长订阅的一份《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喜欢得不得了，我反复地读呵、背呵，没有几天，这几百行长诗便无一漏句地让我背诵下来了。我心里感激着一个写出这首好诗的诗人名字：贺敬之！

第一次见到贺敬之是1965年11月23日，那一年我22岁，我因在连队坚持业余写诗，并在这一年连着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发表两组诗，被当做创作骨干，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一天晚上，《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邀请出席会议的部分部队代表到人民日报社作客，贺敬之等6位编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贺敬之还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主要讲部队的小剧创作，并未谈诗。他是著名的歌剧《白毛女》的主要编剧啊！

1972年，我在北京为《人民日报》赶写一篇稿子，所住总参四所在煤渣胡同附近，距离人民日报社宿舍的贺敬之住处仅几步之遥。那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他的《放歌集》，书店早已售光，我很想得到一本，就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心情。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派人把书送到了我住的房间，还附了一封信。这是我获得的第一本贺敬之亲自赠阅的诗集，成为我珍贵的收藏。

1975至1976两年间，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实习并帮助工作，报到的头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分配给我的办公桌左上角一个废置的装稿件和函件的铁丝编的文件筐里，全是贺敬之批阅过的稿件和信件，这个办公桌就是他的！3年后的1979年1月，中国作协委托诗刊社召开了有近百人参加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在那个会上，我又一次见到贺敬之。

他讲到艺术修养时，强调营养要丰富，不要偏食，他说：“我自己如果没有‘五四’以来前辈诗人之作，没有抗战中我喜爱的诗人之作，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田间、艾青，特别是艾青，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我都能背得出来，开朗诵会，不用拿稿子。”他的话让我巩固了“学诗必背诗”这样一条体验。

1982年，我随军区话剧团《彭大将军》剧组进京演出，我非常想请贺敬之看到这出戏，便托人代我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和他的夫人、诗人柯岩大姐，他们如约来观看了演出，还上台接见了演职人员，给予很高的评价。为此我写了报道，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半版的评论文章《舞台上一个活的彭老总》。

1999年9月，贺敬之率一行人到辽宁朝阳地区考察之后，要经沈阳回北京，他打电话给辽宁的诗人刘文玉，并请文玉转告我。我们如期接到了他。在沈阳的两天里，文玉和我陪着他细致地参观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和沈阳邮政局百年文史馆，看了怪坡，会见了诗友。一天下午，我们陪他去看望老作家马加。他们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友。其时马加重病在身，有些脱相，说话木讷，毕竟九十高龄了呀！在分手时，在那个离客厅几步远的楼梯口，马加突然背诵起贺敬之的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异常惊喜！马加和贺敬之一起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贺敬之的人和诗磁性的强度，真的无法测量啊！

贺敬之优美的诗篇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创作。那年重走长征路到了陕北，我大声背诵着《回延安》、《又回南泥湾》，高唱着敬之作词的歌曲《南泥湾》和《翻身道情》；2000年，我走近向往已久的的桂林山水，我高声吟诵着：“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在伏波山，在老人山……我都吟诵敬之经典的诗句，在开往阳朔的游船上，午餐有三花酒，我似醉非醉地呼喊着：“三分酒掺一分漓江的水，/祖国啊，对你的爱情百年醉！”贺敬之的诗句伴我走向名山大川。

2004年，我的45万字的散文集《烛光》出版，在名人剪影里收入了在报纸上发表过的《给空气以清新的柯岩》和《为时代放歌的贺敬之》。我把精装的书寄给了他们。贺敬之很快给我用毛笔写了一封信：

因为另有一本散文集要出版，请敬之老师为之题写了书名。

2006年我出版积累了大半生的八卷本《胡世宗日记》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我最尊崇的诗人贺敬之，我请他题写了书名，每当我看到庄重的深蓝封面上那潇洒的烫银题字时，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景仰、骄傲和满足。

2013年，在我年届七十的时候，整理出版了一本大书《厚爱》，因为这本书有丁玲、艾青、刘白羽、臧克家、光未然、魏巍、袁鹰、浩然、李瑛、邵燕祥、苗得雨、高洪波、雷抒雁、张爱萍、刘振华、李文卿、张志民、高玉宝、端木蕻良、王晓棠、田华、孙其峰、董辰生、苗地等众多的尊师好友赠给我的条幅和绘画，是敬之老师给我题写了书名。

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整理了自己两次重走长征路的诗作出版，敬之老师为我题写了“红军长征 可歌可泣”8个大字，放在这本名为《雪葬》诗集的扉页上。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创作了一部12000行的长诗《我们的军旗》。这部长诗，歌颂了我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经过战争与和平无往不胜的奋斗历程，从南昌起义写到习近平主席授旗。也是请敬之老师为我题写了书名。

几十年来，我曾多次探望敬之老师，每次探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我也曾带着海泉两次拜访敬之老师。有一次，柯岩大姐还健在。敬之老师和柯岩大姐非常关心海泉的成长。2016年“十一”前，我和海泉又一次到敬之老师家拜访，我们在一起亲切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

我们说到刘白羽先生在文学创作和文化行政岗位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敬之老师仍十分关注着中国诗坛。他谈到我在那一年8月3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诗《延伸，我们的路》，他十分称赞，他说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好诗了。

为这首诗的发表，敬之老师还曾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感到特别惊喜。他这次又说：“你这首长诗写得确实好，现在需要这样的诗！”我说：“我确实是读您的诗长大的。您的《雷锋之歌》《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桂林山水歌》……太多了。我大多都能背诵出来。”敬之老师说：“ 年轻的时候还是写得比较多。”我问：“写《白毛女》那个时候是多大年纪？”他说：“我最早发表作品是1939年，写《白毛女》的时候是20岁到21岁，跨年度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写的也不少，现在有好多稿子都没了，都是战争期间。但是全国解放以后加上身体不怎么好，尤其身体好一点以后又去做行政工作等等，写得就很少了。”我知道他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过，然后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文化部代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战线，做大量行政事务。敬之老师说：“后来很多时间、很费脑筋的时候就是在中宣部和文化部工作的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情况就复杂，绞脑子，没有多少创作，没灵感了。”

接着，敬之老师十分关切地问我《延伸，我们的路》都有什么反映。我告诉他，作家朋友黄传会、王宗仁等许多人给予我支持和鼓励，央视秦新民主任亲自打电话征求我同意，让我把长诗稍作压缩，他说要请刘劲、丁建华、马少骅、温玉娟四位表演艺术家在纪念长征胜利的电视晚会上朗诵这首诗。我压缩之后给他发过去，他嫌我删多了，我请他以他的慧眼来做取舍吧。

我向敬之老师报告，在沈阳，《诗潮》杂志社召开了我重走长征路的诗集《雪葬》和长诗《延伸，我们的路》研讨会，有多位专家、学者、诗人进行了探讨和褒奖。

听我这样说，敬之老师说：“哦哦。这首诗可能是现在特别感觉到需要。我读你的作品，这首诗是最打动我的啦！”我说：“谢谢鼓励！”敬之老师说：“写成这样不容易。许多的长诗也写什么革命历史题材的，但是像这么成功的，还不是很多。”

我们还说到长诗《雷锋之歌》，敬之老师说：“我写长诗《雷锋之歌》，确实有要讲的话呢，就是我是真的动了感情的啊，当时我的理想、信念都在里头，当然那个时候收到的社会反响是很强了。”他说：“我觉得宣传雷锋的时候，层次、思想境界还应该高一些，这个不是硬加给他的，雷锋的思想确实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经过了长的时间，越看就是这样的。”

今年4月，我又一次拜访敬之老师，我们谈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的巨变，谈到诗歌创作的一些问题，我代春风文艺出版社单英琪社长和责任编辑韩喆请他做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诗歌精选的名誉顾问，并请他为这本名为《我爱的中国》诗选题写了书名。

在今年3月5日到来之际，我应《中国国防报》编辑李媛媛之约，创作了一首长诗《雷锋，我们需要你》，在《中国国防报》上发表后，多家报刊转载，也有学校和社会团体朗诵表演。这首诗和我在李炳银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写中国学雷锋活动来龙去脉及其走向的报告文学《洪流万里》，合在一起编成了一本书，由北方图书城和辽宁美术出版社共同打造，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已是九五高龄的敬之老师欣然为我这本最新的书题写了书名。

我在沈阳收到这幅题字时，我兴奋地高声朗诵敬之老师的《雷锋之歌》：“假如现在，我还不曾、不曾在人世上出生，假如让我再一次开始、开始我生命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