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m Tió 

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万寿寺西院落成，种子被埋进土里，我在东北的一个无名小镇上刚刚学会走路，当然对这一切浑然不觉。2002年，我考入位于万寿寺东侧的一所主张多元和宽忍的大学，被志愿栏之外的某个专业录取。就在两年前，文学馆已搬离那里，在北土城北面的芍药居绽放出健壮的体魄。我在那所学校一呆就是十年。某一天，某间旧教室，某首晴天霹雳般的诗，将我牵引和吞噬。惊骇之余，我从中认领了一笔遗产和一张的工牌，用浪费的态度享受着“苦练时代的情调”（张枣语），也初尝了诗和酒。

学生生涯结束后，我在万寿寺西侧的一所市立高校里找到一份教职，工作至今还是个讲师。从学生到教师，在北京，我的生活轨迹仅是一次时钟的偏移，只需跨过一条三环路，连一个京派的波澜都是温柔平缓的。这两所学校在帝都都远非顶尖大学，但都自称“一流”，带着策马扬鞭的尘土和节奏。在两所气喘吁吁的学校之间画一条线段，万寿寺宁静依旧，端坐其中点，车马湍急的三环路边。在地图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戏剧般的位置。

在两个与我有关的端点之间，昔日万寿寺中的文学馆似乎并没有搬走（尽管此刻的新馆里叶茂枝繁），犹如一个“美丽的空址”，带着人生错愕的霹雳，它嵌入了我的精神历程。或许是地图上的一个暗示，促成了今天我与文学馆的初逢。在一首叫做《现实》的诗中，诗人柏桦曾写出一个引人困扰的句子——“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那么此刻，我愿意在这个庄严的典礼上做出这样的误读：而芍药居也可能正是万寿寺。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是我人生头一次走进文学馆的大门，在这里接受礼遇和垂爱。这感觉，更像是我在另一种时空里，走进了我同样从未真正踏进过的万寿寺，走进一个曾经千百次匆匆经过、但从未驻足的中间点，一座在我体内悄悄崛起的书院。

王小波的小说《万寿寺》不也欣快地罗织着充满跳跃和变形的故事吗？文学馆，这座以文学为名的建筑，成了一座得以触摸、翻阅、徜徉和迷路的园地：文学不只依赖大师，也需要大楼。只有大楼才能装下皓首穷经的大师，装下亿万吨未经裁剪的历史，装下不同波段、不同强度却能彼此渗透的声音，装下未来某个缥缈的秩序……这是一处类似脑回和耳蜗的地带，它抹除了入口和出口，形式与内容蜿蜒成一体，将我眼前的路布置成人生的中途。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机缘，文学让我辨识出在折曲的现实和荒芜的岁时之间所洞开的小门。作为一种激情，文学批评成为一套在想象中破门而入、同时又夺眶而出的复杂动作。这些亦真亦幻、忽明忽暗的动作所朝向的，不只是若干在技术复制时代里生成的文学作品——它们有些环绕着层叠的唱赞，有些求知音而不得——更有在眼下这个景观社会里不断来临、却难以命名的事件：过于急躁的时间表，过于迟缓的道德律，过于坚硬的指令，过于柔软的脊骨，过于发达的物与词，过于朽坏的人生与人心。

在文学馆的所在地，今天的北京，充盈着这些锐角和钝角。北京也渐渐不再是个空间符号，而是转变成一个时间概念：它区别于北平和大都，更在分分秒秒中经历着不停的遽变和强烈的差异。这些都化为无始无终的中途风景。永恒的中途，灌溉着我的世界观。但我的世界观仍只能安放进方寸之间的文学作品中，借“扫一屋”之功夫成全“扫天下”之梦想。如今，我正感到自己连“扫一屋”的力量都是贫乏的。在当下的北京，这夸张的城市，如同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的香港，“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连我这个在文学生活里的天真汉也不由得感伤起来，从一个端点到另一个端点，远没有像《边城》里翠翠和爷爷撑一条渡船那样悠然平易：中途就是短暂而重复的水面时光，对岸就是白塔下的小屋；中途的世界观疾速地更改了我的掌纹，像一个被赶上“愚人船”的怪人，我不得泊岸，终日漂流，面朝着苍茫的水面、无尽的暗夜、妖娆的塞壬……起点和终点不过只是被中途消融的两个逃逸的点。

这难道不是我阅读一部作品时的真实体验吗？我对一部作品的理解总是汇成了大段无法讲出的内心独白，觉得每读一本书，就是练习在众生千奇百怪的中途里洞穿漂流的意义，寻觅失败的尊严。柏拉图的工作是学习死亡，歌德的工作是学习生活，德里达在临终前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我既没学会死亡，也没学会生活。我想，这恐怕该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所遭逢的情境，一种居于中途、永不完成的思想，它还有可能再度迎接青春的风暴和狂飙的创造力吗？青年、青年作家、青年学者、青年批评家，如此美好的冠名，背负着文学事业和良师益友的期许和重托，我们就是在巨人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时而被放生到光明之地的那些人吗？我们就是在“告别革命”之后再次沉睡在物质和符号的铁屋子里的那些人吗？

如同“北京”变异为一个时间概念，相应地，“青年”也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他们历史地被唤醒了，被抟制成中途精神的肉身。他们的肩头披上了一只文学的褡裢，一头是天真的痛，一头是感伤的爱，他们在今天要重塑“文学青年”的形象，走进每个人自己的文学馆，以一组碎步组成的S型：而万寿寺也可能正是褡裢坡。基于“青年”的空间属性，我无法代表所谓的80后的文学工作者，就像我们无法用凡尘的肉眼去打量每一个代际所涌现出的星群，每一个人的中途都足够漫长，也足够接近内心的绝对，它需要与每一个差异的个体相对称的倾听之眼。如果可以，我愿意在文字中为我命中所属的时代捐赠出自己的心、肾或眼角膜，为若干座先验或经验的文学馆贡献出一小块有血有肉有呼吸的卡片。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卞之琳语），今日能忝列客座研究员之雁阵，由衷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给我这次学习的机会，感谢文学馆众馆主的激赏和召唤。愿文学馆能凝聚为一种心灵图像，锤炼出一种行动精神，为每一个在困厄中的文学工作者搭起一道松木梯子。

本文系笔者为2018年5月15日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而作，2019年6月3日，届满离馆，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