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虽变得容易，但新诗不能等同于说话

朝花周刊：新诗一百年从哪一年算起，没有准确的说法。您是用模糊的看法，或者一百年，或者一百多年。您如何评价这百年里新诗的发展？

谢冕：新诗的出现是一个实验的过程。朱自清讲“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 国五年七月”，他把起点放在1916年，是从胡适最初的试验开始算的。说1916年“起手”意味着新诗诞生未尝不可，但我更注重《新青年》1917年发表胡适的八首白话诗和1918年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诗九首这两个时间节点。所以，对于新诗的百年起点，我采取了模糊叙述的方式，有时我甚至把叙述往前推移到晚清的“诗界革命”。

百年的实践，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诗歌从此打破严格的格律的束缚，放弃格律化和文言写作的诉求，开始以白话为工具的自由诗的写作。去掉格律之后的诗歌，仿佛是鸟儿张开了飞翔的翅膀，可以无拘束地展开想象的空间，使中国人的诗歌思维得到无限的展开。新诗的最大贡献在于：可以接纳和表现现代世界的信息、知识和思想，以及开放的与世界沟通的现代人的情感。这是新诗革命带来的最好的结果。

至于有些负面的影响，就是中国诗歌告别古典之后，传统的诗歌韵味有了减弱甚至基本消失的趋向，人们为求“新”而忘“诗”，为用“白话”而忘记“诗”。新是新了，却是诗意没了。因为用了白话而把诗的本质给忘了。

新诗诞生之后，写作变得容易了，但是古代诗人那种对于词语的刻苦锤炼的功夫，那种“苦吟”的功夫却没有了。另一负面的结果是去掉格律之后，诗的音乐性也削弱了。诗可以不用格律，但不能没有作为音乐性的核心的节奏感。我们不妨反问，当新诗等同于日常说话，那还是诗吗？

新诗一百年，仍属于几千年诗传统的一部分

朝花周刊：新诗走过百年，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新诗与旧诗共存，是融合还是和解、共舞？

谢冕：应该是和解，而且期待着共舞。在中国，诗分新、旧，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清末民初，列强虎视，国势艰危。有识之士探求救亡图存的道理，锁定于中国旧文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的认识，于是决心变革文学以适应世界潮流，遂有新文学革命之举。新诗革命走在了文化革新的前面。

当时的看法认为，以文言写作的旧体诗词是阻碍中国前进的根源。新诗就是以旧体诗为假想敌而进行的一番革命。废格律，立自由体，以白话代替文言，这就是新诗革命。当年的人们对于旧文化和旧诗词的情绪是激进的和对立的。

其实，中国的诗歌传统并没有因新诗的出现而中断。中国诗歌的血脉是“诗言志”。中国传统的诗学强调，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在中国，诗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实用的，中国诗学从来看重诗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五四新诗完全沿袭了这个传统，它志在弃旧图新，救亡图存，从诗入手，并以诗的方式改造人心，进而改变国运。传统没有断流。要说中国诗的传统，传统只有一个，自古到今，没有变，也没有断流。

而且从语言的骄傲度看，中国诗使用的语言一直是汉语，这也是一贯的。当然，在时代的跟进中，社会生活有了变化，使用的汉语随之有了变化，但汉语依旧是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渐变的过程。白话入诗，是以现代化为主的一种因时而变的自然。新诗发展已经一百年，形成了新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属于几千年传统的一部分。中国诗歌几千年的传统如长江，如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曲折蜿蜒，奔流到海，从未断流。

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就诗的形态说，虽然新旧有别，但是血缘仍在，依然血脉贯通。新诗是从旧诗变过来的，正如唐诗是从六朝诗变过来的一样，所以它们不是敌人，而是同胞兄弟，是共有一个母亲。中国文化的源头是长江黄河，中国诗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新旧既然同源，当然可以互补、并存。

当前的选择只能是以新为主，强调新诗向旧诗学习它的长处。我本人对此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我不反对有兴趣的人写旧体诗。从目前的情况看，写旧体诗的人很多，有许多倡导旧体诗歌的团体，起了很好的作用，培养了人们的兴趣。但我希望新的旧体诗必须继承固有的声韵格律传统，可以有变，但基本的规律要遵从。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有一个从容冷静的心境来讨论新旧诗之间的亲缘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冷静下来，消解对立情绪，从而实现我称之为的新旧诗的“百年和解”。

至于诗的标准问题，这比较复杂。我的基本看法是，标准不能定于一尊，应当宽泛一些。需要坚持的是，诗必须是诗，诗不能混同于文。形象一些说，诗是跳舞，文是走路。胡适当年说“要使作诗如作文”，是误导。

维护白话新诗的自由精神，“变”应是“恒常”状态

朝花周刊：您说过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新诗。在新诗的发展进程上，新诗理论建设起到何种作用？百年新诗的理论建设又有什么具体成果？

谢冕：我小时候梦想做诗人，但是后来发现诗人并不是容易当的。一是本身缺乏才情，二是发现时代不对。在我的青年时代，那时对诗的理解很狭窄，限制太多，后来这种倾向愈演愈烈，诗流为标语口号。既然如此，我只能选择放弃。诗人是当不了了，因为总有一个诗人的梦，就转而研究起诗歌来了。研究诗歌，那是到了北大之后的事。理论的基础，专业的训练，加上一种机遇，我就成了一个专心做诗歌批评的人了。

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很有趣，是理论先行，创作跟进。是先有理论、后有诗的实践，这种奇异现象，其产生原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新诗的首倡者是胡适。他当年在美国留学，接触了西方的诗歌，有感于中国传统诗歌对于自由表达的束缚，深感诗应当破格律，弃文言，用白话写诗。有了这种理念，于是开始“尝试”。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是按照自己的“预设”来创作的。胡适把自己最初的诗集取名《尝试集》，强调的即是“试验”（尝试）的意思。白话新诗最初的样本是外国诗，胡适甚至把译诗也当成了自己的创作，并且收到自己的诗集中。为了新诗的建设，他们尽量排除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即所谓的“去旧词调”），按照翻译过来的外国诗的样子写。

新诗的灵魂是从内容到形式彻底的自由而摈弃格律的规范，近百年间不断有人想恢复或部分恢复传统诗词的格律形式，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何其芳等，都试验过或提倡过“新格律”，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因为有悖于新诗的自由精神，很难被普遍认可。对此，我本人的态度是，所谓的“新格律诗”，有心人不妨试试，但不宜提倡。维护白话新诗的自由精神是当今以及以后的第一要义。

新诗最初是按照西方诗歌的理论进行自身建设的，它最初并不讳言这一点。百年来经历过几代人的实践，新诗的理论建设已经形成自身传统，可以说已经自立。北大中国新诗研究所为了纪念百年新诗的理论成果，编辑了《中国新诗总系》，计六卷，约四百万字，九月即将问世。这是我们对新诗的理论及史料的一次总结，也是我们对于中国新诗一百年的一个纪念。

朝花周刊：您对新诗未来发展有何期许？下个百年的新诗，依旧是“新”诗吗？

谢冕：最近有人对新诗的命名提出质疑，希望改变名称。质疑者认为，百年前的“新”，放到现在已不再“新”了，新诗不能永远地“新”下去。他们希望另铸新词以代替它，例如用“现代汉诗”等等。但我却不主张改变新诗的名称。我以为对于中国的古典诗歌而言，新诗是一种新的诗歌形态，它代表中国诗歌新的一个完整的阶段。对于几千年的“旧诗”而言，“新诗”总共才及百年，是一个始终仍在尝试和完善的过程。

新诗的“变”应该是“恒常”的状态，我们并不奢望新诗就此“定格”。四十多年前新诗潮崛起的时候，我们办过《诗探索》，这个理论刊物现在还在办。对于新诗而言，探索、新变是它的常态，它永远在探索的途中。

               （刊于2018年7月12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