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学术聚焦和声誉，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学术争鸣。本文认为，洪子诚文学史研究呈现出丰富而耐人寻味的“矛盾”和辩证，表现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矛盾与辩证，启蒙立场与左翼研究的矛盾与辩证；本质论与建构论的矛盾与辩证。丰富的“矛盾性”不是由于逻辑不自洽导致的断裂，而是主体与异质性时代经验搏斗的精神见证。只有深入洪子诚文学史丰富的“矛盾性”内部，才能有效地提取他与革命文学话语、启蒙文学话语持续对话而确立的“历史化”研究方法和自限性史述伦理的启示。

关键词：洪子诚 文学史研究 矛盾性 启蒙 内部研究 历史化

新世纪以来，洪子诚先生的文学史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学术聚焦和声誉，当然也不乏一些质疑之声。赞之者以为他聚焦当代文学的制度研究，深刻地描绘了“当代文学”从1940年代初的形成到1990年代的解体这一历史过程，同时完成了文学史研究方法上的更新，使当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真正的学术含金量。不过，质疑的声音同样值得关注。主要包括：一、李杨指出洪子诚文学史未能摆脱80年代启蒙论的影响，知识考古的方法运用不彻底；以“一体化”的建构和解体作为结构“当代文学”的模型所导致的裂痕，对19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建构性缺乏深入探讨1。二、郜元宝指出洪子诚对“当代文学”性质定位跟时间定位之间产生冲突。洪子诚认为“1950—1980年代‘当代文学 = 社会主义文学’”，这使得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更像是“当代文学”长长的尾巴2。三、陈剑晖认为洪子诚文学史“作家作品分析相对不足”3，郜元宝则指其叙述上“略为涩滞”4。这些质疑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点，言之成理。但我想起了韦勒克在评价泰纳时一个深刻的观察：“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和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5倒不是泰纳和洪子诚之间具有什么可比性，而是韦勒克从矛盾性视角切入泰纳思想内部的方法给我们以启示。某种意义上，洪子诚文学史研究内在那种泰纳式的“矛盾性”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简单的矛盾是由逻辑不自洽导致的断裂，而某种丰富的“矛盾性”却是异质性的时代语境和多种复杂思想元素在主体心灵中的遇合。丰富而矛盾的心灵往往出现于转折的时代和时代的转折中。对于一个真正的大学者而言，“矛盾性”不能简单视为缺陷，反而是与各种异质经验搏斗的精神见证。对于任何研究对象，站在不同立场进行指摘并非难事，但没有“理解之同情”，将丧失对研究对象丰富性的体察和客观困境的体谅。这倒不是简单为洪子诚辩护，只是深感洪子诚作为当代文学史领域具有史观和方法论自觉和创制的学者，他蕴含在“矛盾性”中的丰富性并未获得广泛的了解，这对当代文学是殊为可惜的事情。

一 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矛盾与辩证

由于对文学史现象、制度的出色阐释，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洪子诚文学史著忽视文学“内部”研究（通常指向所谓“文学性”），在他的文学价值观内部，“文学性”处于被压抑状态。不管是郜元宝认为洪史“以社会政治为本位”6抑或陈剑晖“作家作品分析相对不足”7这些评价，似乎支撑了这种判断，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假如不仅从《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更从《我的阅读史》《材料与方法》《读作品记》等著述构成的整体研究格局来评价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话，会发现，他其实不但精于“文学制度”等所谓的“外部研究”，也丝毫没有放弃对文本的勘探。事实上，他还发展了一种跟通行以新批评方法为基础的文本细读法相区别的“历史化”文本细读法，这是一种将文本置于自身的接受史、改写史并由文本的符号跃进宏阔的历史视野的historicalreading。8就韦勒克意义上的文学“内/外”研究而言，洪子诚也称得上是兼而有之。

就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面貌而言，“制度性”等“外部研究”确实盖过作家作品等“内部研究”。然而，洪子诚对“文本”以及“文学性”的重视又是毋容置疑的。这于是构成一种“矛盾性”：“外部研究”是他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方法，而信赖“文学性”则构成他文学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我们不禁要问：信赖“文学性”的洪子诚为何写起文学史却更加偏于文学制度等外部社会性元素呢？这一方面是由于洪子诚本人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方法转型的思考而做出的学术选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学史写作的内在规约。不深入这些矛盾性内部，很可能会把洪子诚的探索和坚持指认为一种局限与缺陷。

首先谈洪子诚的主动学术选择。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洪子诚学术研究存在从以作家作品为重心转向以制度研究为重心的转变。1980年代洪子诚在反思“当代文学”时曾有一个“主要是从个体的文学性格，和整体的文学传统这一立足于精神性的方面”9去考虑的研讨计划，但很快放弃了：

一个是，对当代前30 年的文学的认识有了一些改变，严格说来是观察、处理的方式有了调整，觉得把寻找“衰退”原因这种批判性设定为前提，无助于深入了解、把握对象的内部结构和问题的复杂性。另外一个是，在80 年代，我看到很多作家都在突出自己在当代的受难经历，构建他们“受难者”和“幸存者”的“身份”角色，把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的“制度网络”，简化为施压和受压的二元关系，撇清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便觉得单一地从精神、心理的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实在值得检讨。10

不难发现，洪子诚的学术转型其实与对某种二元化研究方法的反思有关。在韦勒克文学的“内/外”理论规划中，对文学制度等社会性因素的研究属于“外部研究”，而文本或“文学性”就交付“内部”的形式研究去处理。这种理论对1980年代中国学界影响甚深，并造成某种将重视“作家作品研究”等同于亲近“文学性”的判断。但对洪子诚而言，如果对“作家”和“文本”作孤立的“内部研究”，可能无助于历史的打开。所以他探索的事实上是一种如何把“内部”和“外部”打通的方式。这种学术转型，跟1990年代整体的知识转型相关11。时代思想语境的变化，召唤着敏感的知识主体对其做出回应，新方法范式的出现其实是对新的文化迫切性做出的学术回应。因此，洪子诚的学术转型其实是1980 年代“重写文学史”倡导的在1990年代的重新出发和学术重构。其具有的探索性为学界所重，甚至称为“‘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12。如此，简单地以作家作品研究不足相指摘可能是由于洪史的研究进路缺乏“理解之同情”。

其次谈文学史的史述规约。郜元宝先生认为在“述总帐”的宏观文学史之外，可以有以“作家故事为红线”的文学史叙述模式13。这当然并无不可，不过“历史”在各国的传统中本来就有其“总体性”。没有宏观视野和社会制度分析的“历史”只能视为一种探索性和补充性的文学史。而一旦要进行“总体性”文学史写作，其内在规约重重。历史分期、思潮勾勒、现象命名、入史选择、顺序排次、评述多寡这些都是问题。论者认为洪史对“很多经典与大家往往只是总括性论述”14，殊不知这既是主观的学术选择也是客观的史述规约。

必须指出的是，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内/外之辩并非只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在他是一种得自丸山真男启示的“历史化”研究方法，并成为他颇为自觉坚持的治学方法论。对一个研究对象的评价，是基于自身立场予以臧否抑或深入对象内部，理解其来路与去向，从对象的内部做出否定，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研究方法或态度。洪子诚引述孙歌评介丸山真男的文章称“面对历史对象，从外部对它进行批判比较容易，但是这种外部的态度很难深入到对象中去，不具备瓦解它的内在逻辑的功能”15。丸山真男“内部研究”（不同于韦勒克对文学研究所做的内外之分）“通过从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被洪子诚视为一种真正的“‘历史批评’的方法”16。洪子诚写道：“80 年代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体验到这种外部的、‘启蒙主义’的视角所发挥的批判的力量。今天，它的弱点、局限也得到充分暴露。这种方法，过分信任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力量，忽视了对象的具体性，个别性的方面。”17许是出于对“内部研究”方法的认同，洪子诚也重视另一个日本学者丸山昇的研究：

他在分析竹内将中国作为有意识的“方法”所选取的视角时，说竹内“与其说是通过和中国的对比来构筑日本批判的立足点，不如说是先存在强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将中国设定为对立的一极”。丸山的视角与竹内显然有所不同。丸山的倾向，显然更重视他所描述的状况与中国现实的切合程度，中国文学的“历史真相”，以及它的现实展开的复杂性，始终是他考察、追踪的目标，并转化为几乎是“自身”的问题。18

竹内好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在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影响颇卓，彼时中国学界正在反思作为普遍现代性思维的新启蒙，对竹内别开新境的独特现代性、东方现代性视野十分惊艳。但洪子诚似乎对两个丸山教授更加认同，这说到底是研究方法的认同。“历史化”是最近这些年被谈得非常多的方法，但真正把“历史化”作为一种方法坚持下去的人并不多，在很多学者那里，“历史化”和“价值化”纠缠在一起。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或中国，都是通过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建构起一种新价值，因此，“亚洲”“中国”“鲁迅”“赵树理”无疑都被“价值化”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在“历史化”和“价值化”之间划一高低，毋宁说它们有着不同的工作方法和领域，相对来说，文学批评似乎更依赖于“价值化”的方法，它需要一种鲜明的立场去揭示、呼唤并建构一种并未清晰化的价值；而文学史研究似乎更倾向“历史化”方法，它并不直接发出声音，而是努力描摹各种声音的谱系以及发声机制。这些都几乎是常识了，令人感慨的是，在十七年文学研究领域中，很多学者往往以历史化的名义进入，却在进行着一种非常明显的再“价值化”建构。蔡翔教授的《革命/ 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理论上博采杂收，判断上新见迭出，在论述逻辑上似乎也能够自圆其说，不过会产生一种理论杂技、强制阐释的观感，也引发了诸多争鸣。所以，洪子诚践行的文学史方法除了“内部研究”之外，还是一种以“犹豫不决”为外部特征的“微弱叙述”。在《我们为何犹豫不决》中洪子诚提到当年写给钱理群的一段话：“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作出选择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依据又是什么”“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19面对文学史的困惑，洪子诚经常自谦“犹豫不决”。显然，“犹豫”对他来说绝不是缺乏判断力，而是尽量提供容纳各种复杂性的文学史空间，所以他用“犹豫”发展起一种充满自限意识的微弱叙事，这种“犹豫”说到底还是基于“历史化”方法基础上的坚持。

回看关于洪史对“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往往是一笔带过，给读者留下遗憾，意犹未尽”20之感，“用语谨慎浓缩, 惟略感滞涩”21等评价，似乎并未深入洪史内部逻辑做出“否定”。既没有看到超越“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打开社会文化和文学制度的外部研究格局乃是洪子诚的贡献而非局限；也忽略了“浓缩”“凝练”甚至“滞涩”等语体风格所形成的“微弱叙事”其实关联着洪子诚对严格限制史述权力滥用的自限性史述伦理的坚持。洪子诚由文学史研究内/外之辩产生的“矛盾性”事实上构筑于深思熟虑的兼容或超越之上，常让人想对质疑之声发出“洪子诚已经回答过”的感慨。

二 启蒙立场与左翼研究的矛盾与辩证

洪子诚文学史研究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性”在于：一方面洪子诚堪称左翼文学研究专家，他以左翼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讲述了左翼革命文学为主体的“当代文学”从诞生、体制化到板结、落潮的完整“故事”。也乐于指出左翼文学内部的丰富性和先锋性；但另一方面，他在审美上又更趋近于“现代文学”，在文学价值上并不放弃对“文学性”的亲近。当然，他并非站在单纯的启蒙论立场上将“文学性”作为“革命文学”的反面。他的看法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左翼革命文学曾经是作为释放新感性的重要形式存在，只是在“制度化”过程中取消了“内部的活跃的、变革的思想动力，包括活跃的形式因素”22，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衰落。

作为一个以文学制度研究闻名的史家，常自谦想象力薄弱的史家，人们通常很难想象洪子诚对文学感性的重视程度。在与李杨通信，回答李杨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质疑时，洪子诚援引伯林《论现实感》的观点指出，作家、诗人有价值的工作往往在于发现晦暗不明、隐秘难辨的层面，“他们更多注意细小的、变化的、稍纵即逝的色彩、气味、心理的细节和现象”“伯林说，缺乏对这些的敏感，完全为一般、笼统、庞大的概念所迷惑，我们就不会有‘现实感’”，因此，谈及对自己史著的不满，“我觉得不仅是某种理论、方法应用上的不彻底（当然也是它的问题），而且还是缺乏对具体、变化、差异的东西的敏感和细心。就后者而言，我对自己的不满要来得更为尖锐”23。

在宏大与幽微二端，洪子诚更强调了文学感性层面的意义。如果留心洪子诚的各种论述，会发现这种强调并非偶然：在谈到对马勒《大地之歌》从隔膜到共鸣时，洪子诚反思道：“我在‘当代’的生活，基本上是一个生命‘缩减’的过程。体验、情感、感受力，不断缩减为某种观念、教条：这让我难以接纳超乎这些僵化的观念和教条之外的事物。”24“当代”意味着通过各种运动建构种种认识世界的知识视镜，当我们被顺利地输送到确定的结论前面时，体验、感受等个人性的要素却丢失了。由此反思不难看到洪子诚的文学立场。留心洪子诚随笔文字时，会发现他对于体验性细节的记忆能力，所谓能力，其实是一种心理倾向，倾向于记住宏大的结论，还是倾向于认同灵魂在细节中，会使不同人的记忆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他清晰地记得1990年春节前后，他正在写作《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时那种“冷寂”的天气，记得窗外不多不少的鞭炮声，以及透过电台电波播放布里顿《安魂交响曲》产生“持续不断的是或低沉，或锐利的哀吟和叹息。这样造成的压抑感，和这个传统团聚的节日需要的温暖、欢乐构成的对比，在当时给我诡异的冲击”25。多年以后，他说“生活里这样的零碎细节当然不会得到记载，也很快就会销声匿迹；连同当时的情绪。这是需要细心保护的”26，因为并非所有的细节记忆都可以在条分缕析的历史叙述中找到位置，但是这种记忆分明不应该被过滤，或许，在历史细节的尖锐感受中包含着认识历史的真切立场，过滤了这些细节，“历史叙述”很可能成为一根话语之风中摇摆的芦苇。基于这种重视感性、具体性的“文学性”价值立场，我们不难理解洪子诚对《日瓦戈医生》的阅读如何从“政治性维度”逐渐转向“存在性维度”。在跟吴晓东的对谈中，洪子诚指出在“文学性”被解构的背景下，吴晓东却“对文学保持坚定的信心”27，洪子诚从马尔库塞对“新感性”的解放作用和“政治潜能”的论述中感受到一种“退却”的“悲剧意味”28，然而他本人恰好就是接受了此种“退却”的文学政治观，并对此文学性保持持久信心者之一。在《与音乐相遇》《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等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洪子诚肯定“文学性”的文学立场。从研究倾向看，洪子诚对于文学的“历史性”“政治性”有所侧重，并极力避免站在“文学性”的单一立场上分析文学；但在文学价值观上，他不但从未否认“文学性”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文学性”的坚定拥护者。

可是，对文学感性的重视并未导致洪子诚对左翼文学全盘拒绝。换言之，他超越了“现代主义”/“左翼文学”的二元对立，发展了一套研究左翼文学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更愿意进入左翼文学内部去理解去有效与局限。洪子诚对爱伦堡《司汤达的教训》、阿拉贡《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敌人……》二文的阅读，就勾连着洪子诚一直关心的革命文学的“异化”与“驯化”的历史议题。借助他的梳理我们得以看到，1950—1960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部反思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也可以说是基于左翼革命文学内在矛盾而产生的必然现象。这波反思潮流中，有来自苏联的金斯堡，来自西方左翼的阿拉贡、罗杰·加洛蒂，也有来自中国的冯雪峰、胡风、秦兆阳。《〈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敌人……〉：教义之外的精神经验承担》一文则通过对阿拉贡对别尔嘉耶夫的阐释，进一步探讨了左翼文学“异化”的内在悖论。

革命文学的驯化问题是洪子诚持续关注的问题。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增订版）》中他就指出革命文学随着领导权的获得走向“制度化”及其后果：“任何有活力的东西都是不‘纯粹’的，内部都有一种矛盾性的‘张力’，它才有可能发展，有生命活力。但是，革命文学在进入‘当代’之后，内部的变革的活力、矛盾性的张力在逐渐削弱，被取消，而逐渐走向僵化。”29洪子诚对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保持着相当“理解之同情”，也愿意指出1949年之后革命文学与先锋文艺的关联，所以，他跟阿拉贡一样，秉持着左翼文学内部反思者的立场。

或许可以这样表述：洪子诚是一个价值观上的1980年代人，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1990 年代人。研究方法的更新使他放弃了启蒙与左翼的二元对立，但价值上对启蒙文学性的执着，他大概难以接受从左翼文学引申出“东方现代性”的论述路径，而更愿意进入左翼“内部逻辑”而实现“否定”。由此看来，在洪子诚这里，“矛盾性”的实质不是逻辑的混乱和断裂，而是力图进入、沟通和融化多种语境及其异质性。洪子诚穿越过当代多个不同的思想语境，他的学术立场并非立足于对某种思想语境的执着，更非机敏得在每一种语境中都抢占风头。他学术上于方法变革和价值守持之间的平衡，于“矛盾”中容留和同情不同时代“可理解性”的历史方法，尤其值得学界深思。

三 本质论与建构论的矛盾与辩证

洪子诚文学史研究还包含了一种深刻的矛盾性，即兼容了对“当代文学”的“本质”考古和“本质”建构两个过程：一方面，他有力地辨析了“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在历史和时代语境中的建构性。他的《“当代文学”的概念》及“文学制度”研究都在破除当代文学的“自明性”，并揭示它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他在揭示“当代文学”本质建构过程中，深度讲述了另一个“当代文学”由始到终的故事，从而赋予了“当代文学”另一种本质：“‘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1940年代的延安文学、1950—1970年代的当代文学有其内在的联系性。它们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运载工具，来表达20世纪中国人在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矛盾、焦虑和希望。他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悖谬的东西：那些热切拥护并投身革命的文学家，大都有一个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对信仰和观念的强调，对‘绝对’‘纯粹’的追求，未来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创造一个全新的‘革命文学’，就要不断地与‘传统’文学形态划清界限，不断地剔除一切‘不纯’的因素，最终导致活力的丧失。” 30换言之，洪子诚文学史研究既是反本质论的，但又终于不免是本质论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矛盾与纠结呢？

李杨指洪史上编与下编存在断裂，郜元宝则由下限的未明直指洪史在“当代文学”概念之内的两个文学史时段泾渭分明、难以整合。这些质疑确乎深刻命中了洪史的“矛盾性”，它折射的并非洪子诚个人的局限，而是“当代文学”学科规划内部几乎无法克服的历史纠结：“当代文学”的命名在借用某种递进性等级关系确认“当代”优越性的同时，其无限向前的激进时间观已经剥夺了“当代”的下限可能。“当代”在命名之初就埋下了这样的隐患：它隐含了为“最高阶”文学命名的诉求，又欠缺时间的下限边界。在既定的“当代”学科体制中，史家并未完全超然于“当代”做出的命名规划，站在“当代文学”内部反向凝视“当代”，怎么可能剥离“当代”的各种难题与纠葛。除非修一部不以“当代”命名的文学史，否则“当代”命名内部的时间暧昧性必然如影随形。

从洪史覆盖的1949—2000年，“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不均质的50年，历史及时代语境的转折赋予了“当代文学”并不相同的内质。史家的任务不仅在于编写一部历史大事记，而在于以独到的历史立场使断裂又连续的时代获得一种历史精神的覆盖。如此而言，要求史家去填平和整合泾渭分明的多个“文学史时段”更像是一种苛求。在评论洪子诚文学史研究时，李杨调侃了洪子诚阅读上的“小资”趣味31，似乎显示了“抹平”不同时代文学本质的倾向。事实上，即使“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具有建构性，这也是两种颇不相同的“建构”。对于史家而言，只有知识考古而没有本质建构的完整史述几乎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李杨的质疑表面上是能否将一种更彻底的谱系论落实于新时期以来文学阶段，其实是能否放弃80年代新启蒙话语所建构“文学性”想象，能否放弃对左翼革命文学“文学性”的质疑，对其不仅做出历史描述，而且做出更加正面的价值评价。这样看来，李杨的超然谱系论背后，依然存在着鲜明的价值倾向。如果说“文学性”话语代表了一种文学意识形态的话，“去文学性”话语代表的只是另一种文学意识形态而非超文学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无论多么努力逼近真相的史家都必然从属于特定的时代。史料和史述必先经过史家精神意识的消化和编码，而史家精神意识又必然深刻地共生于历史性、时代性的知识语境。承认这一点，再去辨认不同时代史观、史述方法的差异与长短，也许比想象一种绝对客观的史述方法要更可靠一点。

人们通常以为“文学史”代表着一种绝对客观中立的知识，殊不知任何史家在朝向客观中立的学术目标迈进的途中，由于不同的史观和方法，很可能对同一历史“本质”做出颇不相同的描述。郜元宝就敏锐地指出洪子诚与董健等人的当代文学史呈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史故事：董史“认为‘当代文学史’的性质乃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而“洪先生理解的‘当代文学史’是一种注定要破产的文学规范从强行建立到盛极而衰最后解体的过程”。32承认史家作为时代性的知识主体（其中当然包含了个体的差异性和能动性），抑或认为史家应该是具有超时代的普适性的知识主体，常常表现为如何看待个人经验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上。一般而言，历史研究要求祛除个人经验的主观视野，但对此问题洪子诚有更客观辩证的认识。在“我的阅读史之黄子平”篇中，洪子诚重视黄子平“回到历史深处”，对历史生产机制的敏锐揭示，也由黄子平的研究辨析了个人经验在历史研究中的悖论效应：“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历史’有可能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33

事实上，个人经验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是洪子诚思考颇多的学术话题。一般来说，以“历史化”面目示人的文学史写作要求“非个人化”的学术立场，“主观性”“经验性”在史著中的流露通常被视为不够“学术化”的表现。但是，我们又似乎不能否认叙述主体的“主观性”对史述的潜在影响。所以在史著中“个人经验”并不表现为史述主体的主观抒情和个人经验的直接引入，而表现为个人经验参与塑造的“前视野”对史述立场的影响。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文学史写作能否彻底摒除“个人经验”的存在，而在于在叙述伦理上该将“个人经验”置于何种位置。《问题与方法》中洪子诚专门谈到了叙述主体对史述的影响，显然是看到历史叙事性的存在。面对冷霜“生活经验对你的学术工作有何影响”的提问时，洪子诚罕见地带着情感回溯了他穿越不同时代的生命经验：

我在南方的一个县城（广东揭阳）上的小学和中学。1950年开始上初中。见到了1940年代后期社会秩序的混乱，货币的贬值，国民党军队的撤退。见到南下的“四野”大军马匹、辎重从县城边的公路通过。在基督教堂里曾是儿童唱诗班成员，几年后为了入团，却写检讨宣布信仰无神论。扭着秧歌参加共和国成立和广州解放的庆祝大会，真诚地唱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看到那些打游击的亲戚荣耀地担任县政府要职，也看到另一些亲戚家境开始破落，晚景凄凉。为文学的“百花时代”兴奋，也经历了北大“鸣放”和反右的惊心动魄。在操场的小高炉炼过“钢铁”，深翻过两米深的土地，过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也在农村看到随后出现的寒冷和饥饿。看到许多人（我也在内）热切地“向党交心”以投入“新世界”，也看到体制如何有效、无孔不入地侵入、控制人的一切，包括“隐私”。和一位先生合作写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却暗暗喜欢电影中的那种情调。“文革”中写过无数大字报，批判过“走资派”“反革命”“反动小集团”，参加过“战斗队”，也震惊地目睹同事突然就被揪出，戴上字纸篓、脸上泼上墨水游街，系的领导、学生怎样因绝望走上自杀的“不归路”。34

洪子诚说，“王光明先生谈到我的文学史，说它的优点是‘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不过，赵园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她肯定的是‘个人的当代经验之于当代史研究的正面意义’。她说，‘关于记忆的不可靠，个人经验的局限性、相对性，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个人经验的积极意义却还有待于证实与发掘’”。洪子诚承认“个人经验”确实不只具有消极的意义，“但是，它的‘价值’，并不存在于它的自身，而是在与另外的经验、叙述的比较、碰撞中才能呈现”。洪子诚警惕“对个人经验不加反省的滥用，以及将个人经验、记忆简单转化为道德判断的倾向”，有价值的“个人经验”，是那些“未被赋予‘合法性’而被忽略、遮蔽的‘异质’的部分”35。这里强调了两个方面：史述主体“反自恋”“非道德化”的立场；史料来源上对边缘性“个人经验”的重视。就洪子诚而言，他的生活穿越了前1949年代、“1950—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等诸多具有不同内质的时代。这些时代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指向，生活经验对于史家的挑战在于：能否既深切感受到时代的气息、温度和规定性，又跳出某一特定时代，形成“超越性”的学术立场。相比于欠缺1950—1970年代生活经验的研究者对这个年代的浪漫化想象，洪子诚虽然分析这个时代文学的内在逻辑，却很难产生相似的浪漫化想象。不仅同步于时代，对时代精神氛围的来龙去脉有近距离观察，也超越于时代，有自己客观冷静的史家立场。这是洪子诚对个人经验的辩证运用。

洪子诚文学史研究在“本质论”与“反本质论”之间形成的张力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或许应该放弃对一个绝对超然的知识主体的想象。史家及其史述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时代、学科甚至家庭、信仰、个性等复杂规约中。成为史家固然意味着对主观性、自明性“本质”的抵抗，却不意味着假装主体可以超然于这些因素之外，成为彻底“反本质”的存在。而是，以对某种“历史化”方法的恪守和史述伦理的守护，努力去抵抗“主观性”的侵蚀并沟通多个不同质的时代。

结语

洪子诚代表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和学术转型在文学史写作领域的困惑和探索，他的矛盾性体现在：他既拒绝线性进化论和简化二元论；他既反思阶级论的阐释体系，也反思启蒙论的阐释体系；既承认历史的建构性而对“当代文学”的生成有深刻洞察，但却并不放弃对总体性和历史深度模式的追求，他的文学史内在隐含的正是以左翼革命文学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的生成和解体这一历史本质；他既揭示历史的建构性，也参与对“当代文学”本质的新建构，并陷身于“深度本质”必然的纠缠；他既反思80年代启蒙主义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又始终坚守着启蒙主义内在的文学本体性、精英性。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性”在洪子诚是“文学价值观”和“历史方法”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亲历过火热年代，成长于启蒙时代的学者，他要是放弃了“启蒙价值观”，反而十分可疑；但“内部研究”的历史方法使他不愿意从外部对事物进行“否定”，这使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历史对象的“可理解性”。因此，他学术的“矛盾性”，具有其内在的辩证性和丰富性以及方法论启示，看不到这一点，事实上就错过了洪子诚学术思想的内质。

注释：

1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2 4 6 13 21 32 郜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3 7 14 20 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5 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IV，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57.

8 参见拙文《由文本通往历史——洪子诚“历史化”文本阅读法的启示》，未刊。

9 10 22 24 25 26 27 28 洪子诚：《读作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第332，332，286，193、190、190、257、261页。

11 参见拙文《文学史写作与90年代的知识转型——以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为例》，《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12 钱理群：《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15 16 17 18 29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6、96、96、59—60、286页。

19 23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122页。

30 赵祖谟：《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及其形成》，《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31 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

33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页。

34 35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7页。

作者简介：

陈培浩，男，1980年出生，青年评论家，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特支人才计划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作协签约评论家，现为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韩师诗歌创研中心主任。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争鸣》《中国文学研究》《中国作家》《作家》《文艺报》《江汉学术》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十多篇。论文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已出版《迷舟摆渡——陈培浩诗歌评论集》《阮章竞评传》《互文与魔镜》等著作。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首届广东青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奖项。