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原，朱乃正画

那永恒的河流就在我的窗外。

公元767年，杜甫在《登高》这首诗中写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他为长江写下了不朽之作，“滚滚”一词首次被用来描汇长江。千年过去，“滚滚”已经在文明中泛滥成灾，人们一看到河流，立即想到“滚滚”。而当年在杜甫笔下，却是别开生面，具体贴切地说出长江流动的气势。

那是黎明，我刚在秭归县的一家宾馆醒过来，打开窗子，暗中盼望着“开窗放入大江来”，却隐约看见灰色的天空下有一片白茫茫的水库，里面浮着几个岛。

我心怀“滚滚”，没想到那就是长江。其实昨天从武汉到秭归的路上就看见过长江，它已经“高峡出平湖”，乖顺地躺在水泥堤坝下面，不再“滚滚”了。但“滚滚”是如此强大，睡了一夜，我已经忘记了那个湖，下意识又回到了“不尽长江滚滚来”。稍后才反应过来，那个水库就是长江，浮在水面的岛是被淹没的山头。继杜甫道法自然的“滚滚”这一命名之后，长江的另一次命名，“高峡出平湖”已成为事实。

我热爱河流，每回在大地上旅行，当我知道我就要来到一条河流边的时候，总是会热血沸腾起来，魂魄出窍，向着大河奔跑、手舞足蹈、疯子般地大喊，在往昔的时光中，我曾经如此地奔向过澜沧江、金沙江、怒江、湄公河、密西西比河……多年前，当我抵达澜沧江之源头的时候，竟然噗通一下在沼泽地上跪下去，浑身是泥。河流具有神力，我总是中魔般地扑向它，这种冲动与生俱来，同样的感觉只在我走进寺院或教堂的时候发生。

在我一生中，我曾经多次怀着激情奔向长江。1970年，我在昆明北郊的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国内形势很严峻，美国飞机就在离云南不远的越南国境内日夜轰炸。每个工人自动成为民兵。工厂请厂里的复员军人组织我们进行军事演习，翻山越岭，背着步枪和行军锅，像一只真正的部队那样，急行军，每天走80多公里。第三天，来到金沙江边一个叫白马口的地方，共产党的红军曾经在那里渡过金沙江。翻过最后一道山梁，高原忽然开阔，即刻就看见金沙江在山岗间流着，像是正在溶化的碧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大河，狂叫一声“金沙江！”就朝着它跑起来，所有人都在跑，队伍乱了。跑最前面是一杆红旗，锻工车间的林晓军举着它飞跑。在山路上跌跌撞撞地奔跑了近两公里，才跑到河流边上，在乱石滩上扑通跪下去，捧起江水就喝。那不是因为口渴，好像是喝下了一条河流到自己的生命里。

1979年，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我登船弃岸，沿着李白顺江东下的路线，三天三夜。穿越三峡和夔门，一直抵达江汉平原。大江流日夜，我领会了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诗歌中的河流。这次旅行激发的激情，从青年一直激荡到中年。

1999年我在丽江大具附近的金沙江大峡谷中，命悬一只肥皂盒般的橡皮筏子，渡过惊涛翻滚的大河，沿着悬崖绝壁上的一条缝爬到公路上，那一天我在身体和胆略上进行了加入英雄种族的自我修炼。

2003年我与朋友乘着一辆越野车穿越湖北省的公安县，于黄昏抵达江边，看不见长江，只听见鬼魅般的轮船在大雾中突突行驶。江岸的垃圾堆里丢着一个正在长青苔的骷髅头，里面有半罐子混浊的江水。

2006年在武汉，与诗人张执浩、小引、艾先、贺念等在汉口的一个码头看长江，日落时我写了一首，其中有句：

三十三年

知我者

唯诗与长江

我应邀来秭归参加祭祀屈原的活动。秭归已经不是本来的秭归，屈原的老家沉在水库下。新秭归是一座急就的新县城，按照大城市的风格设计，宽阔的大街，水泥高楼，平庸但实用，开会还不错，人住在里面就太荒凉了。街道上白天还算热闹，晚上就很冷清，难见人影，没有夜生活，都躲在家看电视。唯一可以证明这是秭归的是写在各种大楼、门牌，广告、标语上的“秭归”“屈原故里”这些字样。古语说，物是人非。“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如今却是物非人是，没有胜迹。

人依然是，这个“是”不仅是生老病死，吃喝拉撒，也包括读《离骚》、祭屈原。但江山面目全非，屈原在天有灵，要回老家看看，恐怕是找不到了。屈原当年“去故都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在那次流亡中，人被流放了，但江夏还在，“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如今的“去终古之所居”，那可是改天换地。“去洞庭而下江”，江不见了，没有滚滚，那里只有个水库。楚辞里面，没有水库一词。

我们一行写诗的，现在是秭归的贵宾，每个人发了一套白色的仿丝马褂，一条黄丝带，都穿戴起来，在楼下排队。风一来，一行人飘飘欲仙，很兴奋，好像我们是一群唱诗班的好学生。我参加过世界上的几个诗歌节，如此戏剧性地对待诗人的，只有中国。我戴着个墨镜，雪白的马褂，金黄色丝带一围，酷毙了。杨黎见了，也去借个墨镜戴起来，韩东和张执浩戴着近视眼镜，四个人合影了一张。我们通过诗歌相识，写诗走的都是五四以来的白话路线，现在在古代诗人屈原的故乡合影。

屈原以前，《诗经》是正宗。离骚的长句，相对诗经的四言，就是新诗，自由解放，横空出世，扩展了汉语诗歌的空间。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出门，街道上熙熙攘攘，旗帜标语挂得到处都是，万众一心，都涌向长江，都念着屈原。通往江边的路有一条封锁线，警察守着，专供嘉宾走动。封锁线两边已经挤满了人，都在看走在中间的家伙，我以为大家是对被邀请的明星模特什么的感兴趣，走了一阵，才听出来他们是来看诗人的。诗人来了，有个大姑娘搂着另一位姑娘，悄悄地说。路上，有个小伙子挤出人群，拉开隔路的塑料带子，钻过来，请我在我二十年前出版的薄诗集上签名，心里一阵感动，隐约想起历史那些崇拜文学的黄金时代。现在才感觉到这真的是在秭归了，建筑上看不出来，屈原故里藏在当地人心里。

歌声起，屈原祠后面喷起一溜蓝色焰火。祭祀开始了，几个农人抬着一案烤猪头、土香、瓜果、五谷、雄黄酒什么的从站在一旁的群众中走出来，直奔台上。祠前已经支一只大香炉，一张案子。众人将供品摆好，上香三柱。然后诗人一行跟上敬香，大家清一色地穿着马褂，系着黄丝带，年级最大的诗人流沙河和余光中走在最前，大家都走得很戏剧化，尽力使步履庄重。

一行诗人，写诗风格完全不同，甚至在诗歌写什么、如何写上尖锐对立、南辕北辙。老一代诗人维护美学秩序，年轻一代诗人反传统，玩后现代。但屈原，个个都服，个个都要拜。屈原已经超越了诗人身份，成为中国诸神之一，他是汉语创造的神灵。写诗的要服，不写诗的也要服。没有权力的要服，大权在握的也要服。在中国，不服屈原、孔子、老子、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些人，你服谁？他们就是耶稣一样的人物。

屈原并非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为之树碑立传的那类诗人，西方诗人无论如何杰出，他们总是局限在图书馆，局限在知识和智慧的范围内，他们永远坐不到“最后的晚餐”那张桌子上。而在中国，一位杰出的诗人，那就是一位神灵，他们对人生的影响，就像宗教人物。杜甫是诗圣、李白是诗仙。在唐代的时候，诗人贾岛的粉丝，为贾岛造像，称其为贾岛佛。

我认识屈原，不是从阅读他的诗篇开始，而是从童年时代的端午节开始，屈原首先是挂在家门口的菖蒲的浓烈香味，是用棕叶包起来的粽子、是外祖母腌制的咸鸭蛋。屈原诗歌的影响，不仅是在书本上，更是在菖蒲气味上，许多中国人可能从来没有读过屈原，但他们要过端午节，要吃粽子。从大地人生升华成为“非常道”的“诗经”，根底却从未离开大地，循环往复，它的高端在书面上，它的低端却从“君子兰”回到菖蒲，回到可以一饮而尽的雄黄酒。

屈原吟咏离骚，说的是楚国方言，那时候还没有普通话，秦统一文字，没有统一字音。这是上策，汉语因此即可不同地域的人在字面上交流，又保持着方言的丰富和创造活力。人们用汉字交流，在方言中生活，方言也丰富滋润着汉字。我听说，李国杰们的诗，还保持着祭祀的功能，为婚嫁丧事而作。这与云南地方许多民族的巫师相似，他们既演唱民族史诗，也要为日常生活卜筮招魂。

中国诗起源于卜巫，巫事在原始时代，是非常实用的，兹事体大，并非后来那样只是抒情言志、吟风弄月。诗首先是通灵，与神灵对话的，是神韵，神话，通灵而文之，才成为文明。荀子讲得很清楚“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礼论》）所以许慎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有了文字，本立而道生，神进入文，诗脱离巫，成为文明，以文明世了。许多民族都有神时代，但后来发展成宗教，只有中国，神化发展成文化。中国是文明，不是神明。

祭司屈原的活动另一部分，是划龙舟。 我第一次参加，以前虽没有见过，但也从书上了解一些。这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据说当年屈原投江，人们划船顺流追赶，追到洞庭湖都不见踪迹。人们担心屈原的遗体被鱼虾吃掉，就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端午节起源于对屈原身体的保护，就像耶稣，首先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资料说，端午节那天，鼓锣喧天，喊声阵阵，龙舟你追我赶，河两岸人头攒动，万众欢腾，划船的，看热闹的都被江水淋得湿漉漉的，非常好玩。

到了那里，却发现江边的水泥大坝上修起了检阅台，搭着巨大的遮阳棚，安装了高音喇叭，观众远远地坐在台上，要看清楚江面上的船只，得用望远镜。高音喇叭里面，有人在指挥船只列队集合，像是奥林匹克的一个次要项目。大家煽着扇子，会场里嗡嗡声不绝于耳，江上传来些声音，好像是划船的队员自己在为自己加油。

我年轻时，畏惧楚辞，道听途说，以为那是天书，读不懂地，也就真的读不懂了。时代风气也不喜欢屈原，屈原是巫师，与唯物主义相悖。国家语文教育是向着对屈原敬而远之的方向去，注重浅显易懂，注重政治正确，屈原，深究下去，会令人尴尬。大学毕业，学生基本已经读不懂屈原，甚至不知道屈原了。我偶尔还是翻翻，翻了多年，忽一日读到“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好！一巴掌拍得手心生疼。楚辞在我心目中的艰深形象即刻大变，就读进去了。

屈原是他那个时代的另类，少数。屈原时代，“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王逸）。公元前316年，秦灭蜀，成为一个大国。这个北方崛起的“虎狼之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民族国家楚面临着强秦的“全球化”威胁。前237年，嬴政登基，221年秦灭齐，统一中国。屈原是个先知，他当然预感到楚的命运，“秦，虎狼之国，不可信”。这个“虎狼之国”是那时代不可抗拒的军事力量、商业力量和文化力量。它将西周以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历史大势发展到极致。六国将要丧失的不只是国家，更是民族。

《战国策·楚策一》说，“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据专家考证，在鼎盛时期，其地跨现在的十一个省，有三百余县，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历史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在战国时代，六国各有其文字，文字语言的发展方兴未艾。战国时的文字有两大系统，王国维称东土文字与西土文字。东土文字是中原六国的文字系统，也称蝌蚪文，有晋，楚，燕，齐四系。西土文字是秦文字系统，称籀文、大篆。车同轨、行同伦还可以接受，书同文就可怕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篆、秦隶作为全国通行的文字，其他文字逐渐断代。“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山川得鼎彝，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说文解字序》）

屈原是一位民族诗人，楚国地方的民族诗人。离骚，就是对离的忧虑，屈原最忧虑的就是离，与什么离？“与终古之所居”离，与故乡世界离。“去终古之所居”不仅仅是从故乡被流放，更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从民族语言中被流放。“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美政”，屈原在政前面强调的是美。在这里，“美政”不仅仅是参与执政。美政，美者，甘也，政者正也。美政，就是以美来正。政，正什么，正（用作动词）文也。“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屈原还如何美政呢？

太史公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忧”，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永恒的诗歌主题，“终古之所居”，一次次地被时间、文明、历史连根拔起，流亡、放逐，一直激发着各时代诗人的灵感。一次次地“去终古之所居”，使一代一代的骚人墨客悲伤忧愤，也成就他们作为文人的不朽生命。

屈原自称“灵均”，“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灵均就是通灵者，正则，就是招魂布道，对某事给个说法。屈原说得准，灵验，所以叫“灵均”“正则”。屈原时代统治者还迷信美政，所以屈原得以参政，正文。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正像我在云南认识的那些彝族巫师，巫师必须“博闻强志”因为民族开天辟地的史诗都是口传，而招魂过程中又要根据当下、现场有所新的发挥。“明于治乱”，如果部落有事，红白喜事、天灾人祸，巫师就要出来卜卦招魂，治乱，就是安抚混乱无章的人心。屈原是巫师，但他不是一般的巫师，他是大巫师，大主祭，“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那时代政巫合一，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大小事故，部落首领都要听巫师的，要等巫师卜卦问天，才能决定动静。巫师替天行道，自然也就是“正则”。

在被流放之前，屈原的招魂也许还是遵循着传统巫师的套路，但放逐使是他从传统的为国家社稷招魂的“美政”里解脱出来，为大地和自己招魂了。屈原不再是楚国的“灵均”“正则”，而是大地的“灵均”“正则”。流放使他超越了巫师这一世俗性的职业，从楚国的官方祭司成为自由的歌者，从哀怨的楚国逐臣升华为独立自由的宇宙诗人他，他的诗获得解放，他的招魂与众不同，他利用招魂的形式，唱自己的歌。他终于像圣者庄子说的那样“吾丧我”，屈原所丧的“我”是楚的三闾大夫之“我”，“吾”是宇宙之“吾”。从自我走向大吾，从美政到美文，这就是屈原的吾。这个转变所产生的杰作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天问》。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这种问是根本之问。与哈姆雷特的“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同，这种追问不是怀疑，否定，而是对存在的赞美、肯定。

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四库全书总目》）注解楚辞后来成了一门显学，“道”注楚辞、“我”注楚辞很普遍，大知识分子都以能解楚辞为荣。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朱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汉书·朱买臣传》）《汉书·王褒传》也载：“宣帝时，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裒集？如果楚文字不传，楚辞是怎么裒集的？诵读，诵读者说的是楚语还是秦声？蝌蚪文已经灭亡，屈原的诗是用蝌蚪文流传的还是口传的？屈原是写诗还是吟诗？

我估计他是述而不作，像孔子那样。述而不作是古代文明史的一个阶段。提到楚辞的文献几乎没有提到文字，只说楚声、传、诵之类，“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如果屈原的诗，在楚是口头传诵，到刘向时才整理成文本，那么刘向功莫大焉。从辞到文，这是文明的大进步。屈原的诗在当时就被传颂，传诵用的是楚声。就是有文本，那也是蝌蚪文，我估计民族诗人屈原大约忌讳用虎狼之国秦的籀文、大篆记录他的诗吧。哪怕秦文已经像今日的英语一样已是更先进，更方便交流、贸易的语言。刘向是如何“裒集”的？是否也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民间文学调查队，深入楚地，将收集到的楚辞用秦文字（普通话）加工处理，去粗存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如何“粲然”，黑暗的部分是什么？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楚辞“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骚序》从中原的道统来理解楚辞，似乎楚辞里面，什么都是隐喻，未免可疑。他们忽略了屈原本是一位地方诗人。王逸们或许没到过楚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经过田野调查。他们只看到楚辞在象征中的升华。“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而忽略了楚辞与大地、本土的关系，忘记了屈原不仅是“左徒”“三闾大夫”，也是“游於江潭，行吟泽畔”、披头散发的原住民。倒是宋代黄伯思说得好：“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宋文鉴》卷九十二《校定楚辞序》）姜亮夫先生指出：“盖屈子所陈，乃齐楚所习闻，与《老》《庄》《山经》相近，……故不与儒墨之言应也。……鲁与三晋史料，大半经过儒家一派人的整理，其实，真象埋没的很多。……研究古史，我一向主张当分别地域以求其异，不当混一东西南北以求其同。”

屈原的生活世界，在云南世界中最可以体会。我从云南昆明来到秭归县，先乘一个两小时的飞机到武汉，又坐一天汽车，才到秭归，够远的。但云南与楚地却有密切的历史渊源。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从其俗，以长之。”

后来我读楚辞，感觉云南山川风物，颇似楚。比如山林之饶、火耕水耨，比如“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南乃蛮夷之邦，楚人也自称：“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云南是众神狂欢的世界，各民族的神灵不同，但彼此和睦相安。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黄瑞云在《楚国论》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

楚地后来逐渐趋向中原文明，但横断山脉中的云南，到了二十世纪，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着屈原时代的生活世界。比如“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与庄蹻时代大同小异。徐嘉瑞说，“楚国祭神之俗，如《九歌》中之神，在中原早已消灭者，反保存于大理之本主庙中……所谓本主，其神与东君、云中君……极相似。（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我发现如果把屈原想象成云南某民族部落中的巫师，楚辞就更容易明白，楚辞当然有虚构的成分，但同时也是很具象很现实的。云南人读楚辞最容易体会，对于云南人来说，楚辞并没有那么遥远，因为有大地之象。

我记得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一本日记本的插图看到徐悲鸿根据屈原诗歌创作的彩绘，披着树叶缠着藤条的女妖骑着豹子在山中走，并不以为怪。我虽住在城里，但要看见一头豹子并不困难。有一天，住在我家院子里的一位邻居大哥就曾经从山里捉到一头小豹子，后来我们把它交给了动物园。我20岁时在农场，整日谈论的就是豹子和关于豹子的传说，土著人经常来我们的农场里玩，烤土豆吃。豹子的种种传说就是他们在火塘边说起的，骑在豹子背上的人，就是他们的祖先。豹子们就住在我宿舍附近，最多隔着几里路，有时候就在农场的壕沟里躺着，我曾经看见过它们凸出黑夜表面的绿色眼睛。

有一天我与住在峨山的彝族诗人柏叶在他家乡的幽暗山谷中漫游。“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他忽然说，你看见没有，那棵树上爬着女鬼。他说这个话很自然。他真的看得见。这里有精灵，那里有女妖，他看得见。同行的一位彝族女子，扯了很多树叶和花朵，编成冠戴在头上，唱着歌，夕光照耀着她。真个是“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屈原是一位大地诗人，他的诗是人生经验的产物，他升华、神化了这些经验。兰草本来是普通的草，屈原将他升华成某种品格的象征，但这个象征的源头是楚国的大地。屈原如此深切地热爱祖国，因此故乡世界在他看来已经和仙境差不多了。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是从楚辞得到的启示，在李白的诗歌中，同样把大地升华为天堂仙境，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潮流，与西方将大地视为地狱、改造对象不同。汉以后，中原文明逐渐发达，像欧洲一样，屈原们原生态的生活世界逐渐消失，研究楚辞的书呆子们没有田野经验，就以为屈原是什么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

另一日，我在楚雄南华看彝族巫师（毕摩）的祭祀活动，“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完全如屈原诗中所述。而且毕摩也唱开天辟地的歌，但与屈原的《天问》不同，毕摩的“天问”是对民族起源的追溯。例如彝族古歌《阿细的先基》“最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可有生天的，可有生地的？”这种追问是古歌谣一个传统，屈原发挥创造了这个传统。

祭祀活动搞了两天。第三天早晨登车回武汉转机。客车上了高速公路，就在良田千顷的平原上跑起来。这是江汉平原腹地，湖北省的鱼米之乡。临窗眺望，五谷青青，阡陌交错。显然不再是屈原时代的大地了，但生生不息。秦在屈原，乃虎狼之国。对于中国历史，却是文明的伟大进步。历史、文明，只要生生，沧海巨变，又何惜哉。不是惋惜，也不是怀旧，只是要把情况和我在此时代的心事说清楚。历史就是历史，必须秉笔直书。

车子忽然离开高速公路，朝潜江城里开去，停在一家小饭馆门口，迎上来一群素昧平生的人，一一介绍，都是住在潜江的诗人。潜江，因为境内有河道分流汉水入长江，取“汉出为潜”之意命名。潜江的地主们听说外地诗人来了，要喝上一杯。黄湾藕、油焖大虾、好酒数瓶已经摆定。一行人皆大欢喜，嘘寒问暖，叙旧说今，频频举杯，微醺。同席的有吕露、梁文涛、张执浩、余笑忠、黄明山、于坚、乌青、韩东、大头鸭鸭、杨黎、艾先、彭家红、杨义祥。

共两桌。

草于二〇一〇年六月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